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丰木刻 码头工人
长久以来，我国各地的江河湖泊都有船民自治性的以从事旅客和货物运输为主的船帮组织。这样的船帮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民间性，船帮主要是协调船帮内外关系，处理船帮公共事务，维护船运正常秩序和船民利益。船帮也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虽然在船帮内部力求做到平等公正，但对船帮之外的所有船只则一律视为“野船”，一旦因航线、货物和停靠的码头与其他船帮发生争议，往往会转化为械斗。
笔者昔日在阅读“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相关史料时，总有一个不解的疑问，那就是变法的主要参与者的官职都不高，最为有名的“戊戌六君子”最高职位的康有为也不过中了进士，授工部主事，才是个四品，后在受到光绪帝召见时，才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协助堂官处理文书等事的文职官员），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从三品。
那么，当年那些权势极大、深受朝廷重视的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大员为什么没有参与？读史后方知，甲午战争后，原本如日中天的李鸿章的名声便一落千丈，先是被送出去周游列国，回国后因为光绪皇帝对李鸿章一直有看法，被扔到总理衙门办事，又不兼军机大臣，实际上成了一个闲人。加上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被维新派当做卖国贼，自然对他是敬而远之。
而张之洞既是清末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行者，又是支持变法的地方新派大员，出于制约当时权力日盛的帝师翁同龢和借重张之洞的目的，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三月在慈禧首肯下，由光绪帝下旨让张之洞进京辅政。不想张之洞人还未到北京，就发生了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烧到日本领事住宅。光绪帝下旨，让张之洞返回处理。
不过，张之洞返回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虽然认同维新变法，但反对康有为等人的激进方式，这自然会引起当时很有权势的维新派的不满，加之维新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便指挥傀儡皇帝令张之洞原路返回，不给张之洞登顶的机会。与此同时，也可以窥见当年船帮的势力有多大，闹事的时候连海关都敢一把火烧掉。
宜昌的船帮除了本帮之外，都是外地帮派，最大的莫过于川帮和湘帮。宜昌的川帮就是四川帮，他们的势力范围在西坝及镇川门一带，在西坝建有会馆川主宫。川帮所属的船只因为全都在滩险流急的峡江中行驶，吨位普遍偏小，可是由于出川、入川的船只的数量很多，所以川帮在宜昌码头的势力较大。湘帮就是湖南帮，是湖南水系沅江、湘江、资江、澧水所有船帮对外的总称。不仅在长江的运输量很大，来往船只的密度仅次于川帮。进驻宜昌的时间也比川帮早，都是水上人家，人家也很团结，在大南门附近的奎星楼还建有大型会馆禹王宫。
民国时期最大规模的一场械斗就发生在川帮和湘帮之间。湘帮原来把他们的船停在西坝的下首，与将船停在西坝上首的川帮本无利害冲突。可是随着四川来宜的船只数量的增加，船来得多的时候，川船就会沿着西坝上首的岸边逐渐延伸到西坝下端，湘帮自然不服气，摩擦和矛盾越来越大，憋屈良久之后那些吃辣椒长大的湖南人终于有了集中爆发，与川帮发生了一次你死我活的械斗，把那些四川人打得落花流水。
而头破血流的“川麻皮”（宜昌话中对四川人鄙视的称呼）只得请出帮派的大爷来进行理论。有没有黑幕不知道，找没找关系不知道，反正最后的结果却是，湘帮虽然打赢了码头，却不得不从西坝码头退出，将势力范围移到镇江阁与小南门之间的码头，西坝由此全部成了川帮势力范围。后来，宜昌码头上就流传有“打不过湖南，说不过四川”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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