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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码头文化探源

川盐济楚:宜昌繁华以盐兴

文/本报记者 裴姝婧 本报通讯员 罗洪波 图/市档案局 程锡勇 提供

清末宜昌码头远景

  “盐者,国之大宝”,《魏书·食货》如是说。古往今来,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人之村百人食盐,而百姓人家能够自己养猪、种稻、纺布、盖屋,却不能自己产盐。掌控盐的生产、营运和销售权,稍微调整盐价即可获得可观的利润。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盐政管理。

  “川盐济楚”,即太平天国军兴以后,淮盐不能运到湖北而采用的政策,川盐所“济”的是宜昌府、施南府、鹤峰厅。川盐开放后,在19世纪中叶走向鼎盛,而作为川盐入楚唯一通道的宜昌,也因此成为了真正的“商埠码头”。宜昌,从此兴起。

  川盐走私,“猫鼠之战”

  中国封建社会行盐制度,某产区之盐限定行销某区域,不许越雷池一步。作为湖北、湖南及其相邻一些州县的楚岸,地广人多,素不产盐,历来是国内最大的食盐销售市场之一。在清代前中期,楚岸一直由实力雄厚的淮盐独占。

  然而,与淮盐相比,口味纯正、又白又细的川盐在湘、鄂两地更受欢迎。为了赚钱,盐商不惜冒险走私川盐进入湘鄂境地。宜昌地处鄂西与川东相邻,首当其冲成为封堵川盐的前沿阵地。

  于是,宜昌府在宜昌长江水域及其支流口岸上,展开了跨时百余年反走私川盐的“猫鼠之战”。

  网友“峡江寻踪者”在其博文《清朝时川盐济楚与宜昌兴起的探究》一文中介绍,明末清初,游民进入川鄂边界,在川盐丰厚利润诱惑之下,有相当多的人从四川贩运私盐来湖北进行交易谋生。为躲避官府缉捕,盐商选择了人迹罕至的神农架,形成了一条沟通川东、鄂西的川鄂古盐道。川鄂古盐道自大九湖的自生桥进入湖北,在神农架分为三路,分别通往房县、兴山、保康三县。主线路是大九湖——东溪——板仓坪,通往房县和兴山县两地的路在板仓坪分道,一条北上入房县;一条南下,经皇界垭、木鱼坪、红花而入兴山,经香溪入长江水运到宜昌。

  康熙中期,宜昌府为了封堵走私川盐从香溪河进入宜昌境地,在西陵峡香溪河下游的黑岩子首设盐关,又名为川卡,派兵驻守,禁止川盐进入鄂境。

  在所有川盐中,宜昌人又特别青睐巫溪盐,用木材熬煮的巫溪大宁盐,品质极佳。清朝时,宜昌盐商店铺一般二样货色齐备,摊位上摆放淮盐以应官府检查,私下却卖巫溪盐获利。

  由巫溪大宁——巫山——巴东——秭归——长乐的川盐古道上,盐背子肩挑马驮,沿着河流、顺着山势,翻过秭归、长阳和宜昌三地的交界白云山,经落步埫至三涧溪过三百峰装船后,盐船沿松门溪直抵长江口岸,躲过黑岩子盐关,直接运至宜昌城。多年来,川盐由松门溪口岸进入宜昌城或东去岳阳进入湖南境地畅行无阻。

  雍正五年(1727年),宜昌府发现松门溪有走私盐船频频出现,于是将盐关移至松门溪下游的平善坝,并在镇川门外河街中水门处设立盐卡,捕捉走私盐犯。从此,松门溪口岸被封堵得严严实实。

  在点军区牛扎坪村北边,两山谷地有一狭长的坡地直通长江,与下牢溪隔江相望。如今,此坡被称为“施盐坡”。据史书记载此坡应为“私盐坡”。自松门溪被封堵后,盐背子另寻路径,至三百峰后转向淹水垴谷地,经覃家花园北上,进入隐蔽于山谷之中的坡地,直达江岸装船待运。一时间,“私盐坡”成为盐商走私的路径、港埠和码头。为了躲过中水门盐卡的监管,盐背子和船工昼伏夜出,深更半夜靠岸卸货或过境东去。

