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实验史上的“八年研究”
“八年研究”(the Eight-YearStudy)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进步教育协会(EPA)发起的一项大规模教育实验，目的在于通过实验建立中学与大学的有机衔接，协调中学升学与就业的双重目标，验证或确立进步教育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八年研究”是30年代进步教育协会兴盛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进步教育一系列教育实验活动的延续。
1930年，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在第十届年会上正式讨论了协调中学与大学关系的主题，并成立了“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从而拉开了“八年研究”的序幕。该委员会经过调查研究和广泛征询意见，详细制定了一项由合作中学和大学共同参与的为期八年(1933-1941)的教育实验研究。
一、建立“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并指定“实验方案”
1930 年10月，进步教育协会正式成立了“大学入学与中学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Co11ege Entranceand Secondary Schools)，后很快又改名为“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theRelation of School andCollege)。其目的就是考察中学与大学紧密合作、相互衔接的途径和方式，具体就是如何使中学的高中阶段有更多的自由修订课程的机会和权利，同时又不影响部分学生进入大学的可能性。刚刚接替科布出任进步教育协会主席的伯顿·福勒邀请约翰·巴勒斯中学校长、后任俄亥俄大学教授的威尔福德·M·艾金(wilfordM.Aikin)担任委员会主席，故又称“艾金委员会”(the Aikin Commission)。
在最初的2年里，委员会成员经常不定期的会面，共同调查和讨论如何构建中学与大学的良性关系。最初的活动费用完全由成员自理，此外，在委员会成立的头一年，弗朗西斯·帕克学校、约翰，巴勒斯中学、林肯学校和塔山学校共同资助了800美元，以便启动委员会的工作。从1932年到1936年，卡内基基金会资助了这项研究，但是，由于基金会财务困难和对“八年研究”态度的转变，资助逐渐减少直至取消。此后，普通教育委员会(the GeneralEducation Board，简称为GEB)开始大规模资助委员会的所有工作。据统计，在整个“八年研究”期间，卡内基基金会主要资助了前期的实验研究工作，总计7万美元，1933年后，“八年研究”引起了普通教育委员会的关注和兴趣，在以后8年中一共资助了150万美元，其中622，500万美元直接资助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
经过为期2年的努力工作，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认真分析了中学普遍存在的问题，调查访问了许多中学和大学，征求了很多教师、大学管理者、教授、家长以及教育专家的意见，详细研究了美国中学教育变革的各种思想，基本确立了委员会工作的出发点和所要实现的目标，制定了旨在理顺中学与大学合作关系的实验研究计划。1932年，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实验，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指导委员会”(the DirectingCommittee)，由艾金亲自担任主席，负责整个实验研究。1932年5月，艾金委员会公布了一份题为《关于中学与大学工作良好合作的建议》(AProposal for Better Co-ordin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Work，以下简称《建议》的计划，确立了实验研究的主要目标、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案。
艾 金委员会将实验研究的性质界定为合作实验研究，合作的双方是参与实验的中学和大学，因此参加实验的中学和大学也称之为“合作中学”(co-operating secondary school)和“合作大学”(co-operatingcollege)。实验具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3年到1936年，参与研究的中学在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和专门指导委员会的督导和协调下，在实验中学内部实施多方位教育革新，主要是按照进步教育的原则自由制定学校教学计划，编制课程，实施民主管理，鼓励教师参与实验研究，并与学生合作开展各项实验活动。指导委员会及其分支委员会、进步教育家和专业人士负责提供指导、咨询和帮助。
第二阶段从1936年到1941年，由合作大学根据双方事先签定的协议从合作中学招收毕业生，不经过传统的大学入学考试，依据合作中学校长的推荐信和学生在中学表现的详细记录录取学生，时间为5年，由专门委员会跟踪研究。在允诺参加实验的300余所学院和大学中，绝大多数都同意放弃原有的入学考试要求，只有哈佛、哈特福德、普林斯顿和耶鲁4所男子大学拒绝放弃入学考试，但承诺接受其他各项建议。最后由专门委员会记录和评价合作中学的毕业生在大学是否取得成功。协议还规定，合作大学在遇到新问题时，可以暂停接受合作中学的毕业生。
