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威尔逊考证：“与湖北西部植物有关的特别现象是许多拉丁学名以日本‘japonica’为种名的植物，实际原产中国，在日本只是栽培。”因此，江户时代之前就逸为野生，开遍日本的樱草很可能来自中国西部，确言之，中国宜昌。
在维多利亚时期，园艺时尚的时代精神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热带兰热（orchid mania）还是绿绒蒿热（craze for meconopsis），总是与帝国扩展节奏同频共振：从南美腹地到世界之巅，英国探险家、博物学家等追随本国商船和军舰，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搜罗全球奇珍植物，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土，装饰帝国的“权力与荣耀”。
宜昌报春花与大英帝国花境
作为世界三大高山花卉之一，报春花因其变种繁多，株丛娇俏，花色艳丽，环境适应性强而备受园艺家青睐，列入全球“最伟大的观赏花卉”名录，构成北温带地区，特别是英国的春景或花境基色。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红、黄、白、紫、蓝色报春花缤纷于“沿边花坛、碎石花园、岩石花园、泥炭质花园、沼泽地花园、池塘边……”等处，冬春之交的英国城乡几乎无花可赏，景色萧瑟——在英国，报春花的物候价值从其芳名可见一斑：primula源自拉丁语“primus”，意即“初”、“早”，由此衍生的俗称“primrose”，意指开春第一朵。报春花绽放之后，雪滴花、水仙花、迎春花、木兰等才会抽萌吐蕊，万象复苏，花信倾城。
统称为报春花的多年生宿根草木，隶属于多达550种的华丽家族——报春花属（primula），广布于欧亚寒、温带高纬度地区，其中4/5的原种，近400种左右报春花，产于中国喜马拉雅山地区，多见于滇、藏、川、陕、鄂诸省山地，如人们比较熟知的“樱草(P.siboldii)”、“滇报春”（Primula yunnanensis）、“藏报春 (P.sinensis)”、“鄂报春 (P. obconica)”、灯台报春、钟花报春、“香海仙报春（P.wilsonii）”等等。在演化过程中，种间杂交和平行进化造成大量变种。由于形态高度分化，有学者说：“报春花压根儿不存在……有些变种全无报春花的性状习性。”尽管如此，植物学界公认：中国喜马拉雅山地区是报春花属多样性和分布的起源地及中心。作为世界园林之母，中国亦可被称为“报春之国”，这一标签，一如“山茶之国”、“银杏之国”等众多标签，清晰标定我国在园艺植物史上无可竞争的地位。
藏报春花
早在唐代，中国已将藏报春、樱草等驯化为观赏花卉。遗憾的是，报春花几近“不见”于花谱古籍、本草文献及花木审美史，除了在唐苏颋《长乐花赋》和宋杨万里《嘲报春花》中惊鸿一现：“高标璀璨、紫华灼灼”；“嫩黄老碧已多时，呆紫痴红略万枝。” 直到1848年，对于报春花比较精确的描述和图绘才首次分别出现在吴其濬(1789-1847)撰著的《植物名实图考. 卷二十九群芳类》中：
报春花生云南，铺地生叶如小葵，一茎一叶，立春前抽细葶，發杈，开小筩子五瓣粉红花，瓣圆中有小缺，无心，盆盎山石间，簇簇遞开小草中，颇有绰约之致。
藏报春，滇南圃中植之。叶如蜀葵，叶多尖叉，就根生叶，长柄肥柔。春初抽葶开花，如报春稍大，附下作苞，花出苞上，一掌数层，一层四五苞，与报春同时而不如报春繁缛耐久，滇近藏，凡花以藏名者，异之也。
需要说明的是：吴氏惊为珍异的藏报春，将被现当代植物学家证明原产于湖北宜昌，而他所记录的报春花也即巴蜀报春（P.ruspetris），为宜昌三峡植物区系所特有，是藏报春亲缘种，时常被视为是藏报春——关于这一点，19世纪末期深入中国西部考察和搜猎园林花卉的植物猎人，哈佛植物园教授E.H 威尔逊（1876-1930）、英国园艺学家和分类学家哈钦生（J. Hutchinson（1884-1972）、中国植物学家方培文先生和国内顶级报春花属专家胡启明教授等都做过辨析论证。
