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康百万
顾嘉衡但凡出行,自然很不简单,身为南阳知府,最前面有快马飞报目的地做好准备,前面有鸣锣开道,按照规矩,知府出行鸣锣九响,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叫清道;然后是仪仗,按照规矩,可以有青旗四面,杏黄伞、青扇各一,桐棍、皮槊各二,回避、肃静牌各二。还有顾嘉衡的职衔牌:南阳府正堂、奉旨协办团练、诰封朝议大夫、前翰林院编修、前功臣馆提调等。那就很有些规模。如果加上陪同视察的各级官员,衙役、随从、兵勇,浩浩荡荡就是几条街,这就是排场,也是官场的面子。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曾经担任过广州知府的文学家赵翼(公元1727-1814年),就在著作里记下过知府出行的排场:出衙门时会按例鸣炮,炮声如雷震耳;出巡周边各县,轿前十多名仪仗人员作前导,后面是十多个簇拥着罗伞的衙役。而府衙的公款消耗很大:厨房七间,每天食米二石,厨房内有三只大铁镬,每天烧水几百斛(五斗为一斛)以供沐浴;另设有挑水工六名,专门挑水作泡茶之用。府衙里每月必演戏、设宴多次以招待各方客人,有时戏、宴过于繁密,知府分身不暇,还得请下属代为应付,其豪华做派可想而知。
顾嘉衡是从四品,如果乘轿外出的话规矩更严,在京的时候,规定是“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而“庶民车,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轿同车制。其用云头者禁止。”那个时候,官员需按例,绝不准逾规,即便是出了京城,到了地方,可以坐四人抬的、用蓝呢或绿呢作轿帷的官轿,也不准逾制。而平民百姓即便是是再有钱也只能乘黑轿。当今社会对乘车似乎也有限制,但只是演化成只管官不管民。
不过那个时候可以花钱买官,文雅的说法是“捐纳”,俗称“捐官”。自然就可以穿官服、有地位,也就可以有仪仗、乘官轿。其实,花钱买官古今中外都有,美国选举中的捐资组选、英国的捐资换爵位都是如此,我国更是发扬光大,不过就是到了清朝,“捐纳”越来越泛滥,史料记载,多的时候满朝60%的官员都出自捐纳。花钱最多者应是晚清的姚文栋(公元1852-1929年),史料记载,他15岁中秀才,以后乡试未成,乃纳资捐官,积资至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当时捐一个知县就要4600两银子,其薪俸只有60两银子。为了尽快能回本,当事官员多会选择贪污腐败,贿赂上官,以求戴上红顶子,好捞更多的钱。
有趣的就是,顾嘉衡一介书生出生,高中皇榜、翰林院修编、一路走来全凭真才实学,身为知府,除了理所当然、心安理得,自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可以乘坐四人所抬的官轿,而那个南阳属下巩县的康百万不过就是凭着百万家财,可以大把大把的花银子,就能轻松靠捐官穿上官服,到顾嘉蘅到他家拜访的时候,居然能抬出一顶八抬大轿请他换乘。
“这可使不得!”顾嘉蘅连连摇手拒绝:“朝廷有定制,逾越不得!”
“大人难道没听说过吗?如今可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个当地民谣里说成是“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的大土豪康百万笑着回答:“到了康店地界,大人就客随主便才好,一乘大轿算不得什么!”
“使不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也是皇上的地盘,下官不敢!”面对着身穿三品朝服的康百万,顾嘉蘅不亢不卑的拱拱手:“我朝有制:‘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大人三品大员,当然坐得,下官却坐不得!”
“府台大人是实衔,在下不过就是个候补,出门办事摆摆排场、讨些方便而已!”康百万也就不再勉强:“大人所来,是为团练之事吧?不过就是找些壮丁保家而已,还值得大人亲自登门?府台大人亲临,除了蓬荜生辉,也就是诚惶诚恐!”
“不光是团练之事。”顾嘉蘅慢步向前走去,坐在轿子里面呆久了,也得活动活动一下筋骨,。他微微一笑:“下官还是来打秋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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