艾金委员会认为，为了实现此次实验研究的目的，首先要选择参与实验的中学，数量不宜过多，以不超过20所为宜，这样可以避免因规模过大而操作困难。学校的类型应带有普遍性，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并且每所学校要有资金、教职工的支持和兴趣、家长的支持和能承担实验任务的行政领导。总之，该委员会向大学和社会保证，只挑选那些成绩斐然、名声鹊起的学校参与此项研究。
在合作计划中，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负责委派指导委员会和其他相关委员会监督、评价、指导和咨询实验研究过程中的各项事务。
二、选择“实验学校”
1933年，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在完成了启动和组织实验的前期工作后，将实验研究的管理权和职责全权委托给指导委员会，此后，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主要起协调作用，指导委员会承担所有具体实验研究工作，直到结束。
根据实验研究实施方案，由指导委员会选择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中学参与实验，这些中学可以不按大学通常的入学要求，自行决定学科的开设和学习内容。所以选择实验学校成为第一个重要的环节。
委员会确定了一个宽泛的标准：被挑选的学校要具有代表性，既包括私立学校，又包括公立学校；既有规模较大的学校，也有规模较小的学校；既能代表城镇学校，又能代表乡村学校，而且必须符合一项基本要求，那就是“这些学校对现在的教学工作极为不满，并且渴望进行探索性研究和变革，然而如果没有大学所给与的自由就无法进行研究和改革的中学”。最终，在推荐的200多所中学中，挑选了27所符合实验研究目的的学校，1934年又增加了两所加利福尼亚的中学和另外一所学校，共30所学校，其中早期27所中学中的一所――佩勒汉姆·曼诺学校(PelhnalMnaorSchool)经指导委员会同意和批准与1936年申请退出了实验。最终的实验中学包括10所公立学校(或学校系统)，6所大学附属实验学校，13所私立学校。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此前设想的实验学校数目，原因是许多进步学校要求加入到实验研究的行列，以及其他因素。
参 加实验研究的中学数量远不止30所，准确地说，确定参加“八年研究”的学校有27所中学和3个城市的学校系统。不过，由于最初挑选的实验中学有30所(或学校系统)，特别是后来的“八年研究”第五份报告取名为“三十所学校自述”，因而有人也将“八年研究”称之为“三十所学校实验”。
三、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确立教育目标
在合作中学开始进行实验之前，艾金委员会以及指导委员会就明确指出，必须首先解决4个问题：实验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采用什么样的课程，选择那些学校和机构参与实验，实验的结果如何评价。每一个问题中又包含若干子问题。但概括起来说，实质上就是要在四个主要方面做出选择：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估。其中前三个问题需要中学做出直接的回答和行动。
30所学校的教育目标是在实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实验的初期，30所学校制定的教育改革目标十分丰富，也有许多共同的目标，但缺乏一个突出的主要目标。所以，人们很难在合作学校的早期实验报告中找到明显一致的主要目标。1937年，合作学校的主要教育目标开始逐渐清晰，成为学校教育实验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个目标来源于美国社会生活方式和民主理想，那就是：美国中学的全部教育活动都应该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化身，任何学校改革所追求的目标都不应偏离保持和促进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
合作中学在教育目标的两个方面达成了一致：满足青少年的需要；保护和延续民主的生活方式。
艾金委员会许多成员和合作中学认为，杜威就是进步教育的精神支柱。杜威关于“民主”价值的论述也成为学校确立教育目标的理论依据。
（二）课程的改革
“八年研究”中的课程改革被泰勒视为“20世纪五项最有意义的课程事件”之一。30年代的大萧条使许多中学毕业生面临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只好又回到中学注册。他们既没有进入大学学习的准备，又缺乏相应的就业能力。面对这种情况，许多美国中学和校长提出或赞成重新制定中学的课程和教学计划，同时又避免使学生完全失去升入大学的机会。于是，进步教育协会率先在“八年研究”中开始进行课程改革的实验。合作中学的课程改革不仅是贯彻进步教育思想和理念的过程，而且也是形成课程开发理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现代课程的基本理念逐渐清晰，那就是课程开发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课程改革本身并不是结果，手段永远不能同目的相混淆。无论是重建的新课程还是重组修订的课程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三）管理的改革：学校的民主管理
指导委员会要求按照进步教育的理念开展实验研究，合作学校开始实施真正的民主管理，竖立“管理就是民主领导”的理念。
在合作中学，校长们发现，实施民主领导需要耐心和智慧，特别是要相信教师、学生和家长。塔山中学的教师们认为，校长需要与全体教职工共同合作，其责任就是放手让教师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这正是合作中学大多数管理者的思想观念和具体做法。