  乾隆年间,宜昌府奉命在宜都县白洋增设盐关,封堵由清江水运来宜的川盐,拦截走私盐船。

  江南川盐走私尚未堵绝,江北又出现一队队驮运川盐的驴骡队,从兴山沿高岚河过界岭,经雾渡河至小峰进入下牢溪,沿下牢溪溪间小路往南津关码头行进,装船运至西坝拢岸卸货。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宜昌府鉴于封堵私盐的战线拉得太长,顾此失彼,于是决定撤销白洋盐关。总督爱必达专门委派候补守备带兵数人,分驻平善坝、南津关二处,一追一截,清除积弊,严禁川盐进入鄂、湘境地。

  然而,“猫鼠之战” 拉锯长达百余年,走私川盐却依然如故。

  川盐济楚,盐道公开

  据《文化宜昌》一书记载,历史上国家准许销售川盐仅两次。

  一次为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水、陆两路被阻隔,淮盐不济,朝廷准许“川盐济楚”。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革命席卷大江南北,阻碍了淮盐通道,使食盐供应短缺,盐课收入锐减,军饷困难。为解燃眉之急,湖广总督张亮基奏请借销川引,以济民食,户部议准:“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销。”从此,川盐源源不断地运销湖广市场,这就是所谓的“川盐济楚”。

  为了“酌抽课厘之款,以济军糈(粮饷)”,清政府规定每斤抽课银一厘五毫,并决定于要隘之处设局抽课。咸丰四年(1854年)8月,荆宜施道庄受祺授命专驻宜昌,于平善坝、万户沱设卡稽查偷漏,保护川贩。清政府鉴于淮盐不能上运、楚岸遍销川盐的实际情况,将湖北的宜昌、荆州、襄阳等五府和湖南的澧州等地暂定为川、淮并销区,川盐下运渐趋正常。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沿海产盐区沦为日本侵略军之手,全国产盐量减少了一半,华中、西北、西南等食盐告急,在民食军用急需的情况下,四川井盐业的地位急剧上升,川盐再次济楚。一时之间,作为川盐重要中转站的宜昌,盐商云集,运盐大军遍及峡江南北。

  历史上,对于宜昌而言,川盐虽近且盐价便宜,但中央政府却不准销售,故在宜昌江南、江北山中时有贩卖私盐活动,他们所走路线被民间称为盐道。资料记载,清咸丰年间川盐济楚后,当时为争长江水运,湘船、川船两帮经常在宜昌大打出手,川船曾有数千停靠峡口以堵湘船入川,水路不通陆路兴,盐道开始以公开的身份出现。

  以公开身份出现的三峡盐道,主要是指三峡四川(今重庆)云安等各盐厂经过兴山运往湖北的官运和私运路线,又有江南盐道、江北盐道之称。

  江南盐道实际有两条路径,一是川盐直接用船运至宜昌进行中转,这是在宜昌城没有官兵、匪患之时。二是宜昌一旦有事,川盐即在宜昌城上游三斗坪或者平善坝下船起运,沿山道走今天的点军土城乡落步埫、车溪马鞍山、土城再至长阳过清江到湘西石门等地。或者,在平善坝下船起运即翻山过花栗树村、三涧溪村、土城、安梓溪村进入长阳过清江至湘西。如今还在这些盐道旁保存有石碑记载古道商贾之事。

  而江北盐道在宜昌境内则主要指川盐在巫山江岸起运进入神农架,再经兴山、夷陵区一路到宜昌城,另外还可经远安、南漳、保康等地运往其他地方的盐道。现宜昌兴山境内盐道尚保存有100余公里,夷陵区也有不少。

  2008年进行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时,文物工作者在夷陵区、兴山县等地调查发现盐道遗址多处,有些地段古道遗迹保存尚好,如位于兴山县响龙村一组的大茶垭驿站。该驿站位于兴山至保康的古道上,一条蜿蜒曲折的古道顺山而建,尚存长约200米古道,古道前立有青砖砌牌楼式方形大门,也是驿站总入口,古道两侧尚存一间面阔三间的木架板壁结构的杂货铺,后有两间木架板壁厢房,在驿站尽头两栋三开间土坯房前出廊的“丁”字形建筑为过去的客栈。