中国拥有全球最丰富的野生报春花资源，却在园艺利用和品种改良方面建树阙如，尽管园艺史学家约翰.理查德发现：“大量变种说明在中日两国，人工栽培藏报春和樱草已有漫长的历史。” 这一现象也许归因于威尔逊所分析的：“中国人不追求栽培大量不同种类的植物”，偏爱历史悠久、富含文化和艺术价值的经典花木。因此，耐寒怕热、花小色淡的原始类群报春花难以引起前现代文人画家的足够关注，沦为“微贱的”，类如“野草之类的东西”、“田埂的两侧开得满满的，谁也不把它当做花”（汪曾祺语）。到了抗战时期，随着内陆大批作家学者流寓云南，也即中国报春花富聚区，樱草、藏报春、滇报春、粉报春(P. farinosa)、等等开始出现在他们的游记和散文里。汪曾祺后来回忆：“昆明报春花到处都有。圆圆的小叶子，柔软的细梗子，淡淡的紫红色的成簇的小花。” 沈从文则注意到呈贡一带小土坎长满“粉蓝色报春花，在清和微风里不断点头”。根据形色和地点判断，两位作家描述的应该是滇报春和粉报春 。 比较而言，报春花属的药用价值更受重视，据统计，中医和藏医体系使用的报春花属草药，约有39种左右，致使许多野生品种遭到盗挖滥采，已有灭绝之虞。
日本樱草
因花形花色宛如樱花，樱草在日本风靡不衰——自江户时代开始，“每逢樱花季，全国各地都会举办樱草展览会，吸引众多游客造访。” 樱草时尚带动园艺品种改良和大量出口。到了20世纪下半叶，欧美植物园和公园，随处可见日本樱草芳踪，以致于著名园艺家柳宗民（1927-2006）宣称：“日本各地都有野生樱草，不少人便误以为它是日本特有的品种，其实樱草在中国东北到西伯利亚都有分布，并非日本独有。不过其园艺品种的确是我们的专利。” 但是，E.H.威尔逊考证：“与湖北西部植物有关的特别现象是许多拉丁学名以日本‘japonica’为种名的植物，实际原产中国，在日本只是栽培。”因此，江户时代之前就逸为野生，开遍日本的樱草很可能来自中国西部，确言之，中国宜昌。【注】（这种错误的始作俑者也许是林奈的学生，卡尔.佩尔.通贝里（Karl Pehr Thunberg）, 一个热情但却有点马虎的植物学家，他将事实是起源于中国的植物标记为“日本产植物”。【参见珍妮.波特著《改变世界的七种花》，三联出版社，2018年】）
日本樱草绘
与英伦相比，日本的赏樱（草）传统要逊色得多。英人对于报春花挚爱历久弥炽。自16世纪以来，报春花一直高居花卉审美榜单，无论是野生黄花九轮草（cowslip）、耳状报春(P. auricular)，还是由它们杂交出来的多花报春（polyanthus），不仅构成许多英式结纹园（knot garden）重要元素，而且屡屡再现于诗歌和绘画之中——莎士比亚、罗伯特．赫里克（1591-1674），华兹华斯（1770-1850）、约翰．克莱尔（1793-1864）、丁尼生（1809-1892）等人都反复歌咏或描写报春花：“苍白樱草”、“早开樱草”“五月甜蜜”“金色花朵盛开”，借花象征“优雅”、 “怅惘”、“冥思”、“豆蔻芳华”，甚至自然神性：
“岩石上有棵羞怯的樱草
把春风邀请到那里。
……
它是自然之链的永恒环节，
从九天之外下了凡！”
欧洲蓝色报春花
自19世纪20年代始，传统挚爱逐渐发展为时代迷恋（mania），下及煤炭工人，上传达官显贵——英国史上唯一犹太裔首相，作家狄斯累利（Benjiamin Disraeli, 1804-1881）就是一名报春花控。维多利亚女王常以此花为礼馈赠自己的爱相。迪斯累利去世后，他的忌日（4月19日）变成“报春花日（Primrose Day）”，延续迄今，以纪念君臣之间的友谊。
实际上，从哥伦布大交换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四百年间，某一时段，某一特定植物，主要是外来观赏植物（exotic ornamental plants ）及变种总会在英国风行一时，如土耳其郁金香、埃及睡莲、澳洲鹤望兰等，若说举国倾靡，一点也不夸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因岛国本土植物种类相对贫乏，更因海外扩张激发出的追猎异域植物的热情。在维多利亚时期，园艺时尚的时代精神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热带兰热（orchid mania）还是绿绒蒿热（craze for meconopsis），总是与帝国扩展节奏同频共振：从南美腹地到世界之巅，英国探险家、博物学家等追随本国商船和军舰，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搜罗全球奇珍植物，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土，装饰帝国的“权力与荣耀”。
英国植物猎人威尔逊
