1993年，是于根伟希望我能够“好好写写”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中于根伟完成了足球生涯中的第一次飞跃。由青年队提升到天津一队，并仅仅通过了两次替补上场的机会，便牢牢占据着天津队的主力位置，乃至核心地位，十年弹指，始终如一。
1993年的全运会比赛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代表天津一队参加比赛，而且我的表现绝对出彩儿，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主力，一直到今天。
天津队在1993年的七运会预选赛中表现得并不理想，进入决赛圈的过程极为艰苦和惊险。小组赛是在成都进行的，但天津队前两场比赛都安排在了成都近郊的彭县，两场比赛中我都是作为替补上场的，位置也一直固定在右前卫。但那两场比赛天津队打得并不好，不仅获得小组第一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而且要想以第二名的身份进军附加赛，必须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战胜广西队。广西队当时还是一支很有实力的球队，虽然天津队整体实力占优，但谁也不敢打保票一定能战胜对手取得出线权。
与广西队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在成都进行的，我第一次进入了天津队的首发阵容，位置还是右边前卫。也许注定成都就是我的福地，那场比赛我表现得比前两场更出色，不仅进了球，而且最重要的是帮助球队闯进了附加赛。
七运会的附加赛是在太原打的，天津队被分在了一个“死亡之组”，河南队和湖北队和我们的实力不相上下。第一场比赛我们输给了河南队后，出线形势非常不利，我们再次迎来了小组赛中的同样境地———必须在最后一场比赛中背水一战击败湖北队，取得最后的出线名额。我从小就很自信，从来不惧怕任何对手，虽然我当时还是队里最小的队员，而且又面对这么关键的比赛，但心里一点都不怵。在那场比赛中，我们最终以2：0获胜，我打进了第一个进球———我在禁区前沿拿球后就开始启动、突破，最后连过了三名防守队员把球打进了。要是那时候有电视
转播就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进球录下来，绝对精彩！
后来在北京的决赛里，我们第一场打东道主北京队，我进了一个球；第二场打四川队我又进了两个。虽然最后我们小组没能出线，但我三场比赛全部首发出场一共进了三个球，而且都是作为前卫队员打进的，我觉得很满足了。
在七运会时带队的是沈福儒指导，在我1991年刚满17岁时，他就把我正式调进了天津博桑队，打全国甲B联赛，我想这至今在全国都是一个没人能打破的纪录。我在七运会的比赛中能得到主力位置，这得感谢沈指导敢于大胆启用新人，但我自己也真争气，没有让他失望。
说实话，刚进队的时候，我还真有些怵头。不是不相信自己的实力，而是在平时和老队员们打交道中显得有些拘束，毕竟施连志、宋连勇、山春季、霍建霆他们都比我大十一、二岁。但后来也就逐渐适应了，而且我始终相信以自己的实力完全应该占据主力位置，但信心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起码我能做到一点———即便让我上场10分钟，也能让教练眼前一亮！你知道，当时天津队里除了一批国字号的老队员外，还有韩金鸣、沈奕、张军等26岁左右、正值当打之年的中生代球员，能够跻身主力阵容真的不容易。
其实1993年只是我以前许多年的奋斗、积累的一次爆发。1991年我进入国少队，1992年入选国青队，并且为中国拿到了阔别已久的亚青赛冠军，在两支国字号球队中我始终是雷打不动的主力。1992年沈指导入主天津队，他当年就招我入队，但由于我随国青队集训、比赛，实际上是等到1993年初一队从广西南宁冬训回来后才正式入队的。
为什么我一直认为1993年是我运动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呢？因为在全运会后，我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发挥，一举入选国奥队。在那支国奥队里，我是年龄最小的球员，没有实力根本挤不进去。不过那一年我也真是累坏了，因为我同时要代表四支球队打比赛：天津青年队、天津队、国青队、国家二队。疲劳是肯定的，但也正是在1993年，奠定了我以后十年在天津足坛和中国足坛的地位！这就如同考上了大学，以前的辛苦都值了。
1994年，是于根伟最不愿意回忆起来一段时光。因为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受伤，却整整阻碍了于根伟十年的足球路，甚至他这一辈子已经注定将要背负着这次伤痛。代表国奥队参加了一场毫无实际意义的友谊赛，付出的代价却是将终生为伴、永远残损的膝盖。
1994年的那次受伤，不仅影响了我的运动生涯，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那次受伤，或者能够及时地进行手术治疗，我相信我今天绝对不会在国内踢球！