  川盐开放,码头兴荣

  “川盐济楚”的影响,是宜昌从“军事码头”到“过载码头”、“中转码头”过渡的重大因素,从而完成“商埠码头”蝶变,虽然是短暂的繁荣,却是开埠前宜昌码头崛起的重要节点。

  此前,宜昌更多地扮演着军事码头和文化码头的角色。自公元前278年秦灭楚火烧夷陵筑城屯兵,东汉九年公孙述派任满下江关荆门虎牙架浮桥拒刘秀汉兵。之后,晋灭吴结营峡口南津关、隋伐陈抵今伍家岗区白沙垴江岸、唐开人行道和驿道,宋陆游夷陵换舟“入蜀记”,欧阳修题“至喜亭记”,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明将吴三桂夷陵与清军抗争达6年败北等等,无一不显示出宜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码头城。

  由于川盐自长江顺流而下,运输便捷,同时川盐色白质干,两湖人民喜食,加之川商经营灵活,所以川盐在两湖市场销售情况极好。咸丰七年(1857年),胡林翼奏称:“约计入楚之盐,以旺月计算,约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张。”按道光三十年(1850年)核定章程,水引一张计捆巴盐8000斤、花盐1万斤,每月入楚川盐九百引,按巴盐、花盐各半计算,即为800万斤左右,年销量在1亿斤左右。到同治二年(1863年),湖北全境皆食川盐,湖南省之岳州、常德、灃州等府州属地,直至省城都是川盐销地。同治八年、九年(1869年、1870年),川盐在湖北省年销量已经超过1.2亿斤。

  由于川盐大量下运,并在宜昌转口,因此带来了宜昌码头业务的空前繁盛。这一时期,木船成批结帮停泊在宜昌的江边,从上河街(今三江)一直排到二马路河坡,帆樯林立、鳞次栉比,在此揽载的民船数以千计,船民船工常在万众以上。江面上,“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

  宜昌城由“过载码头”、“转口码头”成为了真正的“商埠码头”。东南各省的棉花、布匹、绸缎和百货随船汇集宜昌,四川盐商在宜采购大量的棉花、布匹、绸缎和百货返回四川,川米、滇铜、黔铅、生丝、药材和麻布也从西南运达宜昌转销东南各地及外商。

  川盐开放促使宜昌百业兴旺,茶楼酒肆、牙行货栈、船具作坊应时而生。那时的宜昌,紫云宫(今三江小学处)以榨油作坊居多,油籽船就停靠在三江边交易,板桥河街(今外小附近)设有青果行;镇江阁则为米市专用码头;镇川门、中水门江边停泊煤和砖船;城内商铺接踵,坡上商贾交易,河下木船连片,每逢枯水季节,从岸边延伸到江心广阔的河滩沙坝上,搭盖的木屋、板屋、草屋、竹屋等形成河肆,茶坊酒馆,江湖杂耍,热闹非凡,成为长江一景。而旧船板院、碳院、川橘堆场及竹、棕、麻业、打包改包的店铺,则遍布在河肆的周遭。

  当时宜昌城内的鼓楼街、锁堂街、二架牌坊一带为商贸中心。盐税号、土税号、钱庄等大多集中在锁堂街。绸缎、布匹、杂货、广货(百货)、药材、酱园等店铺,多集中在鼓楼街、二架牌坊、南门外正街、北门外正街和东门外正街。全城商户达1300多家,以布匹、杂货、广货等行业势力最大。

  川盐解禁在给宜昌带来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同时,也吸引中外商贸人士纷纷来宜。从1871年开始,英、德、俄、法、日、挪威、丹麦、西班牙、瑞士九国商人租雇47艘商船,每年运洋货抵宜。由千吨有余开始,逐年增加直至4000多吨。1874年,英、美、法三国商人在宜昌城租雇69艘帆船首次运洋货进川,打探行情收集情报。

  1876年,英国人在《烟台条约》增设商埠的城市中首选宜昌,是宜昌的兴起促成英国人在宜昌开埠,而不是列强在宜昌开埠促成宜昌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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