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清篆刻历史研究

对篆刻历史的把握有三种思路：作品、篆刻家以及篆刻艺术发展的文化背景。就研究现状而言，对作品、篆刻家关注得比较多，出版了大量的以介绍篆刻家为主的作品图录。但是把篆刻史研究混同于鉴赏或批评的习惯仍然在支配着许多许多研究者，这是明清篆刻历史研究长期停滞在作品汇编水平的重要原因。明清篆刻作为篆刻史的第二个高峰期，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考察，新论迭出，但从整体上把握这段历史的著作尚未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笔者基于此进行了一些不甚成熟的思考。

一、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发生、成熟、衰亡的过程，篆刻历史运动也不例外。因而，篆刻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在于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分析研究历史现象，从丰富的史实出发，从中阐述其展的基本规律。但我们过去对明清篆刻史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名家名作上面，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使史的脉络十分简洁明了，而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缺少细节的描述，作为综合性历史研究的方法而言，就显得不够具体。因为明清时期，有许多曾经发生过重要作用，而其本身在艺术上并不具备多少价值的作品，它们的存在起着中介的作用。

历史研究，往往要通过对它的发展过程的连续性作深入的考察，才能被后人更加清楚地理解借鉴。如果我们仅是选录一本作品图集，那么，这些作品可以不予考虑，如果是考察某一历史时期发生了什么现象，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这些作品是值得研究的。由此而引发这么一个观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现象，都有它不同的研究价值。所以，就明清篆刻历史研究来看，重要的是把这些作品利用起来，从发展的观点来加强篆刻史上这些中间环节的研究，有助于体现其发展过程的连续性与复杂性。

二、印章艺术虽然在秦汉时期已相当发达，但真正的繁荣发展却是明清时期，其成熟期明显落后于诗、书、画等相关艺术门类。这种迟成熟的现象如何解释？答案就可以在明清篆刻发展过程中寻找。第一，唐宋时期印章仅停留在实用的层面上，且大部分印章只能依赖官方行为而得以存在，缺乏大范围的普及基础。第二，材料的局限性。明代材料的更新引发了印章艺术的革命。第三，缺少文人精英的介入，印章表达情感思想的手段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上述三个原因正是明清篆刻迅速发展的最直接因素，其中以篆刻的大普及与石材的激增是最根本的。因而，在研究明清篆刻历史时，就应当考虑当时的普及情况，以及文人在这一历史运动的具体作用。

依此来看，目前研究者所关注大多是精英层面上的事实，而对普及层面上的活动关注不多，这势必会给研究明清篆刻历史发展理论带来某种缺陷。 正是因为篆刻艺术的迟成熟现象，所以，它的成熟是与诗歌、书法、绘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明清篆刻历史的研究必须在尽可能充分地检验那些与篆刻历史相关的一切史料去把握篆刻艺术现象，包括诗学的、哲学的、社会的、书法的、绘画及一些民俗习惯的等等。而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之间也有非常多样的具体的联系，作为全景式的历史研究，就是努力阐明这种最重要，最基本的历史联系，要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社会大背景中去阐释各种不同的篆刻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篆刻历史研究其实是一门历史科学。三、历史研究要做到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这里就牵涉到研究者个人的气质与目的的问题。研究历史的目的往往是鉴古知今。纯粹的鉴古，从理论上讲，也只能是一个目标而已。因为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时很难在现有的史料中得以反映。这种局限性在明清篆刻历史研究中更为显著，其原因在于明清时期篆刻始终依附于书画而存在的，篆刻家往往没有独立的篆刻活动，所以，鉴别起来就较为困难。例如乾隆年间的丁敬，他常往返于扬州、杭州两地或为谋生，或为求艺，而求艺亦或为学书，亦或为学画，很难简单地因为丁敬是浙派的领袖人物而判定他到扬州是为了学印。又如吴让之与赵之谦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好象是双方谁都不服谁，但两人相互作序，又似乎表明是相互推崇。那么，赵之谦的一些气话是值得推敲的。再如赵之谦的为人，魏稼孙称其善，而李慈铭则谩骂为奸滑，孰是孰非，亦难断定。诸如此类问题，研究者随时都有可能落入主观臆测的怪圈之中。要尽量搜索旁证，使对史实的描述建立在可靠可信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