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反正：五、宜昌反正（上）
李一在《辛亥恢复记》中说：武昌起义“首先响应者，厥惟宜昌”。
此言是也，因为宜昌当时就处在那场保路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四川掀起的保路运动是因为盛宣怀卖国求荣，通过商办变国有、国有变外资的变戏法的过程中饱私囊，激起了民愤，而宜昌的保路风潮则是因为那些筑路民工担心工程受阻、铁路停修、衣食没有了保障而产生的，与之一脉相承，是促使宜昌起义的先声。
1911年6月，四川保路运动的声势波及到了宜昌，聚集在宜昌附近的40000多筑路工人对铁路国有政策同样不满，各包工纷纷要求清算工价。在宜昌的川汉铁路股东数百人，群起要求宜昌府退还股本，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宜昌保路风潮，并与清兵发生冲突。同盟会会员黎怀瑾以“承揽工头事务”的公开身份，秘密组织筑路工人伺机夺取清军武器起义，不幸事败，黎本人和20多名工人被害。但却更加激起人们的愤慨。
1910年5月，同盟会会员胡冠南等人秘密发起组织，在宜昌川主宫（也就是在西坝原峡江纸厂）成立宜昌公益会。1911年6月，清廷派钦差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三十一标进川镇压保路运动抵达宜昌时，严令捉拿革命党人，每天在城里派兵巡查四五遍。1911年7月，湖广总督瑞澂派新军三十二标二营两队和四十一标一营驻防宜昌，一面防范宜昌口岸，一面弹压铁路工场。随军到达宜昌的下级军官中，就有那个后来名彪史册的宜昌反正的重要成员唐牺支。
湖北新军驻防宜昌不久，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消息传至宜昌，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当年随军来宜的李一（江苏人）参加了宜昌反正，事后撰写《辛亥恢复宜昌记》一文载于《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他在“驻宜新军之秘谋响应”一节中说道：“及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军界邓金标、黄汉卿、胡云龙、柳克伟、柳林香、蒋方仁等（皆唐牺支队中头目），警界严午桥（即绍陵）、张举武（即经武），学界唐伯庄（人瑞）、何大嘉诸君，秘密会议于东山寺，决定响应。旋以唐牺支亲赴宜防营与三十二标排长沈岳乔、彭邦栋、欧阳超等联络起事。”
宜昌商务分会于1913年3月上报的《宜昌光复大概情形》里说，那时，“警报到宜，人心惶惶”，“城厢内外，纷纷迁避”。宜昌商会遂以维护治安为名，经与军、政两界磋商决议，“招三百人组成商防队，公推商界李春澄为管带官”。李是公益会的会计，本来就“具有血忱，对于地方保安事宜极为认真”。在此之前，他便“组织商团体育会，集诸商子弟逐日躬自训练，历时已久，颇著成效。当事机紧急时，该会员等各佩带器械，日夜巡逻，以防不测，地方赖以无恐”
与此同时，宜昌的那些清朝官吏虽得电令加意戒备，但驻宜清军巡防营统领崇欢“外虽镇静，内实怯惧”，他审时度势，“自知无力防御”，便借口援救总督瑞澂，于10月16日“乘船东下”，而驻宜新军的长官，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四十一标第一营管带戴寿山、队官施化龙等情知军心已变，慑于革命形势，也在第二天“闻风先遁”。在军营维持现状的仅有排长唐牺支、喻洪启、董学超、沈岳乔等几位下级军官，而他们几乎都是革命者。这就意味着宜昌的军事权力实际上已落在了革命党人手中，宜昌的反正唾手可得。
1911年10月18日清晨，唐牺支等人到商防营管带李春澄寓所，正在密谋起义事宜时，不料被宜昌知府金世和得知，他直入李宅内询问何故，李春澄晓以大义，劝金世和归降。有感于时机紧迫，唐牺支当即遣派左队防守荆宜道行辕，后队一排配置于府衙附近，并派兵巡守各城门要地，又派代表赴川路弹压局联系，直向其管带杨正坤索取弹药，杨正坤当即弃职逃走。与此同时，三十二标排长沈岳乔率兵梭巡城外，派兵守住川盐局和守银行。在探知四川转运局主事黎迈督运数万枪械弹药过宜的消息后，急遣部队分水陆追查，终予截留。
另有宜昌商会的资料如是云：“宜昌商界总理曹启荣等向军界代表表示，宜昌商界当一力承担所需饷糈，仅要求不扰及地方。”由于商界与军界达成共识，“因饷糈有恃，故全军心志镇定，秩序整严。军队既不直接向人民筹款，故城市无惊，遐迩安堵。是二十七日军、商两界数分钟之会议，诚为极有关系、有价值之会议也。”也就是说，想造反的军人和革命党人得到了各界的通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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