因其富饶的植物资源和种类繁多的园林花卉，中国一直是英国园艺家渴慕和觊觎的“花卉王国”。早在鸦片战争和清廷被迫开放内陆之前，英国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等已开始利用广州、澳门、厦门等沿海商埠搜猎中国名贵花木、定制植物彩图，进而培育出一门新兴职业，专事商业采集的植物猎人，如引走中国牡丹和虎百合的威廉·克尔，盗走中国最好茶树和种苗的罗伯特·福琼。1819年，正是通过半职业植物猎人，东印度公司驻穗茶商约翰·里夫斯定制的由中国画师所绘的藏报春彩图，英国伦敦园艺学会发现国人喜爱的报春花还有别样形态和风致。他们立即要求采种引种。几经周折之后，1821年，肯特郡大法官Thomas Palmer 将Rawes 船长成功带回英国的一棵藏报春活株试种成功。次年，种子开始传播。园艺鉴赏家们以此为亲本，通过不断与其它报春花杂交、回交，培育出多个变种，广为栽培。1825年左右，藏报春多姿（multitude of forms）多彩（除了没有黄色）的杂交后代不仅妆点皇家贵族昂贵的温室和中产阶级精致花园，甚至惠及工薪阶层陋屋的窗台花钵。作为耐寒、易活、娇媚的多年生草本花卉，藏报春所具有的普适性碰巧满足了大众园艺时代的需要：
人们真正开始一门心思地想要攫取哪怕是一小块的土地用于种植植物。新阶层中最富有者拥有巨大的花园和满是娇嫩异国花草的暖房，而阶层中的许多小住户们，他们既无空间也无方法来培植中那些无法过冬的植物，因此他们需要耐寒植物来点缀那小得可怜的地方，使经过花园或窗户的人感觉赏心悦目。园艺学的焦点也开始从大树和娇嫩的异国植物（而这些曾充斥了18世纪的所有园景公园和暖房）转移到了那些可以移植于花坛的耐寒而易培植的观赏植物和小灌木。”
就连普通工人也开始热衷园艺。在兰开郡这类工业城镇，栽培报春花，交流育种经验甚至成为草根园艺鉴赏家的“身份识别”，变种繁多的现代耳状报春就被认定是“工人阶级的发明”（John Richard语）。
杂交的多色报春花
一如土耳其郁金香在17世纪的荷兰，报春花在19世纪英国成为现象级花卉，深度植入英国文化生活：各地报春花协会相继成立；爱好者举办奖金不菲的新种竞赛；上佳盆花放在剧院精心布置的花架上展览，或被绘成园艺杂志插图——M. Edmond Morren等人近百幅藏报春插图逼真地呈现了它的生物性细节和美学风韵。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最伟大的植物画家，法国“花之拉斐尔”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1759-1840）也画过藏报春，可见藏报春热流行之广。实际上，活跃于中国的西方诸国植物猎人或兼及植物考察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等常常会越过国家之间的分歧与竞争，分享他们的“中国发现”，从标本到种子。
法国“花之拉斐尔”
17世纪郁金香热中的一个现象再次出现：人们越是迷恋报春花的丰富多变，越是欲求更多的“未发现”原种。无论是皇家植物园还是私人花园都有化约全球的野心，“将全世界的植物富集于一地—园—中”，以彰显“凌驾于自然和他人之上的权力。” 维多利亚式花园（Victorian garden）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珍稀和有趣的异域草本花卉布置色彩丰富的花境（border）。受此美学品味推动，不少富有的园艺家建立了以某一类植物收藏为目标的花卉园 （flower garden）。自然而逻辑地，他们猜测：藏报春的采购地广东地处湿热的低海拔南方，不可能是藏报春真正原产地。原产地应该在更为遥远的北方，也即西方人不准自由进入的天朝腹地。1876年，根据《烟台条约》，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的宜昌辟为通商口岸，1877年4月开关，这就意味着中国最神秘的西部开始敞开门户，随之敞开的是“全球最丰富的温带植物区系”（威尔逊语）。晚清海关总督赫德派往宜昌海关的医官，韩尔礼（Augustine Henry 1857-1930 ）逐渐发现：仅在宜昌附近就存在着近千种西方不熟悉或不认识的“魅丽植物”，其中包括英国园艺家梦寐以求的湖北百合（lilium henryi）、巴东木莲（manglietia patungensis）、“北温带最美丽的开花乔木”—珙桐，以及大众为之着迷的藏报春。从1882年到1889年，韩尔礼一直在大英帝国最偏远的“前哨海关”工作。