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国奥队在9月份到山东淄博与朝鲜队打一场友谊赛，但当地的赛场条件实在太差了，草皮坑坑洼洼没有一块平整的。下半场比赛中，我在中场拿球后快速突破，这时朝鲜队一名后卫迎上来封堵，我们两个的速度都很快，眼看要撞到一起了我们都想躲开对方，毕竟这只是一场友谊赛，没必要这么玩命，但那个队员因为场地不平突然摔倒了，倒地时正好砸在我右腿膝关节上。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可别骨折了！因为自己当时还很年轻，对于运动创伤也不十分了解，最害怕的就是骨折，耽误了训练和比赛，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次受伤会有现在这么严重的后果，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我的一生。
其实那次受伤并非不能避免，主要是因为比赛太密集了，我的身体始终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虽然那年我已经不需要再代表天津青年队打比赛了，但还要三线作战：联赛、国青队、国奥队，一个都没少。甚至在到国奥队之前，我还代表天津队打了一场友谊赛，好像对手也是朝鲜队。
说实话，当时国内对于运动创伤的认识还很模糊，还在讲究着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呢。但平心而论，国奥队当时对我的伤势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大戚始终非常看重我，他也一直将我视为绝对主力。我受伤后国奥队马上让我回天津治伤，并且要求我一定要耐心治疗，彻底养好。
回到天津后，一些专家也针对我的伤进行了检查，但由于感觉没有把握，治疗方案迟迟没有出来，手术也就一拖再拖下去了。按照正常情况而言，这种伤应该及早治疗，因为我的外侧半月板严重受损，已经掉了几片骨头，由于没能及早取出来，几片碎骨一直在磨损着软骨，软骨组织的表面是非常光滑的，稍微有一点磨损就回感觉非常疼痛。现在我经过了两次手术，但依然受到这次受伤的后遗症的影响，别说比赛时膝盖很疼，就是天气稍微一变化，膝盖都会疼，都快赶上关节炎了。所以每次训练和比赛后我第一件事都是用冰袋冷敷膝盖，我也想轻松一点，但实
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没能尽快治疗的主要原因还是天津队当时正处于冲击甲A的关键时刻，我现在说自己的关节有多么难受，绝对不是要埋怨谁，因为我觉得为天津队效力是自己必须要做的，否则对不起领导、对不起球迷，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当初我是这么想的，今天依然如此，以后也不会改变。拖着一条伤腿回到天津队，正赶上最后几场关键战役，尤其是在主场战胜湖南队后我们提前升级，在那场比赛里我打进了两个球。完成了任务，我才能够安心地去养伤。
1995年，于根伟终于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这样坚持下去了，于是已经拖了一年的伤腿终于做了手术。手术应该还算成功，但为了天津队的保级大业，于根伟不得不在手术后一个半月就重新披挂上场。而按照医生的规定，这种手术后至少再休养两个月才能进行恢复性训练。天津队终于保级成功，为天津球迷留下了不灭的激情，而于根伟留下的则是一对不堪重负的半月板———与50岁中年人相仿的半月板。
1995年，我的手术其实是失败的。但为了天津队，我无法选择。说老实话，我真的挺佩服自己———如果换了别人，赶上我这个伤病可能早就退役不踢了，但我一直咬牙这么挺着。现在还稍好一些，以前打比赛前都要打一针封闭，其实也就是心理作用，自己安慰自己的办法，一点治疗效果都没有。
我从职业联赛以来，每年的进球数都在天津队中数一数二，但只有1995年甲A联赛，我只打进了两个球，这也是我二十年球员生涯中的最低纪录。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右腿就是使不上劲。
由于1994年受伤，这一年年初我没有参加球队的冬训，开始阶段的联赛也基本没有参加，等到联赛中期才勉强打了几场比赛，但明显感觉到自己不行了，这才决定彻底进行手术治疗。虽然当时北京三院在运动创伤方面的手术水平还无法和今天相比，但手术效果实际上很不错，如果能够得到足够充裕的休养时间，这个伤绝不会影响我这么久。
可是1995年天津队刚刚升上甲A，排名始终非常靠后，到了最后阶段只能为保级苦苦支撑了。由于球队需要我，所以我在手术后一个半月就上场比赛了，而当时医生反复告诫我必须要等到两个月后才能开始恢复性训练。当我的主治医生看到我仅仅用了一个半月就上场比赛后，他非常惊讶地对我说：“根伟，真不知道是我的医术高明，还是你的身体素质太棒了。这真是个奇迹！”