合作中学的校长们还认识到，仅仅把教师视为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是不够的，他们并不是单纯需要拥有生活和安全感，管理者必须创造条件让教师敢于在教育过程和改革中诚实地表达自己的信念，鼓励教师的创造性甚至是冒险精神。这样，教师就会意识到，如果他们尝试使用新的教学方法，即便不成功，也没有遭受指责的危险；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抛弃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新颖的教学计划，会得到校长的支持，即便是结果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完美。
从学校工作的各方面来看，管理既可以促进学校的进步，也可能阻碍学校的进步。学校管理的惯性、传统方式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曾维持着教学和指导工作的发展。但是，课程的重要变革需要管理的变革。
指导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提醒合作中学，要充分发挥管理者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合作中学在管理上一个迫切问题就是给教师提供共同研究和制定计划的必要时间。大多数中学校长和教师整天忙于学校的各项工作，没有一起商讨和研究的时间。有一个合作中学专门提供傍晚的一个小时开会讨论学校的改革事项，但效果不佳。另一所学校的管理者把会议安排在周一的晚上(两个小时)，会议之前先进行一小时身体锻炼，然后一起晚餐，接着召开的会议气氛就十分活跃。还有一个学校把早上上课时间定为9点开始，而不是通常的8点15分，教师则8点钟到校，全体教师或委员会成员开一个小时的会，学生9点之前负责维护教学楼和操场，效果非常令人满意。
合作中学普遍实行全体教师共同合作制定教育政策的做法，在规模不大的学校主要采用较为简便的“全体教职工会议”的方式，在城市学校系统里则采用“政策委员会”的方式。
由于合作中学赋予教师很大的民主权力，也间接给与学生更多参与学校事务的机会。学生自由地负责自己的教育的过程也是培养责任感和能力的过程，所以合作中学为学生提供了很多机会来承担学校的管理和课程计划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建立在与教师共同完成的基础之上的。
学生参与学校事务表现在学校的日常生活和课堂上。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学生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像关心学校财产，接待访问者，管理餐厅、走廊和教室，举办学校展览，向家长解释学校工作，共同编制学校课程，与其他学校建立校际关系等等。有的学生社团和全体教职工委员会共同讨论学校发展问题。在课堂上，学生和教师共同确定教育与教学的目标，选择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步骤以及设计评估的方法。
指导委员会也认识到，还没有哪所合作中学己经完全实现了民主，但这些合作中学正努力寻求更清晰地理解民主的含义，探索学校整体实现民主生活方式的途径。
（四）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八年研究”中，教师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合作中学的教师始终都是实验研究的主力军，学校所有的实验计划都和他们息息相关。教师不再是远离学校事务的聘用人员，而是共同承担着学校各项任务和工作的合作者。传统学校的教师只教授固定的教材和内容，很少涉足教学之外的事情，更不会主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30所学校(或学校系统)的教师充分地参与了学校日常生活。通过合作研究和制定计划，他们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生活，越来越充满自信。
指导委员会和合作中学都坚信，这种精神状况和朝气蓬勃的态度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指导委员会指出，民主的生活方式不仅体现在学生的发展上，而且还体现在教师的发展上，合作学校不仅要培养学生掌握民主生活所必需的技能，还要通过学校模式的变革促进教师的成长。
四、大学跟踪研究
从1936年9月开始，合作中学的毕业生陆续进入了合作大学，“八年研究”开始了第二个最关键的阶段。
在“八年研究”期间，大学跟踪委员会对来自合作中学的2108名毕业生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300余所大学按照协议接受了这些不参加传统入学考试的学生。委员会在所有合作中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1475名作为配对实验对象，并逐一进行配对，组成了对照组。对照组学生均来自传统学校，与实验组学生具有相同或相似学术性向、兴趣和社会背景。最后的报告主要就是建立在对这1475对学生的调查、比较和研究的基础上的。委员会声明，调查最终报告主要是以1475对大学生的实验研究而形成的，它们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大学跟踪委员会表示，整个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平均差异并不大，但每个年级都存在着类似的差 异。显然，当许多微小的差异普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