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电影

尹鸿：电影传播的价值观要符合现代文明的常识

2016-01-08 尹鸿 詹庆生 北青艺评

昨天，我们放送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与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文化传播系军旅影视制作教研室主任詹庆生两位老师对2015年国产电影分门别类的梳理、分析，今天带来的是两位老师对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和新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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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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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都有票房过亿的电影 蛋糕做大才有可能分众

詹庆生：又到年终岁尾，是时候对2015年的中国电影做一个盘点了。我们都能感受到2015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势头强劲，您能不能先简单概括一下其整体发展的态势？

尹鸿：2015年，中国电影产业延续了过去黄金十年的发展态势，票房增长率超过45%，票房突破440亿，接近北美市场票房的70%。照此态势，中国在两年内就会超过北美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

同时，国产片票房喜人，在高票房电影排行榜的前五名中就有三、四部是国产片，这说明国产电影在市场的适应能力与竞争能力上大有改观。既有《捉妖记》、《寻龙诀》这种达到工业化水平的奇观化影片，也有中小成本制作的精品，类型丰富。我们说过，只有市场的蛋糕做大了，市场的多样化才有可能，一块儿小饼干，是不可能出现分众市场的。虽然高票房的影片一般商业性都很重，但今年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壮大确实为差异化的电影提供了不小的空间，像《烈日灼心》、《滚蛋吧，肿瘤君》这样商业性不强的作品也收获了好几亿票房，甚至《喜马拉雅天梯》这样的纪录片都有1000多万的票房，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电影供给开始丰富、分众、分层次了，并不只有商业片才能在市场上存在。

詹庆生：我统计了一下，国产票房前四名都是今年创造的——《捉妖记》、《港囧》、《寻龙诀》、《夏洛特的烦恼》，如果加上进口片，那影史上前10名中有7个都是今年创造的。2015年，过亿的国产片就有将近50部。

尹鸿：这个数字说明几乎每周都有过亿的影片。这不仅意味着超高的消费能力，也反映出观众的消费频次。过去一年只有3、4部票房过亿的电影，且基本集中在贺岁档，而接近50部的数字说明去影院观影已经成为城市青年的习惯性消费。过去看电影如同每年过年吃的一顿饺子，而现在则像是每周打打牙祭。

詹庆生：刚才说的还只是国产片，加上进口片34部，一年过亿影片在80部左右，电影产业壮大的速度令人惊叹。但相比之下，反而是传统的贺岁档票房显得疲软了。

尹鸿：最近3年都是这样的状态，贺岁档疲软，但爆发了一个新档期是过去没有的，就是“春节档”，这主要是因为三、四线城市也有了影院，春节便成为全家观影的档期，“春节档”创造出的电影高票房经常会出人意料，特别是合家欢类型、综艺类型的电影收益颇丰。而“春节档”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培养了很多平时不怎么看电影的观众走入影院，由孩子带动全家，为培养潜在观众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新力量”取代旧势力 小镇青年决定趣味

詹庆生：2015年，中国电影在创作上有什么整体性的特点或者趋势呢？

尹鸿：过去我们总说“新生代”，我觉得2015年应该换个词，叫“新力量”。新锐创作者已经不是黑马，而是成为了电影市场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过去，我们说宁浩、陆川偶尔冒出来，冲击一下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以及几位香港导演所支配的主流电影市场。而2015年情况反转，老一代导演的作品反而沦为边缘、后备，新生代导演正式走到舞台中央，80%的高票房电影都来自新生代导演，国产电影的改朝换代正在完成。在新生代中，大多导演不仅面孔新、年纪轻，甚至也是跨界的。有人说，不仅“第五代”导演有些老态龙钟了，连中生代的“第六代”都没来得及茂盛就走向了边缘，现在80后甚至是90后都生机勃勃地出现在了电影舞台上。

我判断这种代际变化的原因有二：一是新市场带来新观众，众多没有太多观影经验的观众进入影院，他们更容易接受接地气、叙事朴实、与自己成长经验相关的作品。5年前，由大都市白领的趣味决定电影，而现在由中小城市的“小镇青年”趣味决定电影。第二是新媒介的影响，互联网不仅为电影提供了诸多包括IP在内的元素、素材，也提高和改变了电影推广的渗透能力。以往，电影宣发依靠覆盖，覆盖大都市是容易的，但由于成本问题，根本不会覆盖中小城市，而现在新媒体将电影票与电影营销紧密结合，对三、四线城市都实现了相当高的电影营销渗透到达率，使这些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詹庆生：也是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吧，我觉得这些电影新生代导演的成长过程和电影拍摄观念也与传统的“第五代”、“第六代”有明显不同。

尹鸿：对，与以往不同，这些电影新锐不一定是电影世家，不一定是电影圈的人，他们没有传统电影圈人的那种贵族意识。以前，“玩电影的”人是瞧不起与观众互动的，而这些新生代导演往往是在互联网上拍视频、写网络小说或者搞戏剧演出出身的（如“开心麻花”），是互联网大浪淘沙的结果，所以他们具有天然的草根性，也更容易接近刚才讲的新观众、新市场。同时，他们这代人的电影梦想与上一代又特别不同，以往导演的电影梦是“拍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而现在的电影创作者却想“拍一个让大家嗨起来的电影”。这种观念的改变让电影与观众之间互动增强，创作者更注重对观众情绪、情感的把握，这也是这批电影为何能成为电影市场主力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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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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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市场老处在不可确定的变动中

