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荆州府志》（清光绪版）载：公元3世纪以前，沮漳河的一个分支曾在这里注入长江（当时称沱江），故称江口。清代前期设江口塘，后改为江口巡检司；民国时期设区署和镇公所；新中国成立以后设县辖镇，2000年撤镇并入马家店街道办事处（湖北省枝江市政府所在地），称江口社区。
江口虽然没有江南名镇周庄古桥古宅的梦里水乡风情，也没有乌镇风韵犹存的厚重文化底蕴，但也不乏千年小镇的风采，东家庙，水巷子，杨树林，九连桥……，那一个地名都是尘封的历史和故事；“古刹临江口，空潭落照斜”的三佛寺，“举酒邀三老，攻诗累百年”的“烧春酒”“谦泰吉”……，都是百年史，千年业；那些分明显现着车轮印记的石板街；到处都是雕花、石栏、飞檐、拱门的老宅；间或几处老宅里透着花香，布着石凳，映着藤影的深院；石条石块的屋中天井，幽静古朴的街中小巷……，无不彰显着时代的烙印。
一、江口镇区域的变迁。
最早的江口又名沱江，范围很大，在现址的下游，从七星台上的龙潭寺起就是江口镇的街市了。随着江岸的崩塌，逐步向西迁移，形成了现在的江口镇。清末居民有一万多人，是沙宜之间首屈一指的码头。
三、江口镇的政权制体及治理。
江口属荆州府枝江县管辖，设行政机关江口司，司有衙门，内设公堂、二堂、监狱。门口有钟鼓，外有照壁，衙门庄严。除江口司的老爷之外，职事人员有红笔师爷、黑笔师爷，是分管刑律和文书的幕僚，其他衙役皂隶俱全。老爷出巡也鸣锣开道，并有虎头回避牌，只不过比县太爷的规模小些，威风十足，一切司法行政都归他们管理。
江口因从业者的祖籍不同而分成四帮，即本帮系土著百姓组成。武帮系武汉人，江西帮系江西人，山陕帮系山西陕西两省人。全镇有地保三人左右，也叫甲长。那时，甲长的称谓，和国民党时期的含义完全不同，地保只是给各帮总会首跑腿的佣人罢了，他们每年春秋请各商号老板两次客，老板们在餐桌上写点钱给他们，就算他们的生活费用。我的祖父晏炳烈，号灿文，就是武帮的总会首。各帮的人数也不等，除了本帮之外，数武帮的人数最多。当时地方机关少，绅权重，县太爷巡视江口，也得鸣锣开道，虎头“回避”、“肃静”牌为先导，仪仗威严地先拜会四帮的总会首。江口司就是通过各帮的总会首来治理的。
清末江口没有警察或其他维持治安的武装力量。社会治安是由“管方的”维持的。所谓“管方的”就是坐地盗，强梁难斗的地头蛇。他们平时混迹鸦片、娼、赌场中，在自己的管区内不作案，以保护管区而得到收入。外来盗如不投到而作了案，他们就捉了报官。报了到的在他们允许之下，作一两笔案也就走了。如果失主势力大，态度强硬，他们会追回赃物了事，他们把这叫做遇见了钉子。
土局。鸦片战争之后，鸦片像潮水一般地涌进中国。不仅外国来倾销，国内也到处种植。江口适销的是国产“川土”和“云土”，清朝统治者把鸦片当成他们性命悠关的财源，连江口这样的集镇都设立土局，官买官卖。直到民国，饶光亚县长派人来江口封鸦片馆时，还封了五十多家。至于在家中一榻横设，吞云吐雾者更是无法计数了。清末比民国吸食者更多，如晏姓分成七房，除大、三两房自立迁走外，其余五家留住江口，约二十口人，竟有九支半烟枪，其中一个小孩上了瘾，算半支。二房不吸鸦片，人丁繁衍至今，另外四家人人吸鸦片，仅五房存有一女，余都成了绝户。鸦片流毒之广，为祸之惨，可以概见。
筹饷局。是为满汉官军征饷而设的专职机构。
土局、筹饷局都是与江口司分开设立的，不受江口司管辖。