犹如其他远离故国的海关同仁，他逐渐发展出植物采集的爱好，既是为了排遣因文化隔绝造成的孤独，也是半自觉地将自己纳入帝国的知识情报网络——始于丘园创始人约瑟夫．班克斯（1743-1820）的倡议，一切在华工作和旅行的英国人都很积极地考察中国动植物分布情况，收集植物种苗和标本，特别“优先收集能满足市场需要的耐寒植物。”（基尔帕特里克语）。某种意义上，是韩尔礼所在的宜昌地区以其超过西方想象的植物多样性激发他的园艺学热爱并成就了他在植物考察史上伟大地位：“当今世界上温带地区的植物园被花木所装饰的植物，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已故的韩尔礼教授的开拓性贡献”。
韩尔礼（Augustine Henry 1857-1930）
若单就报春花种类而言，宜昌远远不及于四川、云南和西藏丰富。然而，它特有的藏报春、鄂报春、宜昌报春（P.rupestris）、巴蜀报春、卵叶报春等却是杂交品种最重要亲本，繁育出英人偏爱的粉红、淡紫、深蓝色系报春花，遗传他们迷醉的“持久香气（constant perfume）”。虽然在近半个世纪里，英国陆续从后三个地区引种近一百种报春花，但多数属于珍稀级别，非常挑剔小生境，更适合藏于植物园，难以推广，如高穗报春（P. vialii）。因此，晚于韩尔礼十年抵达宜昌的威尔逊反复强调宜昌的重要性及其与欧美报春花之关系：宜昌“有很多著名的开花美丽灌木”，是“许多园林钟爱者寻找花卉原产地的选择”， 而报春花属则是它最有代表性的13种植物之一：
藏报春花
最为人们熟知的是鄂报春 (primula obconica)，这种娇媚的草本植物各处都能见到，特别以长江岸边和峡谷中的湿润草地为多。在适合的条件下，其高度、花的大小及叶片的繁茂均接近栽培类型，因为小而不被注意，通常被当作杂草。
在缝隙和凹穴中，有著名的巴蜀报春（P.calciphila），但花期已过，花茎都倒弯向崖壁，以便使种子能落入石缝中。这个种是我们温室中栽培的报春花的亲本。每当2月至3月，岩壁都被这种报春花覆盖，为一团团淡紫色的花丛，呈现出一幅美妙的图画。
鄂报春
“林下阴湿处，卵叶报春 （primula ovalifolia）成英里覆盖地面。”
有意思的是：韩尔礼本人对于报春花兴趣缺缺，尽管在1885年3月，他给邱园第一封信中就提到：“现在这里已经有两种报春花开花了”。距离英国海关不远的三游洞和下牢溪，是他常去考察的地方。早春时节石灰岩悬崖峭壁覆盖着成千上万的鄂报春（“最有价值的一种观赏植物”）、宜昌报春和巴蜀报春，以至于他“视若野草（dismissed as weed）”，虽然远在英国和故国爱尔兰，野草一般的“宜昌植物（Ichang Plant）” 已经成为重要的暖房和露地花卉。鉴赏家保罗·大卫眼里：“没有什么花能媲美报春花的优雅和美丽。不管什么品种都很美……值得所有自然热爱者的青睐”。在爱尔兰，家庭主妇对于栽培报春花格外投入，不少俱乐部应此而生，恰与维多利亚时代时代精神呼应：女性兴致勃勃加入园艺爱好者大军并改变了园林的气质。
然而，宜昌植物的历史价值不止于妆点了19世纪英国。1836年，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结束“小猎犬号”环球考察回国；1842年他搬进“唐恩小筑”。他在花园里种了上百棵报春，除了别处移来的黄花九轮草，还有藏报春（Chinese primrose）和本土耳状报春，试验同株异株授粉，计算针式形和线式报春花的数量和比例，收集数据证实：“大自然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诉我们，它憎恶自体受精。”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
在达尔文的精密复杂的大脑和《物种起源》的体系中，藏报春占据一席之地，——仅以此而论，别名中国樱草的藏报春列为英国园艺最伟大神秘植物之一，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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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图书馆杂志》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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