但谁能清楚我承受的痛苦啊！那种感觉不仅是难忍的伤痛，还有因为伤病严重影响着自己的发挥，我真着急———不是我能力问题，就是我的腿不争气！
1995年曾经有一次我回到国奥队集训，大戚指着我鼻子就骂：“我让你回家好好养伤，结果你参加联赛；等到国奥队集中了你又因为伤病得休养！”其实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大戚，因为他一直非常看好我，国奥队实际上等了我两年，我不在队里的时候，他一直不让别人穿10号队服，就是等着我呢。由于恢复期不够，实际上这次手术治疗等于失败。
1996年，于根伟终于以国奥队10号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奥运会预选赛，但原先被戚务生寄予厚望的他，因为一些战术原因在最后关头被摒弃在了主力阵容之外。兵败吉隆坡后，成为于根伟在国字号球队中第一次阵痛。
1996年的国奥队绝对应该冲出去。我到现在也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坚决地用我打主力，国奥队不会是这个结局。
我在国奥队组建以后的时间里，只要没有伤病肯定是绝对主力，而且我的实力也得到了教练组和队员们的一致认可，主力位置是我凭借真实的水平争取来的。但在决赛阶段第一场比赛前，我和大戚因为一些业务问题发生了一些争执，随后我就被排除在了与哈萨克斯坦队比赛的首发名单以外。也许是上天有意安排，顶替我上场的是我的好朋友杨晨，但他却被红牌罚下来了，在2：2平的时候大戚终于决定换我上去，结果我马上就打进一个，然后助攻一次。我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那场比赛后我再次回到了主力阵容中。
其实那届国奥队的实力很强，只要最后一场比赛中打平韩国就能出线，以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我们绝对应该能完成任务。但那一天似乎老天都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了，先是在我们适应场地时突降大雨，比赛被迫延迟，而等到比赛正式开始后我们的身体又凉了下来，状态明显不行了。
但在比赛开始前，大戚突然改变了早已预定好的战术安排，把我从前腰位置上撤下来，换上了一名后卫，打起我们并不熟悉的532。结果那场比赛打得太混乱了，输得实在冤枉！赛后拉德也评价说：“我走过了这么多国家，执教了很多球队，但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赛前临阵换阵的情况发生。”
1997年，于根伟原本期待已久的一场美丽梦幻破碎了。在于根伟看来，自己本应有能力掌握的比赛，却莫名其妙地输掉了。那一年的金州，于根伟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悲凉更没有悲壮，有的只是长达四年的愧疚和懊恼。
1997年，我们真的不应该是那种结局。我始终认为那届国家队是近几届中实力最强的，有特点的球员非常多。最终进入法国世界杯的32强中，完全有理由有中国队。那是我记忆最深、最苦的十强赛。
在十强赛结束前，我一直都认为中国队是理所当然的小组出线者。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待那支队伍，但我就是这么自信。你看无论是范志毅、、高峰、我，还是李铁、效瑞他们几个年轻的，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其实那届国家队开始时给我的感觉好极了，因为我在组队很长时间以内都没有正式参加过几次集训，但就在十强赛开幕前赴英国拉练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彻底征服了所有人，包括以前对我还存在一些怀疑的人，我进入主力阵容绝对有说服力。大戚甚至根据我们几名队员的特点，设计了451的阵型，由我和姚夏组成双前腰。要知道，我那时才刚刚23岁，就能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占据主力位置，我为自己感到自豪，也有种成就感。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是那种喜欢锦上添花的人，我要追求的是最有力的一击，我希望也相信自己有能力攻破最坚固的城门。所以在十强赛前，我都很兴奋———自己这么多年追逐的梦想很快就会实现了。
首场打伊朗我发挥得并不十分理想，70分钟时因为抽筋被换下来了，其实那场比赛我们有6名队员都抽筋了。我想原因除了大家肯定都有的紧张情绪外，赛前过高地估计了伊朗队的实力，也是一大原因。由于过分看重伊朗队，赛前无论是教练还是我们自己，都要求自己在场上每球必拼，全场压迫式打法，这样太消耗体能了。现在回过头看看，觉得很可笑，根本没有科学性可言，太不成熟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只有一根弦———跟他们拼到底了。正是在这种精神高度紧张的氛围中，肌肉就更容易僵硬、抽筋。
