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阻封秦王

   

   文安之出任宰相期间，正史方志就提到反对孙可望乞封秦王，而此事当时固争议极大，反响特别强烈，后世学者也是利弊两说，褒贬不一。

   要说孙可望其人，在明末清初还真叱咤风云一时。他是陕西米脂（一说延长）县人，原名可旺，少从张献忠起义，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同被张收为养子。这想必是应一句古话“打仗还须父子兵”，没有血缘关系便用义父养子这层关系。在四个养子中，向以孙可望为长，其膂力过人，骁勇善战，且有心计，善攻守，军中外号“一堵墙”。1644年张献忠入川称帝，建大西国号，封四义子为将军，其中孙可望为平东将军。1646年清军入川，张献忠死于西充，孙可望率领大西军残部数千人由重庆南下贵州，取云南，被推为首领。及至1648年初，就拥有黔、滇两省，兵力达到20余万。于是四将军开始称王，孙可望为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艾能奇为定北王。清军进攻大顺、大西军的同时，又相继消灭弘光、隆武政权。大西军以云南作为抗清基地，在明朝退休官员的倡议下，孙可望被尊为“国主”，建立了一个“兴朝”小政权，既设六部、华英殿大学士等官署，又自铸“兴朝通宝”钱币，还开科取士，并唾弃以前张献忠的乱杀人政策，抚戢安民，鼓励生产，俨然一个小王国，倒也颇得人心。

   然据《小腆纪传》“李定国传”载：“时永历帝立肇庆，诏令不及至滇，可望乃妄自尊；还至黔中自称平东王，定国等亦皆自名为王。置四王府，尽撤昆阳、呈贡二城砖石为之。可望谋窃大号，然定国、能奇辈犹侪视之；定国尤倔强，遇事相抗。可望思所以示威，与文秀密为计；于己丑（一六四九）春以演武，当场缚定国，声其罪，杖之百。已复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赎……孙、李之隙自此始。”

   要说孙、李构隙，《河山已经破碎窝里兀自乱斗》中是这样描叙的：“孙可望既是‘四子’中的老大，又有前老大的遗嘱，继承权位的应该是他。于是大家商议决定：尊孙可望为老大。并决定于四月一日在演武场开一个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并宣布此事。没想到四月一日早晨，孙可望兴冲冲吃完早饭，前往演武场。才走到半路，就听到演武场传来炮声，随即远远望见‘帅’字旗在演武场上空冉冉升起来。孙可望大怒，各随从也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事。孙可望怒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规矩是主帅入营，才升帅旗。今天偶（我）还没到，就放炮升旗，你们眼里还有偶么？偶还能领导你们么？偶不玩了！众人解劝说是李定国一时失误，大家兄弟，就原谅他一回吧。孙可望怒气不解，定要处罚李定国。李定国也发怒，道：你我，向来是兄弟，无非你年长一点，才奉你为老大。你现在就这样会摆威风，将来还不知怎样哩！你不玩就不玩呗！孙可望更是愤怒，大叫道：今天不打他一百军棍，军中就没有纪律，偶就坚决不玩！说着，准备上马回去。大伙一看不对，老孙一走，大家只能分裂，还有什么前途。于是好说歹说，拉住孙可望，按倒李定国打了五十棍。……如此，一个恶搞，一个罚军棍。孙可望虽然勉强又坐上第一把交椅，被称为‘国主’，心里却极不顺畅。李定国被当众受罚，虽然当时顺从，却是恶气在胸，总有一天要宣泄出来。裂痕就这样在表面的弥缝下，越裂越深”。

   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孙可望称国主后，于永历三年（1649）春致书永历朝廷，表示愿意“联合恢剿”，但又要封“秦王”作先决条件。永历小朝廷虽然欢迎大西军的归顺，却倚仗自己是皇明正统，也看出了孙可望的桀骜不臣之心。因此大臣们纷纷表示：本朝除了开国时，从来没有异姓封王的先例；小朝廷至今也没有封过一个异姓王。怎能他一来就封王啊，顶多给他一个公就是了。先前收顺过大顺军余部的湖广巡抚堵胤锡则认为：我们好好收伏孙可望，可以平添云南贵州两省和许多兵马；如果搞得不好，则平添一个敌国。不可不慎重啊！争论来，争论去，终于同意封侯爵。

