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两千多年的重庆，终于等来了它的时代，敲门声很粗暴。1888年，英国商人立德乐试图将“固陵”号轮船开进川江，引起全城的惊恐和抵制。
湖北宜昌至四川宜宾这段长江，称为川江，其中数百里明滩暗礁的三峡，风光绝美，但航行困难。许多文人墨客吟咏过三峡，唐代诗人李白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没有写到的，是每年无数船毁人亡的触礁故事，以及“轻舟”逆水而上的场景：数百名纤夫爬行于绝壁上的栈道，背负纤绳，一步一步将“轻舟”拖往上游。
英国很希望重庆开埠，打开中国西部市场的大门。17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时，李鸿章推说川江峡滩险阻，等轮船能够通航再说，只同意湖北宜昌开埠。条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这是条缓兵之计，只要轮船无法通过三峡，重庆就没有开埠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要说到立德乐的故事。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出生于英国，19岁跑到中国来冒险，曾参加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娶上海工部局一位英国官员的千金为妻。据说他的妻子唇上生须，但很富有。他在宜昌开设立德洋行，弄了艘轮船经营宜昌至汉口的航线。1883年，他雇佣了一条木帆船航行21天到重庆，写了本《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的书在英国出版。
李鸿章的计策把英国人阻挡在川江外十几年。立德乐很想把洋行开到重庆去，于是他筹集了1万英镑，在英国订购了一条500吨的“固陵”号轮船，1888年2月驶抵宜昌，向清政府申请宜渝航线的执照。这一消息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当时，川江沿岸的船主、船工、纤夫、装卸工，包括码头的货仓、餐馆、旅栈、花船等行业，数十万人依靠木船运输业生存，唯恐失去饭碗。反对的理由是峡江险急，难以避让，轮船碰沉木船后如何赔偿人货损失？
清政府无法阻止立德乐冒险，又害怕轮船撞沉木船激发事变，决定让重庆开埠，由中方花12万两白银（约合2.34万英镑）买下“固陵”号给湖北运煤，并约定川江十年内不得行轮。总理衙门是这样算账的：“行轮患在坏民船，激众怒。通商患在夺商利，损厘金。然既行轮必通商，则兼两害；仅通商不行轮，则止一害。两害取轻，尚是中策。”意思是轮船开到重庆是坏事，还会带来另一件坏事——重庆开埠；立德乐想的不就是重庆开埠吗？索性让重庆直接开埠，条件是禁止川江行轮，至少可以减少一件坏事。就这样，重庆于1891年3月1日设关征税，正式开埠。
立德乐倒卖“固陵”号挣了大钱，第一个跑到重庆开设立德洋行。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给他带来新的机会，日本人获得了从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府的权利，英国也跟着沾了光。立德乐在上海定制了一条适合川江航道的木壳平底小轮船，命名为“利川”号。1898年2月15日，60岁的立德乐和妻子在宜昌登上了“利川”号，向礁石林立的三峡驶去。在数百名纤夫的协助下，连拖带驶，经过22天航行，遍体鳞伤的“利川”号于3月9日出现在朝天门码头。这是重庆人见到的第一艘轮船。
“重庆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儒化不足，又叠加西化。”西南大学历史地理所所长蓝勇教授说，“因为儒家文化薄弱，重庆人不讲华夷之辨，开埠后接受西方文化没什么障碍，迅速西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早完成近代化的一座城市。后来陪都选在重庆，而不是西安、昆明，一个重大原因是重庆的近代化程度更高、更完整。”
开埠后的重庆，为了“与华商隔别，免生嫌衅”，地方当局指定荒凉的南岸王家沱地区为通商处，重庆海关和后来的日本租界也设在这里。没过多久，南岸就迅速发展起来，洋行、工厂林立，商埠繁忙。不过这一切似乎只留存在记载中。我来南滨路寻找遗迹，但见“峡江开埠”的标志牌附近，是一大片崭新的街道、广场、绿地和高楼大厦，残余的法国水师兵营、英国卜内门洋行形单影只，破旧不堪。我转身凝望对岸的两江口。暮色苍茫，渝中半岛仿佛一艘满载水泥森林的巨舰，弯成一道优美的弧，停泊在江心。
随着“利川”号首航成功，轮船和军舰开进了川江，但两年后一艘德籍商轮触礁沉没，给川江航运投下阴影。事实上，直到1910年4月，蜀通轮开设每月往返2次的宜渝定期航线，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大幕才真正拉开。许多人曾经预言，川江航线将成为外轮的天下，事实证明他们太悲观了。上世纪20年代，外轮在川江上大行其道时，有一个重庆人怀抱宏大的梦想，创建了一家只有一艘小客轮的轮船公司，经营嘉陵江航线。数年后，这位名叫卢作孚的人便一统川江，开创了民族航运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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