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
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做赵归真的道士，向他学习法术。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
武宗在道士们的影响下，对佛教的打压层出不穷，但在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偶发性的，直到这一年，武宗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运动。
这年四月，武宗请管理僧道的祠部先进行了一次调查，查出全国已经有寺庙4600座，僧舍（兰若）4万处，和尚尼姑共26万零5百人，全国人口占比约0.5%以上。
到了七月份，皇帝正式下达了灭佛的法令。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在每一个大州留一座寺庙，有的寺庙里会有先皇先贤的塑像，都可以移入到这座保留的寺庙内。至于小州，则不需保留佛寺。在东西两都，每都保留10座寺庙，每座寺庙10个和尚。
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精美的寺庙，可以考虑保留一座，如果没有也不用保留。两都可以考虑各保留四所，每所30名僧人。其中上都长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除了皇帝允许保留的几十所寺庙之外，其余的寺庙都予以毁弃，僧尼全部还俗。
在唐代一直繁荣的佛教突然间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这不是事情的结束，除了佛教之外，全国当时还有从中亚传来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的袄教。这两个教派约有3000名僧人。既然灭佛，景教和袄教徒也必须有个处理方法。武宗决定连这两个教派也不保留，3000僧人一起转业。
然而，三个月后，新的麻烦又来了。佛教除了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慈善机构。在唐代，佛寺也负责赡养一些老弱病残人士，当佛寺关了门之后，这些人没有着落，大部分贫病交加接近死亡，成了人们批评皇帝的把柄。
唐武宗只得再次下令，命令京城和各州的政府拨出一定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地租来赡养这些人士，将原本属于佛教的慈善变成公办。当然，这个机构效率不会高，却可以堵住批评者的嘴巴。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唐武宗加入了一个光荣的短名单，历史给这个短名单起了个名字：“三武一宗”。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灭佛的皇帝一共四个，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
但让佛教徒感到骄傲的是，唐武宗第二年就遭到了“报应”：他崇信的道士们请他不停地吃丹药，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皇帝中毒死了。
新登基的唐宣宗随即废除了武宗的灭佛措施。那时，由于老皇帝死去，许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寺庙之中，宣宗下令，对于僧人回流的现象，政府不得制止。
佛教徒对于唐武宗之死欢欣鼓舞，但他们只是从教义和因果报应的角度去看问题，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们惹祸的其实不是信仰，而是他们太富有了。
在历史上的“三武一宗”中，皇帝灭佛的理由只有一个：财政。而他们看中的不是佛经对错，而是三样东西：
一，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里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和尚，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
二，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三，佛寺的铜像。在唐代后期，缺乏铜币一直是经济的巨大困扰。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钱业，垄断的弊端一一出现，既缺乏铜也缺乏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经考虑过对寺庙采取限制的做法，比如，和尚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纳税，而寺院必须用土、石、木头来做塑像，只准在纽扣、饰物上用一点铜来装饰。但这些方法受到了太多的抵制，无法推行。
唐武宗的灭佛彻底解决了问题，可谓硕果累累。根据他的总结报告，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不菲：直接还俗26万人僧尼，把他们都变成了两税户，同时，佛寺雇佣的15万奴婢也被政府抓了出来，变成了两税户。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数千万顷，都是最优质的土地。
至于佛像，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估计，但是，当皇帝下令把佛像铸成铜币，政府的铸币机关竟然发现效率太低，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么多铜像融化。当大量的铜币涌入市场之后，全国的物价立即出现混乱。到了宣宗时期，竟然需要把一部分钱币重新铸成铜像，减少货币投放量。
宣宗恢复佛教后，并没有将相关的土地资源重新划给佛寺，他获得了武宗带来的好处，却避免了灭佛的恶名，可谓一举两得。
武宗的灭佛也可以看做唐代漫长崩溃中的一个环节。安史之乱后，唐代虽然已经孱弱，却又挣扎着，进行着周期的波动，一时间恢复，一时间衰落，直到100多年后才最终解体。