   据《明史》“杨畏知传”载：“孙可望与刘、李同辈，一旦自尊，两人不为下。因风闻永历帝在肇庆，已反正的李锦、李成栋等人都被封官加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遂议遣使奉表”。己丑年（1649），孙可望派杨畏知和永昌原兵部郎中龚彝赴肇庆进表“请王封”，接表的是御史金堡等人。杨畏知当时说：“可望欲权出刘、李上尔。今晋之上公，而卑刘、李侯爵可也。”意思是说，孙想位高权重在刘文秀和李定国之上，只要晋封他一个公，刘、李二人封为侯就可以了。“乃议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定国、文秀皆列侯”。但事态的发展的是，当时堵胤锡手中有“曾赐空敕”，“得便宜行事”，有人便和他一起谋划，利用空白敕书“矫命改封可望平辽王，易敕书以往”。殊不知，当年镇守泗城的武康伯胡执恭，是庆国公陈邦传的中军。因州境与云南接壤，胡执恭想巴结孙可望，就对陈邦传说，先假诏封孙可望秦王，如此“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李赤心就是李自成的侄儿李过，又名李锦，率忠贞营久窜广西，与陈邦传关系不和。陈邦传便铸“秦王之宝”，如法炮制地“填所给空敕”，令胡执恭送去云南。“可望大喜，郊迎”。然不多久，杨畏知等人又来传诏“平辽王”。孙可望骇然不受，说：“我已封秦王矣。”杨畏知说：“此伪也。”胡执恭也说：“彼亦伪也，所封实景国公，敕印故在。”孙可望同时收到了“平辽王”和“秦王”两封诏书，两个封号，却都是假的，因而“怒辞敕使”，将杨畏知和胡执恭一起打入牢狱，并派人去梧州问个究竟。“廷臣始知矫诏事”。

   在假诏的事情弄清楚之后，文安侯马吉翔又请封孙可望为“澄江王”，但孙的使者说非“秦”不敢复命。相国严起恒坚决不同意，兵部侍郎杨鼎和等人也支持。适逢郧国公高必正等入朝，他对孙的使者说：“本朝无异姓封王例。我破京师，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宥赦，亦止公爵尔。张氏窃据一隅，罪固减等，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当与我同心报国，洗去贼名，毋欺朝廷孱弱，我两家士马足相当也。”高必正是李自成的妻弟高一功，本是“同陷京师者”，但归顺南明后，与李赤心统领的忠贞营实也忠贞不贰，其时斥退孙的使者，继“又致书可望，词义严正”，大意无非是说，你孙可望窃据云南，功抵前罪，我们一样，封个公就足够了，怎么还奢望称王呢？如今我们要同心报国，不要欺负朝廷孱弱，须知我们两家的人马旗鼓相当，别妄自尊大之类。由于高必正这一搅和，孙可望封王的事就中止了。“可望不得封，益怒”。

   孙可望既被封了王，还被赐为朱姓，这在封建时代的正统观念来看，可是非同凡响的政治荣誉。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是在南明时被隆武帝赐姓朱的，号为“国姓爷”，也被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史料上也有书为“朱成功”的。如《小腆纪传》大事记中，就在“文安之朝于行在，命入阁办事”的六月，“是月，朱成功讨碣石总兵苏利不克，旋师围潮州。我大清兵复取云霄、诏安，进攻盤陀岭；成功部将柯宸枢战死，遂解围，军于潮阳。”相形之下，同样被封王赐国姓的孙可望仍是挟私而为，“秋八月，孙可望复遣使行在，以不改号请；付廷臣集议。九月亲率兵至贵州。”

   孙可望的所言所行遭人非议是必然的。文安之是一个深受儒学熏陶的文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明汉正统思想，对“乞封王”自是非常反感，所以在出任相国后，“孙可望再遣使乞封秦王，安之持不予”（《明史》）。这就得罪了孙可望。文安之的墓志铭有云：“孙可望邀封典，公力持不可，时于经筵进讽，以悟帝意，逆闻而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