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窄的同春里
从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后，那些登陆的洋人就在滨江路（现在沿江大道一马路到环城南路之间的路段）、一马路、二马路、福绥路和红星路一带修建了领事府、海关、开办了洋行、医院、堆栈，建起了教堂、码头、学校等建筑，由此形成新商埠区的繁华地带。
与此同时，那些抢滩宜昌的洋人和那些具有强烈敏感的本地商人也就在福绥路与红星路之间建起了新的风格各异的中外住宅。于是，这一片不仅成了外国人“不是租界的租界”，也逐渐成为宜昌地方官员、洋行买办、本地富户、川江领江和士绅大亨们的聚集之地。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高档小区。这些小区虽然百年以来历经战火的摧残、历史的更迭、近代的改建，但那些残存的老建筑还依然鹤立鸡群在履元里和同春里的大片民居之内。
不过在从福绥路到红星路的同春里，几乎找不到民国老建筑的踪影。寥寥无几的几栋穿架子、带有些本地特色的砖木结构的小楼，最久远的也是在抗战胜利后，重返宜昌的市民因陋就简匆忙建造的，而更多的却是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当地居民建造的一些预制结构、外贴瓷砖、加一平顶的两层楼。
记得原来住在这里的很多都是“打起坡”、“拖板车”的人力车夫，放工回来，就把板车斜靠在工人文化宫的围墙上，把两个值钱的车轮下下来放到家里去。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板车不见了，慢慢的围墙边就变成了一间间鸽子笼似的单间平房。几年前这里被划进棚户区，到这里进行告别街访时，不少老人还不厌其烦的向我询问具体补偿标准，我就哭笑不得，我哪里知道。不过那些没有房产证的临时建筑要想狮子大张口也是很麻烦的。
国人在历史进程中，崇尚过苏联老大哥，后来崇尚过技术、也崇尚过科学，改革开放后崇尚知识和金钱，在人力资源增长缓慢、人力成本提升到一个崭新阶段的今天，一个普通的外来泥瓦匠每月就能在城市里收入过万，一个普通的外来妹在餐馆端盘子也有好几千，这无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积极性，不仅刺激了宜昌城市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宜昌的大街小巷增添了新的文化元素，我们一行人从狭窄的同春里走过的时候，那些或坐着或站着或忙碌着或悠闲看着我们的女人们都有一个共性，她们说的都不是宜昌话。
而那条被称之为“饮食街”的福绥路则更是一种奇迹：原来的那些洋商、水兵云集的番菜馆（西餐馆）的繁华早已不见踪影，而那种泊来的西方文化就有了与宜昌古城的传统文化相撞击、相对抗，最终获得包容与协调的混合型文化。而宜昌的烟火，也因为南来北往的食客舌尖上味道的需求、古今中外饮食文化的有机结合，由此形成了宜昌新的市井烟火。所谓留住这一区域的烟火也正是基于此而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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