其实原本我们还有很多机会，但都是由于自身的不自信和不成熟，将这些机会一一断送了。而我也在与沙特队的第三场比赛中早早受伤下场，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第一次冲击世界杯的征程。我还记得沙特队那个14号，因为我的铲球，他倒地后再一次砸在了我右腿膝关节上……有时就是命，其实我之前的足球道路一直很顺，好像因此要让我多受些磨难吧。
1998年，于根伟经历了重回甲A的喜悦，但更让他欣慰的是，这年年底，在吉梅内斯的联系下，于根伟飞赴乌拉圭，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膝关节手术。不仅彻底治愈了困扰他多年的膝伤，而且险些成为登陆南美足坛的中国第一人。
199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天津队回到甲A；我去乌拉圭治伤；差一点加盟了佩纳罗尔队……每一件事对我日后的影响都很大，但对我刺激最深的还是治好了我的腿伤。
对于1998年重回甲A，说实话我倒真没有太多的感触。因为我始终认为天津队就不应该降级，但1997年队里发生了太多的意外情况，很多人的注意力和精神，都没有完全放在足球上，所以才造成了球队的混乱和成绩的大滑坡。
而在乌拉圭生活的那段时间，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原先我已经联系好了要在十强赛结束后到美国做手术，但由于联赛没能成行。这次吉梅内斯利用他在乌拉圭足坛的巨大声誉，为我联系了最好的运动创伤专家。不仅治好了膝盖，而且他还帮我联系了佩纳罗尔和民族两大乌拉圭豪门。
吉梅内斯当时对我说：“于，你太可惜了。如果你不是生在中国，哪怕你是乌拉圭人，现在我保证你已经是意甲球员了。现在两家俱乐部你可以随意挑选，哪支球队都很想要你。”佩纳罗尔和民族队当时给我开出了很优惠的条件，不仅不用试训，而且半年工资就达到17万美金，这在当时来说已经很可观了。
但天津队当时还刚刚回到甲A，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最终还是拒绝了吉梅内斯和那两家俱乐部的好意。不过当时还有人担心我去了乌拉圭就不会回来了，其实吉梅内斯也对我说：“你如果想好了就不用回去了，我们派人回去帮你谈判。”但我最后不是回来了吗？
1999年和2000年，对于根伟来说也算难得的平淡时期了。第一年天津泰达队创造了职业联赛最佳排名，而于根伟也更加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天津队中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但足球以外的纷扰，反而成为将于根伟卷进了意料之外的漩涡———与金志扬的矛盾，与张效瑞的不和，殴打出租车司机，各种传言替代了伤病，再一次困扰着于根伟。
但恩师李振民的逝世，才是这一年中给于根伟最大的打击。
2000年底，我又一次去乌拉圭，希望能转会佩纳罗尔，虽然谈判一度接近成功，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还是没能成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当时的心态已经变化了，不再像24岁时那样冲动了。
也正是在我启程前，去看望了恩师李振民，那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事实上，那时我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2000年底，我的授业恩师李振民辞世了，在我动身去乌拉圭之前，我去医院看望他，当时看着已经非常憔悴的李导，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没说几句话我就转身走了，因为我实在呆不下去了，看着李导的时候眼泪还能强忍住，但刚走到门口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哭，停都停不住。当时我就已经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我们师徒最后一面了。
现在李导已经离开快三年了，但我终生都不会忘记他。每到逢年过节，我都会到师母家里看看，陪她说说话。是李导带我走上了足球这条路，没有李导就不会有我于根伟的今天。
记得我小时候练球的时候，我爸妈就反复教育我，一定要记住李导，以后一定要报恩。从小他们就给我灌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的道理。由于当时年纪小，我虽然知道李导对我好，知道要听父母的话，但并未真正的理解。现在长大了，我也真正地意识到父母、还有李导平时言传身教的作用和意义，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李导永远都是我的父亲。
