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五、三重牌匾
在文化上，顾嘉蘅以那幅“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而名扬天下；在官场上，五任南阳知府，筑城墙、修武侯祠，《湘坡顾太守去思碑记》中也记载：“（顾嘉蘅）因议去官，父老攀辕，童子牵裾，留之不得也。”可见得此官政绩不错，还有些得民心；在书法上更是了得。既是读书人出身，《四书五经》自不在话下，书法上又下过很大苦功夫，故能点化精到、结体严谨、法度森然。如其壬辰年所书《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六条屏，用笔精准，行云流水，整体气势连绵，端庄清丽，书法的传统审美诉求在字里行间弥散，而且十分大气，给人很美好的阅读感受。
顾嘉蘅的小楷出入钟、王，并精研过元明时期名家的范帖，然后自出新意。清爽飒利，章法布局萧散有度，字距行距疏密有致，结体开张，小字不小，点画用笔沉实而能精巧，无论书写百字、千字还是上万字，从没有一笔含糊，令人叹服。而他的行草书得益于《圣教序》和虞世南、孙过庭，笔走龙蛇、洒脱大气，自然迤逦，任笔性情而又沉实凝重，颇有文祝神韵。草书笔酣墨畅，胸中风云随着笔锋搅动翻转一泻千里，痛快淋漓；偶尔为之的章草也别具风神，篆隶厚重中有灵动，寓巧于拙，这也许是得益于擅长于行草书的一种个人书写感觉。
宾主入座看茶以后，看见笔者的目光始终注意在书房那大大的书案上刚刚书写的一幅大大的寿匾，顾嘉蘅表现得很谦逊：“胡乱写上几笔，不过就是混点润笔而已，还请先生指教。”
“有人曾经高度评价过湘波先生的精湛书法。”笔者的记忆还不错，纯粹就是在鹦鹉学舌：“先生行草书线条之韵致，生动流畅、云水生风，线条弹性十足，特别是在映带萦绕和不经意间拉伸的细线条，如同刚刚调试完的琴弦，轻抚慢拨铮铮有声。读其作品，如同与竹林七贤一起月下抚琴高歌，对月把酒，自有一番风骨；又如同欣赏诸葛孔明‘我正在城头观山景’的西皮二六，鼓瑟琴韵，疾徐收放。”
“过奖，实不敢当。”显然听多了这样的奉承，顾嘉蘅没表现出多大的得意，倒是对笔者的突兀到来很感兴趣：“在先生所在朝代，还能见到老夫拙作乎？”
笔者就告诉他，2010年10月，国家文物专家在河南社旗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赊店镇山陕会馆收藏的匾额中发现了一块清代三重叠字匾额。这块两层上款分别为“道光二十八年榴月谷旦”、“恭颂”和“恭贺贾老炼师赊旗镇山陕会馆新□之喜”，其下款分别是“桐邑士民公立”和“宛城府各房众街邻 保甲局众绅商 各庙僧道同拜立”。其重叠书写的匾额正文，可一层为“芝荣世代”，一层为“感恩领袖”，除了这两层，分明最里面还有一层，但已经模糊不可辨识了。
正文上方还有一行小字“湘坡顾大老爷德政”。联系上下款，文物专家认为这原本是桐柏山区的乡民送给南阳知府顾嘉蘅的德政匾，所以匾额正文就为“芝荣世代”，而后来送给那位道家炼丹的贾老炼师，就是南阳城内的一些市民的废物利用，所以匾额正文才会改为“感恩领袖”。好奇的是，最开始、也就是最里层的牌匾是送给谁、写的是什么就无从知道了。
那个大老爷淡淡一笑：“无需惊愕，尔等以往也长此做法！”
笔者笑的比他更为开心。
笔者就告诉他，当年民国建立以后，因袁世凯为大总统，故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紫禁城正南门悬挂的那块“大清门”的青石牌匾显然不再合适了，在决定将其更换成“中华门”的时候，有人建议就利用原有的那块青石，只要翻个个，在另一面镌刻即是。这自然是个不错的主意，就派人将大清门的石牌匾取下来，翻到背后一看，一下子全傻了眼：原来大清门的背面就是“大明门”，可见得早在满清定都北京时，人们也同样想起并实施了这个方法。
“妙哉！”顾嘉蘅抚手笑道：“此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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