詹庆生：最后我们谈一下问题吧，您认为中国电影在产业上、在艺术创作上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尹鸿：首先还是工业化水平。2015年，国产电影在创作上的进步高于制作上的进步，整体的工业水平还是不足。能够有工业竞争力，工艺上特别成熟、精致的作品很少，《捉妖记》是少有的在这方面成功的作品，当然《破风》也不错，《九层妖塔》也有半部好作品，但整体上来讲还是与好莱坞有很大距离。未来的一些幻想类作品、重类型的作品需要很好的工业分工、工艺程序和工艺水平来支撑。工艺水平的全面提升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可能是中国未来市场开放以后面对的最大威胁。

从商业角度来讲，电影品牌性不够。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系列品牌还是建构不起来，《喜羊羊与灰太狼》基本上已经被过度消费，《人在囧途》、《泰囧》到《港囧》那三囧其实故事人物都不同，现在也是强弩之末。现在，中国电影偶然性太大，每年都不知道哪一部作品能够创作更高的社会价值、商业价值。没有品牌，所以稳定性就差，市场就会老处在变动的状态中，可控性不足。而一个成熟的市场基本是有70%到80%是可预见的，有30%是不稳定的，而中国可能70%都是不稳定的，这个市场就是脆弱的。

过去的“黄金十年”，其实稳定性很强，每年知道哪几个导演能够占票房的半壁江山。但今天在新生力量大量出现以后，这种稳定性变得很差，不知道他们是昙花一现还是可持续、可复制。

大公司知道自己应该供给一些差异性产品，但现在大公司的市场集中度降低了。原来华谊、博纳、中影、光线几家公司基本上占了主流商业电影半壁江山，相对来讲它们对自己的产品可以有规划性。现在大量中小公司、互联网公司拥进来，市场的可规划性就变得很弱，不知道投什么产品，怎么去投，必然会导致各种模仿跟风学习，粗制滥造和同质化的现象会很明显。

最后的隐忧，我觉得是对市场对观众的成长性判断。“小镇青年”趣味和他的文化需求在这个社会转型过程当中怎么变化？如何变化？变到哪里去？能否判断出变化的轨迹自然会对创作构成大的影响。对观众和市场的改变，我们能不能做出前瞻性的判断，也显得十分关键。

价值观：电影应该表达现代文明常识

詹庆生：现在中国电影越来越好莱坞化，以工业、票房为标准。我们刚才谈的更多也是围绕怎么创造出商业价值。一些产品没有获得更高的商业价值，是因为他们没有契合主力观众的心理和文化需求。现在大家都去迎合，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讲，您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现象？

尹鸿：中国电影在文化或者艺术上的“革命性”，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早就消减了，谈批判性是件很奢侈的事。但我一直呼吁电影能够在传达娱乐、提供消费同时，起到建构现代文明常识的作用。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应该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传达自由、平等、公正以及尊重、诚信、爱这样一些基本的人道精神和文明常识。

像《十二公民》这样的电影，帮助社会建构一些理性沟通和协商达成共识的方式，就值得赞赏。中国电影现在不是一个培养革命意识的时代，革命意识无处安身。最重要的也能够做到的其实是通过电影建构现代文明常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国家、传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男人跟女人，老者跟幼儿是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应该建构以人为本的基本常识。可现在，这些价值观无论在商业电影还是在艺术电影当中都非常混乱。

建立这样的基本的价值观，电影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美国这些年拍摄的《林肯》、《帮助》、《为奴十二年》、《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韩国的《辩护人》等等，都在维护和表达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电影在这方面需要自觉意识。

我老讲一个比喻，吃饭你可以选择粤菜、川菜或者鲁菜，那是多元化。但如果你说吃饭好，他说吃屎好，这就不是多元化，而是对人的权利的不尊重。同样，对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搞不清楚，也不是多元化而是价值观混乱。

比如说，“家国一体”这样的观念就不符合现代文明常识。家庭是血缘关系形成的不可改变的等级，但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可以选择的契约约定，家和国怎么可能一体？只有封建王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才是家国一体，现代社会里，家、国必然要区分。又比如，只宣传人人要爱国家，不表达国家必须爱人人，这也不是现代文明价值观。

中国处在一个需要建构常识的时代。电影不仅要满足大众精神消费的需求，还应该为社会建构基本的文明常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包括人与当下、历史应该是一种符合人道主义、人性解放的价值关系，不能把二十四孝还当做今天的价值。让小孩子背《弟子规》，那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常识，缺乏对人的生命、权利、自由选择的尊重。所以我批评一些电影，往往因为这些电影所传播的价值观，违背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平等、尊重的基本理念。中国需要有传达文明常识的主流电影，正如需要人与人共识的基本价值认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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