县里及江口都没有学校和书院。当时江口有两种办学形式，一种叫私塾，是由那些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为谋生而办的，一师一堂，就是读书写字两门。读的是《三字经》、《学而》等四书五经，方法是读书、背书、背温书，写大楷、小楷，日复一日，天天如此，除认识几个字外，用途不大。有的越读越呆。每年五月端午议学，由塾师宴请学生的家长，家长当场给塾师写酬金。另一种叫家塾，是有钱人延师在家中开的馆，除自己的子弟外，也有亲友的子弟搭馆就读。教学内容和私塾是一样的，家长总认为严师出高徒，盲目地一味要求严管，塾师也就以严来迎合学东。
正月十六入学，腊月二十四才放假，天天上学，五更起，半夜眠，不敢稍怠。上厕所要拿签牌，一堂学生只有一块签牌，别人不送回来或是抢不到，就不能解手。每天一次片刻活动，也要严禁喧哗，先生打人是六亲不认，每次二十大板。旧伤未复，新板又加，走投无路，想去跳江，却被人救住。总之，儿童脑壳及屁股上的伤痕，就成了“严”的广告。
一九零五年废除了科举。一九零七年，在江口设立初级国民小学堂，校址设在东山寺观音堂，校长吴锚卿，教员有王保书、王子恒、金栋臣、张希孟等，大多是秀才和留过洋的。分甲乙丙三班，有一百多学生。另有女校，男女各别。女教员姓丘，是省里来的。课程主要是讲经（讲孟子、诗经等），另设算学、修身（讲孝弟忠信）、格致（讲自然常识）、历史、地理、音乐、体操等。上体操还打龙旗。
官办的不收学费，上下课摇铃，放寒暑假，日曜日休息。社会上认为官学管得松，不如家塾严，家长又叫回私塾读书了。
四、社会活动。
做皇会。一九零四年的皇会，是为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搞的庆祝活动，对面两家联合扎起五色布缝制的过街彩棚，搞得上不见天。家家都贴大红对联，写的是“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之类的吉祥话。整日锣鼓喧天，鞭炮不绝，入晚则灯火辉煌，夜不闭户（派有巡查队），闹了半个月之久。
国丧。光绪驾崩之后，江口也设灵堂。每月初一、十五，官员们例行祭灵，由赞礼官司仪，上香敬供，三拜九叩，行礼如仪。其中有哭丧一则，官员们无泪干嚎，口中还念念有词：“臣的主啊！臣的主·····。”真是丑态百出，令人喷饭。
火神会。每年要唱一次火神戏，以祭火神，据说不唱戏或戏点少了，火神就会“显灵”，出现火灾。唱火神戏的钱是由各商号筹集的，戏班子是在沙市请的，订一本戏就是几十吊钱，一订就是二十本以上。四月十五开锣，唱到端午以后才结束。但也有例外，金邦平（曾任清末外交官）的父亲任枝江知县，有担待，敢斗强豪，断案清明，受百姓爱戴，人称金神仙。
他对这种鬼把戏心中有数，看到六合院年年打破堤，百姓流离失所，想修堤又苦于经费无着，他叫把火神戏停了，钱拿来修堤。众人说停了戏，火神要显灵，他把桌子一拍说：“要烧！叫火神烧木县的大堂好了，与百姓无关。”结果停了两三年，钱修了堤，火神也终于没有显圣。
围鼓场。当时江口没有职业性的戏班子，一些爱好唱戏的小老板们，组成票友社，唱汉剧、荆河剧，不卖票。每晚演唱，爱听的就去听。有钱人家有红白喜事，也请他们去坐堂演唱，作为宾客招待，不收钱财，纯属业余性质的。
