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两千多年的重庆,终于等来了它的时代,敲门声很粗暴。1888年,英国商人立德乐试图将“固陵”号轮船开进川江,引起全城的惊恐和抵制。
湖北宜昌至四川宜宾这段长江,称为川江,其中数百里明滩暗礁的三峡,风光绝美,但航行困难。许多文人墨客吟咏过三峡,唐代诗人李白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没有写到的,是每年无数船毁人亡的触礁故事,以及“轻舟”逆水而上的场景:数百名纤夫爬行于绝壁上的栈道,背负纤绳,一步一步将“轻舟”拖往上游。
英国很希望重庆开埠,打开中国西部市场的大门。17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时,李鸿章推说川江峡滩险阻,等轮船能够通航再说,只同意湖北宜昌开埠。条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这是条缓兵之计,只要轮船无法通过三峡,重庆就没有开埠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要说到立德乐的故事。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出生于英国,19岁跑到中国来冒险,曾参加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娶上海工部局一位英国官员的千金为妻。据说他的妻子唇上生须,但很富有。他在宜昌开设立德洋行,弄了艘轮船经营宜昌至汉口的航线。1883年,他雇佣了一条木帆船航行21天到重庆,写了本《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的书在英国出版。
李鸿章的计策把英国人阻挡在川江外十几年。立德乐很想把洋行开到重庆去,于是他筹集了1万英镑,在英国订购了一条500吨的“固陵”号轮船,1888年2月驶抵宜昌,向清政府申请宜渝航线的执照。这一消息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当时,川江沿岸的船主、船工、纤夫、装卸工,包括码头的货仓、餐馆、旅栈、花船等行业,数十万人依靠木船运输业生存,唯恐失去饭碗。反对的理由是峡江险急,难以避让,轮船碰沉木船后如何赔偿人货损失?
清政府无法阻止立德乐冒险,又害怕轮船撞沉木船激发事变,决定让重庆开埠,由中方花12万两白银(约合2.34万英镑)买下“固陵”号给湖北运煤,并约定川江十年内不得行轮。总理衙门是这样算账的:“行轮患在坏民船,激众怒。通商患在夺商利,损厘金。然既行轮必通商,则兼两害;仅通商不行轮,则止一害。两害取轻,尚是中策。”意思是轮船开到重庆是坏事,还会带来另一件坏事——重庆开埠;立德乐想的不就是重庆开埠吗?索性让重庆直接开埠,条件是禁止川江行轮,至少可以减少一件坏事。就这样,重庆于1891年3月1日设关征税,正式开埠。
立德乐倒卖“固陵”号挣了大钱,第一个跑到重庆开设立德洋行。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给他带来新的机会,日本人获得了从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府的权利,英国也跟着沾了光。立德乐在上海定制了一条适合川江航道的木壳平底小轮船,命名为“利川”号。1898年2月15日,60岁的立德乐和妻子在宜昌登上了“利川”号,向礁石林立的三峡驶去。在数百名纤夫的协助下,连拖带驶,经过22天航行,遍体鳞伤的“利川”号于3月9日出现在朝天门码头。这是重庆人见到的第一艘轮船。
“重庆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儒化不足,又叠加西化。”西南大学历史地理所所长蓝勇教授说,“因为儒家文化薄弱,重庆人不讲华夷之辨,开埠后接受西方文化没什么障碍,迅速西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早完成近代化的一座城市。后来陪都选在重庆,而不是西安、昆明,一个重大原因是重庆的近代化程度更高、更完整。”
开埠后的重庆,为了“与华商隔别,免生嫌衅”,地方当局指定荒凉的南岸王家沱地区为通商处,重庆海关和后来的日本租界也设在这里。没过多久,南岸就迅速发展起来,洋行、工厂林立,商埠繁忙。不过这一切似乎只留存在记载中。我来南滨路寻找遗迹,但见“峡江开埠”的标志牌附近,是一大片崭新的街道、广场、绿地和高楼大厦,残余的法国水师兵营、英国卜内门洋行形单影只,破旧不堪。我转身凝望对岸的两江口。暮色苍茫,渝中半岛仿佛一艘满载水泥森林的巨舰,弯成一道优美的弧,停泊在江心。
随着“利川”号首航成功,轮船和军舰开进了川江,但两年后一艘德籍商轮触礁沉没,给川江航运投下阴影。事实上,直到1910年4月,蜀通轮开设每月往返2次的宜渝定期航线,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大幕才真正拉开。许多人曾经预言,川江航线将成为外轮的天下,事实证明他们太悲观了。上世纪20年代,外轮在川江上大行其道时,有一个重庆人怀抱宏大的梦想,创建了一家只有一艘小客轮的轮船公司,经营嘉陵江航线。数年后,这位名叫卢作孚的人便一统川江,开创了民族航运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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