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宜昌军官会举办的第一个展览，位于二马路与自立路交汇处
其实，铲除封建、当家作主才是所有工人共同愿望。要知道解放前，与码头工人最为突出的一个矛盾，就是码头帮派和码头把头的存在。
据《东湖县志》记载：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6年），渝州下楚地大米十万担计，而百货贩运均非船莫及，大都由湖北专航川江的宜昌、荆沙、汉阳、武昌四大帮承运。这是长江中游出现最早的船帮。而船帮一般按乡籍、航区、货种组成，带有浓厚的封建家族和乡土关系色彩，垄断一定范围的货源，对本帮船户起一定的保护作用，对外则有排他性。
要知道凡是有码头的地方就有帮派，船帮自然也就会影响码头的归宿。随着宜昌开埠，外商云集，源于四川成都的“袍哥”和来自上海的“青帮”就会在宜昌形成势力对峙，也就造就了洪帮组织“西陵社”社长、“双龙头”大爷王宏谦（王泉山）的崛起，最盛时，手下“大哥”300余席，兄弟6000余人，是宜昌及长江中上游一带的江湖名人。在他做六十大寿时，连杜月笙、黄金荣这样的大亨还专程派代表前来宜昌送礼祝寿，由此可见影响力之大。
当时但凡到码头讨生活，先交码头钱、地稞钱、保险费；搬运货物要交绳子钱、杠子钱、跳板钱，有了收入要交提成费、杂用费、交际费、招待费、福利费；除了受到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之外，还要对付地痞流氓、打手恶棍、军警宪特的敲诈勒索；与此同时，还不得不参加打码头、夺地盘的火拼斗殴。所以，宜昌解放之初，新成立的市委市政府就认识到，在这个城市除了为数尚少的机械工人，为数众多的码头工人才是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宜昌市场一片萧条，码头业务极少，大部分的码头工人无事可干，据夏昌坤在《解放初期宜昌码头的民主改革》译文中回忆：“一些混在群众中的封建把头和反革命分子就大肆活动、造谣惑众。”“有的利用过去的行帮关系，暗中控制工人；有的秘密串联，派人监视；有的利用哥们义气，同宗同乡拉拢工人；有的用请吃请喝腐蚀工人；有的利用混进工会窃取的职务压制工人。”
在生产恢复和社会秩序稳定以后，新政权就及时领导工人开展了反封建的民主改革运动：1949年11月，码头七、八、九、十支部（一马路到九码头）搬运工人在工会的带领下，率先解法斗争了封建把头、伪工会支部长郭正福兄弟二人。1951年7月，市总工会抽调干部郭士尧、谷英杰、董家华、毛传义、张国均、罗银祥、孟庆元、陈织昌等组成了民主改革工作队码头工作小组，并从全市各机关抽调113名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集中在中心小学（现红星路小学）进行培训，组成工作队，于7月30日前分别进驻搬运、海员、建筑、手工、产联等5各系统，并确定建筑造船业、搬运三分会、手工皮鞋业、海员引水驾驶工会等9个单位为重点，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民主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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