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之究竟是安葬在巴东平阳下坝庚山，还是秘密移葬在鹤峰紫草山？由于两说都有稽可考，且事隔300多年，本文也不妄加结论。但不管怎样说，“青山处处埋忠魂，何须马革裹尸还”，文安之死葬异乡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文安之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留下什么丰功伟绩，但他“上而效忠于君，下而流泽于民”，正如诏书所言“江湖未远常怀捧日之心，衡泌虽迟素洒忧天之泪”。尽管他未能如愿地“檄传巴蜀，电扫湘沅，静扼关中，澄清陇右。震榆林九边之势，慰彼思汉人心；洗汾临燕蓟榆之膻，达我眷明天命”，然其“日以忠义激励诸镇，锐意兴复”，“不遑宁处”地践行拳拳忠奋之心，“遽请拆冲之任”，委实无愧南明大臣，无愧明汉义士。
诚如瞿式耜所言，文安之是明自天启迄永历的“历朝人望”，无庸讳言，他是南明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同抗清农民军首领在“扶明”与“联明”的问题上，无疑存有分歧观念。文安之“扶明”的观念，是其阶级藩篱所决定的，与南明抗清派将吏有着共性。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则不必苛求于他。文安之的独到之处是他在民族矛盾上升时期悉心鉴衡，与农民军求同存异，既不似何腾蛟那样利用一下便排挤，也不似堵胤锡那样借忠贞营之手打击异己，而是与“夔东十三家”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竭尽所能地联合这些武装坚持抗清斗争，足以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文安之说过：“予惟旧史，得纪新勋”，要以“立德、立言、立功”（《秀碧堂诗集·序》）来自勉。他在高度爱国热忱的支配下，能够体察民意，见危受命，身居抗清第一线，与农民军风雨同舟达十余年之久，虽屡受挫折而矢志不移，近于垂垂暮年而壮心不已，为恢复河山鞠躬尽瘁，为实践“三立”的诺言直到以身殉职。
文天祥是为人所熟知的。回顾一下历史，自大唐天下破亡后，五代十国，辽宋夏金，中国基本上处于几个政权并存的分裂割据局面。各国争霸求统，中原逐鹿，正所谓“强者为王，败者为寇”。最后是北方的蒙古族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皇朝。这其间，不知产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多姿多彩的仁人志士。文天祥就是用生命为南宋的历史谱写了最后的光彩一页。
文天祥是南宋大臣、文学家。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宝祐四年（1256）中状元，历任刑部郎官、知瑞赣等州。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将都城迁至燕京（后改称大都），建国号为元，他就是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在巩固了北方的统治地位后，遂又继续派大军南下。1275年，宋度宗病死，年仅四岁的宋恭宗即位。元朝乘机派出20万大军，兵分两路，势如破竹地渡过长江，围逼南宋首都临安（即杭州）。危难之际，宋恭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即谢后）立即下诏，命令各地起兵“勤王”，可是只有文天祥和张世杰等少数几个人响应号召来勤王。
文天祥当时江西赣州任知州。他接到勤王的诏书后，就变卖了家产，招募一万多勇士组成义军，星夜赶往临安。当时有人劝道：“元军大兵压境，今以乌合万余赴之，何异于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道：“吾亦知其然也，但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
文天祥提兵入卫临安后，被授为平江知府，力主抗战，旋被谢太后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管国家军政的最高长官），都督诸路军马。然南宋朝廷最终还是选择了议和。国事至此，刚刚上任的文天祥临危受命，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使元军兵营媾和。初至元营，他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元军未敢轻视南宋。由于文天祥坚持平等谈判，不肯负屈臣服，加之奸佞小人从中作梗，元相伯颜怒拘文天祥，派人送往北方。同年三月，伯颜攻陷临安，俘虏了谢太后、恭宗及文武百官，南宋王朝至此名存实亡。
文天祥在被元军押解北去的途中，乘机偷逃得脱，九死一生地回到永嘉（今浙江温州）后方。随即募集将士，部署军事，进兵江西，收复失地，不幸被俘。在押解途中，面对浩瀚的零丁洋，文天祥愤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以诗明志，最后两句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至大都，文天祥迭经威胁利诱，始终不屈。在那阴暗潮湿的小牢房里，文天祥挥毫写下了充满浩然正气的光辉诗篇《正气歌》，表达了自己反抗元朝统治的思想感情，同时也歌颂了历史上许多忠君爱国的英雄义士。那种志不可移、大义凛烈的正气，那种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永远闪耀着光芒。文天祥在狱中度过了四年的岁月，于1283年元月被害，时年47岁。他的名字，他的正气，至今为人所传诵。
因此，文安之的墓志铭中还说：“呜乎！国多虞中湘丧元，义兴虞山继逝，公复星陨五丈原之事，天乎命也，岂不惜哉公起。”“公薨前二日，所居之侧忽星陨如斗光明，流奕声震林壑……见者异之。公赋性宽和，生平无疾言厉色，与人不设城府，而邃密渊涵不可测，其浅深文章醇懿典雅，有西京风。虽相业未终，大臣之度，浩然正气，无愧信国百世之下。”尽管他们生长在不同的朝代，一个宋末，一个明末，相隔三百余年，然其人生境遇却极为相似。他们都是进士入仕，为官清正廉明，爱国忠君；又都适逢乱世，临危受命，一个抗元扶宋，一个抗清扶明，尽节勤王，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结果都无力回天，壮志难酬，报恨而终，唯留一片丹心照汗青（古代用竹简写成的历史书）。
完稿于2008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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