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博1917年拍摄的码头上发竹筹的男孩
宜昌码头的第一次兴旺是从“川盐济鄂”开始的。由于川盐走水路自长江顺流而下，运输便捷，同时川盐色白质干，深受宜昌和湖北民众的欢迎，所以川盐在市场上销售情况极好。史料记载，到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5年），湖北全境以及湖南岳州、常德、灃州皆食川盐，川盐仅在湖北省的年销量就已经超过1.2亿斤。
由于川盐大量下运，并在宜昌转口，因此带来了宜昌码头业务的空前繁盛。宜昌县码头（土码头）就从上河街（三江桥边）一直排到大南门外河坡，帆樯林立、鳞次栉比，在此揽载的民船数以千计，船民船工常在万众以上。江面上，“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长江下游的棉花、布匹、绸缎和百货随船汇集宜昌，上游的川米、滇铜、黔铅、生丝、药材和麻布也通过宜昌转销各地及外商。
陈廼康在《宜渝水运史略》一文中介绍：宜昌地处川江出三峡的峡口，出川之疋头、棉纱、海伟、百货等，出川之土特产、药材、盐巴等，均需汇集宜昌转运，宜昌因而成为川鄂水运枢纽。民国初年，蜀人李稷勋（又名瑶琴）等创办川汉铁路，计划先修宜夔段，耗时若干年，只完成从宜昌到小溪塔一小节，即告夭折。（原东山寺嵌有血泪碑，记川汉铁路停工始末。寺毁于兵燹，碑不知去向。）当时川鄂之间运输工具，还是全部依赖柏木船。
柏木船之船户都为川鄂两帮人。大型木船能载一百余吨到两百吨左右者，称之为“麻雀尾”、“麻瓤子”。这类木船，可以直达重庆。较小者为“神驳子”、“敞口子”、“扒窝”等，能载三。五十吨，仅往返宜渝间各地。船到宜昌，分停于西坝、镇川门、中水门、大南门等处。为下次航行添置绳索牵缆、舵梢撸帆、锅棚碗盏之类。夏天洪水季节不利航行时，便就地维修，如洗刮、捻缝、抹油等。因此，在木船停靠的各处及其附近，船用工具的手工作坊及茶馆酒肆、零星小商，应时而生。
由此就促使了宜昌沿江一带百业兴旺。那时的宜昌城区沿江一带，紫云宫以榨油作坊居多；板桥河街（外国语小学附近）设有青果行；镇江阁则为米市专用码头；镇川门、中水门江边停泊着运煤和运砖瓦的船；大南门外更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码头搬运和商品交易促使城内商铺接踵，坡上商贾交易，河下木船连片。每逢枯水季节，从岸边延伸到江心广阔的河滩沙坝上，临时搭盖的木屋、板屋、草屋、竹屋等形成河肆，茶坊酒馆，江湖杂耍，热闹非凡，而旧船板院、碳院、川橘堆场及竹、棕、麻业、打包和改包的店铺，则遍布河滩。
有码头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帮派，有帮派就有纷争，有纷争就有义气，宜昌上联川渝，下接江汉，就有了“袍哥”也有了“汉留”，码头文化就在这江湖帮派和义气纷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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