五、商业概貌。江口有长江交通之便，那时可以常年靠船，上四川，下武汉，南通湖南，往来称便。加之地处江汉平原上游，四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理想的物产集散之地。于是商客云集，市场繁荣。江边常停靠数百船只，有时停不下，还要在江中抛描候当。郊外，白天就能听到市场的人潮声，入夜则见镇上灯光一片通红。
棉花是江口最多的出口物资，有花行三十多家。曹永昌、永大恒、万兴泰等几家的资本最多，规模最大。货源除本地自产以外，江陵、松滋的棉花也都来江口销售。出口销四川，装棉花入川的是大型楼船，叫白木帮。当时没有机械打包，全靠人工踩包，下花时，力行先将花包运到岸边，数量多了就沿街摆放，以致满街通白。为了装载结实，装船时又要将花包挤紧，日夜三班踩包的号子声不绝于耳，吞吐量超过沙市。
土布的收售量也大，有布庄十来家，大生同、积大长的规模最大，专收四乡土布，远销鄂西川东一带山区，成交额仅次于董市，是重要的土布市场。
粮食除本地生产的以外，当阳、江陵、松滋都来江口销售，远自湖南也用船运到江口来交易。资本大的开米行，专营大米稻谷，资本小的则称杂粮行，五谷兼收。有粮食行三十多家，施泰顺、李云顺、时大顺、张久泰等是资本最雄厚的米行，每天收购由米贩子用骡马驮来的米谷。各行专设马棚系牲口，一收上百驮。收购谷米，再由船装外销，真是人笑马欢，热闹非凡。
江口的商业，有了棉花、土布、粮食三大基本行业，而且吞吐量又大，从而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那时没有银行，有钱庄。全合泰、同心协两家钱庄，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清朝用一文的眼子钱，光绪年间才有当十文的铜元流通，银子直接按重量（两、钱、分）流通，末年间或有鹰洋（外币）出现。清朝衙门出有龙票，是直板的，以银两计数。
大商行也有私票出现，但都不多见。后来出私票的成风，不出私票的只是少数，加之四乡小集镇商户的私票，也流入江口，紊乱不堪，常有倒闭潜逃的事，官厅却不闻不问。市面上以铜币白银为主。当时牛肉三十五文一斤，猪肉四十文一斤，油条三文一根，米二百文一斗。瓦工一天工资五十文，木工六十文，物价变动不大。当铺有全美、仁昌、济生三家。前两家为典当，利率低些，当期长些，济生则为质当，当期不超过一年，过期死当，利率也比较高些。这五家钱庄和当铺，除同心协为本地合资经营外，其他四家都是山西人开的，到民国时期才停业。还有银楼四五家，制作销售金银手饰。
每年棉花粮食营业旺季时，各行客人推进涌出，也带动了饮食业的发展。江口的饭馆有二十多家。大的有七八家，铺面有三四十张桌子，两人抬的大饭甑子，每天可卖饭一二十甑子。跑堂的一只膀子能端一桌碗冒尖的饭，算帐也能一桌一口清，令人佩服！饭馆业集中在现在江口电影院附近到河边一条街上。茶馆也有好几家，一家也有几十张桌子。当时连煤油灯都没有，饭馆茶馆点的是梓油（或菜油）八角灯，名叫满堂红，晚上八角灯齐燃，也确实满堂通亮，增添了热闹气氛。
杂货商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遍布全镇。批另兼营的大资本商有七八家。山西帮开的永兴务，义盛和，在江口镇就开设了两个门面，叫东局西局，大量进销川盐、川糖、广糖、山珍海味等杂货。还有曾元兴等几家，资本雄厚，专营川烟，即金堂烟、毛烟两种。布店大的有皮均和、李顺成、经营色布绸缎呢绒，小布店就很多了。
估衣业也值得一提。由于江口有当铺，沙市也有，死当的衣物都通过他们经销。经营此业的是江西帮，江口有十几家。
