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条船有一个引航员和一个舵手，大船有六七十吨，还需16人划桨、撑篙和操使那个船头长桨，一艘领航接应船始终在大船前面航行，要8人操作，放下或者接回岸上的84人之多的纤夫，中等船有三四十吨，船员13人，前导船4人，纤夫43人；小船十到二十吨，10个船员，20个纤夫，不需要接应船。下水的时候，需要的人会相应少一些。船员一趟上水可得2.6两银子，纤夫可得2两，船上供饭。一条大船过激流的时候至少另加150人，每人可得8个铜板，两百多人拉纤，大家可以想象当年的那种壮观的拉纤场面，真的是令人十分震撼！
租用大中小号木船上水重庆，需要800两、360两和120两不等，下水则减半。运输线上租用的人数有二十万之多。在宜昌到重庆的航线上行驶的木船最受欢迎的有我以前在跑业务的时候很熟悉的20到40吨的“麻阳船”、还有被称为“五板”的引导船，还有我曾经见过的湖南辰州的“辰驳子”和没见过的“麻雀”。在宜昌与汉口、重庆之间的运输线上据说有2500条这样的木船，那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汉口上来的装棉花、棉纱和大米以及杂货，重庆下来的装盐、药材和鸦片，十分繁忙。
鸦片是下水木船的主要货物之一，据说每年有6000担“土药”（对本土鸦片的一种称呼）出川，宜昌鸦片厘金局幸运而生，每担征收15两税金，谁也受不了，于是大量的鸦片弃水改走陆路，官府就在巴东野三关成立了分局，以杜绝漏洞。1891年6月的清朝新税规定，鸦片每担先交4.8两的落地税，重庆装船交20两出口税，到宜昌再交20两海关税，就可以在全国其他地方不用再完税，想想还是很惊人的，48两纹银，一个挑夫5两银子就可以跟着你上刀山下火海，所以逃税的不在少数，这些土药分别被运往汉口、上海和广州。
宜昌的鸦片主要产于巴东、兴山、归州、长阳、长乐（五峰）和施南（恩施）的一些大山之中，根据《十年报告》统计，这些地方年产鸦片2000担左右，当地人一半人都吸鸦片，宜昌及其郊区居然有2240个鸦片点，而李约翰则声称：“我相信这些数字只会低于事实上的数量，而不会过高。”想想是不是骇人听闻？宜昌的那些老前辈们成天都在吞云吐雾和自我陶醉中消磨时光。
《十年报告》指出：“要完成汉口到宜昌和宜昌到从前的航行不是易事，……本口到重庆途中无数急流险滩，使来往航行的庞大笨重的木船不仅行走吃力，代价很高，而且非常危险。至于向东航行，在浅水的季节，沙滩和浅水地带极大的妨碍了轮船的自由入港。”1891年，一艘“夷陵”号轮船从汉口来宜，就因为搁浅不能动弹达三个月之久；1882年，中国的一个叫鲍超的官员在回川途中遇难，两个儿子被淹死；1883年，英国驻汉口领事加德纳和朋友游览三峡在新滩翻船，所幸当时他们正在岸上行走，只是行李全部丧失。而1891年在平善坝淹死的海关稽查员英国人李斯特才上任就一命呜呼了。而当时，宜昌没有信号灯、浮标和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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