唐德宗用一生聚敛财富，虽然制度性的败坏已经深入了骨髓，但从表面上，德宗积累的财政又足以让他的孙子唐宪宗进行再一次的集权的努力。宪宗也因此被称为中兴皇帝。
唐宪宗在财政和官僚制度上，对唐代藩镇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并在其统治的15年间，让大部分藩镇重新听命于中央。
公元809年，元和四年，唐宪宗针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在改革之前，地方上缴中央的财政是上贡式的，州政府征税后，留一部分给自己，剩下的交给节度使，节度使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才会上缴（或者进贡）给中央。
唐宪宗试图限制藩镇的征税权。由于每一个藩镇（节度使）都下辖几个州，而藩镇选择其中的一个州作为驻扎地（直辖州）。皇帝规定，节度使驻扎的那个州（直辖州）的征税完全交给节度使支配，中央不再指望这个州的财政。但是对于其他的非直辖州，其财政则完全上缴中央，不再经过节度使。
中央政府这种自断一臂，保全身体的做法，其实将节度使的权限减少了。之前的节度使可以对下辖的几个州财政全部插手，现在只能插手一个州。相当于将节度使的财政降到了和州同样的级别，自然引起了节度使的不满。
但唐宪宗由于财政状况比德宗时期好转，他坚持不懈、依靠着灵活的合纵连横，加上武力胁迫，将这项政策逐渐灌输下去，让大部分藩镇遵从了这个新的规则。
十年后，到了唐宪宗执政的末期，当财政重整规则见效、藩镇的财政权受到遏制后，皇帝再次推出了另一项制度：针对于藩镇的军事制度，采用与财政制度类似的规则。节度使直辖州的军事完全归节度使统辖，而非直辖州的军事权力被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辖军队也不再听从节度使的调遣。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将军事权交给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强了地方分权，但由于削弱了节度使的军事权力，藩镇对中央政府的反抗能力大幅度减少。
在这两次改革中间，唐宪宗也逐渐利用军事行动，将当年侮辱他祖父的东北诸侯一一收入控制之中。
而对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除了东北诸藩镇之外，还有淮西节度使。这个藩镇地处运河要道，威胁着唐代中央政府的漕运安全。在唐宪宗的支持下，唐代名将李愬率领中央军，雪夜奔袭，拿下淮西藩镇的中心蔡州，拔掉了这枚钉子。
根据统计，宪宗初期每年都上缴赋税的有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个道，一共有144万户，只有天宝年间的四分之一。而政府财政需要养活的士兵却达到83万，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平均每两户就要养一个士兵。京西北和河北地区由于军队太多，将赋税全部减免。
而到宪宗统治结束，全国户数已经达到335万，士兵人数99万，大约三户养一兵，比起当年已经有了好转。
唐宪宗的削藩和集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人们将他视为中唐以后最强大的君主。但人们忽视了其中一点，任何一次削藩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宪宗时期的财政虽然经过重整，但远称不上健康。而当宪宗付诸于武力时，那条左右了德宗的财政规律再次起作用了。
在下一任皇帝时期，东北藩镇又不服从中央的领导，而帝国的财政已经不允许再采取如同宪宗时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帝国经过了几代皇帝的懦弱和宦官的专权之后，传给了唐武宗。武宗时期的财政收入再次出现困难。
武宗必须依靠武力来解决泽潞节度使的反叛，这次反叛虽然胜利，却留下了巨大的财政窟窿，皇帝必须依靠灭佛来筹集财政资源。
由于税务整顿起到了作用，也形成了唐代最后一个安定时期。在武宗与宣宗的时代，唐代户口恢复到了495万户。
只是，这时的所谓安定，与财政匮乏始终是相伴而行的。唐宣宗时期，全国两税、盐酒茶的专卖收入每年有922万缗，但每年的开支却要多出300多万缗，而其中的财政缺口只能靠寅吃卯粮、提前收税来解决。这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末世的气象，民间的反抗已经不可避免。
在宣宗还没有死去时，浙东的裘甫叛乱已经爆发。政府为了镇压反抗，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财政。而更多的税收引起了对民间更大的压迫，这又会带来更大的反抗。所以，一旦财政入不敷出，很容易就会堕入到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再也挣脱不出来。
各地反抗频发时，唐宪宗改革的另一个弊端又显现了出来。唐宪宗为了削藩，不惜降低整个政府的行政效率。比如，在藩镇统兵时期，藩镇为了自身的生存，会加强士兵的训练，保持一支精兵。但唐宪宗削弱了藩镇的力量，将兵权分散在各个州刺史手中，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州刺史没有动力保持军队的训练，当财政不足时，首先考虑的是克扣军饷，减少军事开支。
公元865年，咸通六年，越南北部（当时属于唐朝）出现叛乱时，中央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可军事开支的缩减再次造成了庞勋兵变，政府进一步失控。随着藩镇制度的衰弱，已经没有力量来防范全国性的反抗了。
最后的一击来自于唐朝的重臣高骈。黄巢叛乱时，身处于江淮最富裕地带的高骈按兵不动，放走了黄巢。高骈的军阀化让中央政府失去了江淮这块最富庶的土地，也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到这时，距离它的灭亡仅仅是一步之遥。当它的官制无法保证统一，财政也无法养活这个庞大结构时，它散架了，将权力让给了全国众多的小政权，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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