药店有十几家，批另兼营，并有中医坐堂看病开方，代客煎药，服务周到。
专营瓷器的有三四家，曾广盛、郭新圣、高日升规模较大。卖陶器的叫窑货院子，也有三四家。江口附近肖家窑就出陶器。
牙商。即行户，包括花行米行在内，要在官厅里领了帖（相当现在的营业许可证）才能开业。其他商业则不必领帖。江口四乡的湖泊象葡萄一样成串，那时淤积少，水面大，水多草丰，春夏水涨，鱼群由大江入湖觅食，秋冬水浅，鱼群肥壮，四季都可捕捞。长江更是鱼船成群，有不少干鲜鱼货在江口集散。干鱼虾象粮食一样用围子围屯，鲜货则是摊篮遍地，品种繁多。鱼商是典型的行户，有鱼行五六家，以李、杨、刘三家最大，他们介绍买卖双方成交，提取佣金。水果行也是牙商，集中在江边，以王义和、谢祥记为最大。除本地产的桃李之外，装运四川柑桔、甘蔗及其他水果来江口的船只更是络绎不绝。
木行，以本帮为主，著名的有郑鼎泰、陈长泰、孙茂林等几家。都设有东院西院两个门市部，除进销木材外，还常年做棺材。客户由鄂西、四川、湖南放排来此，沿江木材山积。木匠铺十几家，大多是武帮经营的。厂店一体，生产家具农具。与之相应的漆匠铺也有好几家。
清末江口镇没有新兴工业，除上述木器手工业外，皮均和办有皮鹤记布厂，共有几十台改良的半铁半木机子，以脚踏为动力，自动投梭子，织两尺一寸左右的宽幅布，算是最大的工业了。
酿酒。曾阳谷从山西请来了七八个师傅，专做曲子，开万家春汾酒厂，试验成功了，酒的质量很好，销路 也打开了，沙市宜都均有其销售市场。但是汾酒要窖藏，存放的时间越长，越是香浓味醇，终因资金不足，周转太慢而停产。江口的酒当时已有名气，远销外地，大槽房有谦泰吉、邓复昌等数家。
石匠铺有五六家，生产碾槽、猪槽、石磨、石磙等生产工具，但大量生产的是墓碑，精工细凿，有不少堪称艺术佳品。
自古以来，中国除传递朝庭文书的驿站外，民间书信往来困难。清末江口镇开设了“森昌信局”，从事收寄信件、包裹，办理汇兑等邮递业务，并兼营洋火（火柴）、洋碱（肥皂）、洋油（煤油）。中国兴办邮局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而森昌除邮局业务之外，还为帝国主义推销大量商品，资本雄厚，是一家买办性质的企业。
佛教寺庙以弥陀寺为最大，有和尚几十个，东山寺规模小些。
回教，已经有了清真寺。回族是清朝移民来江口的。最初是马、哈等八姓，来自西北新疆等地，相貌与汉民略有不同。其他各姓是陆续由各地迁来的。本地也有信奉回教的，当时称为随教。
当时江口，也有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天主堂在现在的面粉厂，由法国人经管，派有神父传教。基督教的福音堂有两处，下街福音堂为瑞典人掌管，上街福音堂为英国人掌管，后来收回自办，教友之间有亲近之感，与非教徒之间也能和睦相处，没有象有些地方相互仇视的现象。
江口镇的这种繁荣局面，一直维持到民国初年，以后航道淤积，航行受阻，冬季逐渐不能靠船，也就不能物畅其流了。加之，沙市出现了机械打包工业，棉花销售又改为下行武汉、上海，各地的棉花就日渐趋向沙市了。日寇占领时期，下街包括太平庄全部被拆，现在的电影院一带江边，是日寇的军事据点，为了开扩射界，被拆成扇面形的开阔地，毁房屋数百户，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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