离开李导后我很快到了乌拉圭，虽然这次要经过试训，但佩纳罗尔俱乐部的主席和球队主教练都非常看好我。原本我随乌拉圭国家二队训练，但由于球员大罢工，加上佩纳罗尔和民族两队球员在比赛中严重斗殴，从教练到球员都被带到警察局了，其间这样前前后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浪费了。而且那时我也认为球风非常粗野的乌拉圭联赛实在不适合我，我已经不是两年前那个24岁的小伙子了，我已经有了很多顾虑———我不是为了闯荡才出来踢球的。
至于外界对于我和金志扬有矛盾的说法，我不想解释太多。我们两个人都能尊重对方，但也绝不是朋友。我始终承认他是一名业务能力出色的教练，带队期间确实为天津队带来了变化，但老金在一些为人处事方面处理得并不好。比如他经常说：“你们天津球员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起码是对球员的不尊重，既然来到天津队就应该融合进来，真正把自己当作是天津人。有人说我挤走了金志扬，我只想说一句———我能得到今天的成绩，除了足球技术，为人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
至于有人说我和效瑞争位置，引起不和的说法更是扯淡。我对效瑞非常了解，他很厚道，但也有自己的个性。如果没有个性他绝对踢不到这份儿上。竞争在任何队中都是正常的，虽然我们没有达到过命的交情，但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说起“打人事件”，我更不想多说什么了。事情已经得到了证明，我想无论是我还是被害人，事情的真相只有自己最清楚，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行。
2001年，于根伟打进了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具意义的一个进球，但他过得并不快乐，也许只有10·7之夜才让于根伟真正发泄了出来，而载体是他期待已久的方式。
2001年对我来说，是耻辱的一年。
我们终于完成了44年的梦想，终于打进了世界杯。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多么了不起的成功，因为在那种分组形势下，我们根本没有不出线的理由。看看我们的对手都是什么水平，有些甚至和甲B球队差不多。
这次十强赛对于我，和1997年那次相比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两次我都是在最后时刻进入国家队的，而且都通过一系列的热身赛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十强赛前无论是足协、中方教练、队友，还是媒体和球迷，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都认定我应该成为主力前腰。原先打前腰的马明宇在十强赛前特意找到老米，说他不适合在中路，希望能调到左边前卫的位置上。这说明队友很清楚我的实力，但我至今也不清楚老米为什么不使用我，如果不是对阿曼队之前祁宏停赛，我想我还不会得到首发的机会。我绝对不服气，我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敢这么说！
我一直希望对手能表现得强一些，这样我就能获得更多的机会，让老米看看究竟谁更有实力，但可惜对手实在太差劲了。如果没有那个进球，我想我会更郁闷，但有了那个进球，我依然无法快乐。
我始终认为，1997年十强赛的国家队是实力最强的，我能在那支球队中争取到主力位置，有一种成就感。但在这支国家队中，我竟然没有获得主力位置，实在有些丢脸。但到底是因为什么？没有人对我解释。
2002年和2003年，对于根伟而言已经显得很淡然了。也许是成家立业的缘故，也许是年龄渐长的原因，于根伟对于很多原本十分在意的东西已经淡漠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激情和动力……
2002年，我没什么可说的。世界杯是一名球员最大的梦想，但能否首发出场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在世界杯时就曾经跟你说过：“老米既然能带我来，就说明他清楚我的价值，也说明他并未完全放弃世界杯，他希望有几名队员能在关键时刻帮他一把。所以能否以首发出场，我已经不在意了。我更不想再为难老米了。”
我这么说，并非是因为我不想打主力，那不是我的个性。但有些事情实在不能说出来，世界杯是所有人的梦想，所有人都希望能上场亮相，但我不会为了上场而做出一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我永远都是这样骄傲。
至于2003年，我想在我效力天津队第十个年头真正结束的时候，一定还会有很多感受，啖现在还没有过完这一年，谁也预计不到将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