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从永乐到嘉靖
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正月十三是一个晴天,虽然出了太阳,可前几日接连下了几天的鹅毛大雪,坐在南京紫禁城皇宫永乐皇帝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上,还看得见不远处奉天门上的皑皑积雪;不管后世对朱棣的评价是文韬武略还是十足的暴君,事必躬亲和励精图治都是得到一致肯定的。朱棣虽然不如他的父亲朱元璋上台之初那样,每天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一百八十五种事件必须面奏,可是朱棣每天坐在那座上盖琉璃金瓦,双檐重脊,下有雕梁画栋,朱漆描金雕花的门窗的奉天殿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金銮宝殿”里的朝会还是雷打不动的。
奉天殿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和接受文武百官朝贺的地方,那天的早朝开得很令朱棣满意,他在正月初二敕谕来京朝贺的文武百官中提到的“忠则不欺君,勤则不怠慢,廉则不贪贿,谨则不肆意妄为。公则不为私侵,正则不偏邪,仁则不暴狠,恕则不害民”得到了几乎一致的拥戴,庭上还就具体贯彻落实、形成制度进行了热议。加上正月初八,瓦剌(现在的蒙古西部)几个王爷派来的特使到南京谢罪、贡马,并且归还所拘留的明朝使臣,请求仍象以前一样朝贡。喜事连连,那个有些彪悍、有些尚武的永乐皇帝就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期望。
退朝以后,离开奉天殿,朱棣习以为常的向内宫里的养心殿走去,有一些北风吹来,虽然出了太阳,可风中依然有些凛冽,他抬头望了一下四周:地上的积雪全部被人打扫的干干净净,三大殿更显得雄伟庄重,而奉安殿左前方的那座文楼自然就映入眼帘,他几乎毫不犹豫的转身走了过去,身后的那些太监和锦衣卫没有因为皇帝临时改变路线而惊慌失措,相反的却也习以为常,谁都知道朱棣对那部由他组织编撰的《永乐大典》情有独钟。
那部引用的历代书籍多达七八千种、随后抄成的正本多至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据统计总字数约为3.7亿的《永乐大典》就整整齐齐的摆放在南京皇宫的文楼里,曾经被《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想想包括王汝玉在内的2169人历时数年,用毛笔工工整整抄写出来,规制格式也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那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国家工程,在永乐皇帝的心里,当然希望能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
浩瀚的《永乐大典》修成之后,随着朱棣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那部巨著也被转移到京都的紫禁城里去了,可见颇为重视。但据史书记载,明朝各代帝王中查阅过《永乐大典》的却寥寥可数。直到即位于1521年的明世宗嘉靖皇帝的出现,才改变了《永乐大典》受到冷落的窘境。那个在位45年、崇信道教,几十年不上朝,利用宦官、文臣、武将三足鼎立而治理国家的朱厚熜,却对《永乐大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在自己的案头放置几册《永乐大典》以便随时翻阅,这也是博览群书的一种。
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受到威胁,朱厚熜一夜连下数道谕旨,命令左右近臣登上文楼督促抢救《永乐大典》。也就是如此,嘉靖皇帝心有余悸,深恐此类火灾重新出现,就决心将《永乐大典》重新抄录一部,“两处收藏,以备不虞”。这样按照原本进行“对本抄写”的浩大工程从大火后的第五年秋天正式开始。一直进行了整整六年,直到嘉靖皇帝驾崩,重录工作还在继续,等到明穆宗继位之后,重录工作才得以完成。
值得一提的就是,嘉靖皇帝主持重录的《永乐大典》在内容、格式、装帧方面与原本如出一辙,令人叹为观止,所以这部巨作便有了两个版本。人们习惯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可是数百年以后,专家学者却惊讶的发现,现存在世、历经几百年沧桑的所有《永乐大典》的手抄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纸张用的都是嘉靖时期的皮纸(也叫白棉纸),书后都注明了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姓名。所以,可以推断的是,这些存世的《永乐大典》全都是明朝嘉靖时期的抄本。
那么,真正的第一版的《永乐大典》又上哪儿去了呢?为什么一册也没有能够留存呢?有学者甚至将这个不解之谜称之为中国书籍史上的最大的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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