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常州 1

血战常州（长篇历史小说连载）

长篇历史小说《血战常州》

内容简介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元军攻陷南宋军事重镇襄樊，元帝忽必烈拜伯颜为右相，统率二十万水陆大军沿长江顺流而下，兵锋剑指临安。沿江城市闻风降元，元军兵不血刃，攻陷沿江二十余州。宋室大厦将倾，度宗驾崩，贾似道立五岁赵显为帝，谢道清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改国号为德佑元年，谢太后发“哀痛诏”勤王。元军攻打建康、镇江、常州，宋建康留守赵谱弃城而逃，常州知府赵与鉴逃遁，安抚戴之泰、通判王良臣至镇江元军大营迎降，常州失陷。

爱国志士姚訔、陈炤，等组织常州二万义军抗元，联络朝廷淮军将领刘师勇，五月收复常州。宋廷大喜，诏封姚訔为知州，陈炤为通判，刘师勇为统制，王安节为副统制，胡应炎为节度判官，包圭为武进县令。常州义军同仇敌忾，殊死抗敌守城，血战常州，阻敌于城下六个月。常州是都城临安的最后屏障，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元相伯颜亲率中路大军攻常州。

临安之战，自1275年春，从伯颜在大本营镇江北固山兵分三

路，攻取临安，三军于临安城外皋亭山会师，1276年春谢太后降元宋室灭亡，为期一年。其中常州守城血战抵抗，最为激烈，常州守将除刘师勇突围闯出东门，姚訔、陈炤、王安节、胡应炎、包圭等无一言降，壮烈殉国，伯颜称常州“纸城铁人”。

《血战常州》包括民族英雄文天祥知平江遣勤王军援常之战，陈墅大捷，虞桥大战，五牧大战。元军西路大军溧阳大战、独松关之战。常州惨遭屠城，爱国义士追随文天祥江西、广东抗元复国。五坡岭文天祥被擒，侠义志士营救文天祥未遂，文天祥押解大都，忽必烈狱中劝降文天祥，宁死不降遭杀害，侠士们报师仇雪国耻，刺杀张弘范等奸，本书结束。

序

常州，濒太湖而揽长江，历代皆为府治。宋代辖无锡、晋陵、武进、宜兴、江阴五县，史称“中吴要辅”。基本管辖地域东抵苏州、西接镇江、南至湖州、北濒长江。南宋时，因南北隔江相敌的缘故，江阴立为军事管区，但民众的衣食住行与社会交往，因历史原因，仍然依附常州区域。直到清代，乾隆还以“舟车引百越，襟带控三吴”的诗句，肯定常州作为三吴锁钥之地位。故此，历代中国南北战争，常州必有一战。苏州、湖州、秀州、杭州，全赖常州为屏障。常州若全，江南则全。常州若失，则江南无凭。

南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农历三月至十一月的宋元常州之战，是南宋朝廷能否生存之战，是江南能否继续属于汉族政权之战，也是中国战争史必提之战。其后，十一月十八日常州陷落的血腥屠城，亦是中国屠城史上必记之章。常州地方志书、典籍，代代相载，子孙永记。尽管千年以降，民族与国家的叙事范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回溯当年语境，可以认定，这是两个民族的战争，且有主动侵略与被动抵抗之分界。若以侵略为不义、抵抗为正义，则元军为不义、宋军与常州民众为正义。

历史的吊诡在于，虽然自古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说，然正义方并不一定就是胜利方。常州城下宋元之间的正义与不义的战争，最后就是以正义方失败而结束的。这也是常州后人锥心铭骨、念兹在兹的原因所在。战场之上，正义方可以因作战人员数量、武器装备质量、组织战争能力等诸多原因而败于不义方，但强敌当前、所向披靡之时，正义方明知不敌而奋起敌之、舍一身而报家国的行为，其中所蕴含的不屈斗志、英雄气概、民族精神，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会一代代地被叙述、传承、赞颂，激励后人自强奋进。

夏立新先生的《血战常州》，就是南宋常州保卫战的最新叙

述。作为常州人，作为当年常州保卫战战士的后裔，作为立志传承历史文化的学人，青灯黄卷、焚膏继晷，于繁复的国史、方志、家谱中，搜罗扒剔，条分缕析，整理出详实的历史资料，并在典籍和史实的基础上，运用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表达，以历史小说的方式，形像地还原了南宋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从莺飞草长的春天、到雪落河冰的冬季，常州城头的战旗大纛、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枪林弹雨、沙场生死、爱恨情仇，以及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敌我态势、朝野心绪、战和纷争、事件始末。以文天祥为代表的英雄群像，以伯颜为代表的元朝将帅，在立新先生的努力刻画下，均得到了很真实的形像塑造与文学表述。

从《血战常州》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为当年常州战士后裔夏立新先生，为了叙述常州前辈不屈斗志而作的大量文史储备与文学准备，感受到浓厚的故土情愫、英雄情怀、文学情结，感受到召唤民族精神魂兮归来的拳拳之心。相信这本著作，会长久地留存于常州这座英雄的城市，祖先的英勇事迹，也会激励一代代常州后人，为这座城市增光添彩。、

张戬炜撰于庚子年惊蛰（2020年3月5日）

【备注】

张戬伟先生：原常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常州市作家协会秘书长、常州大学国学院院长。

长篇历史小说《血战常州》

前言

歌颂崇高的爱国精神和生命价值，是这部历史长篇小说的鲜明主题、主要特色和主旋律。

长篇历史小说，虽然不是史学著作，更不是考古学，但历史的真实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它是构成全书内容的依据和基础。作者不仅需要掌握充足的文献资料，还要进行必要的走访、寻觅和整理。余夙志写此长篇小说，得益于天时、地理、人和。

何谓天时？即机缘也。余新世纪起研究家谱文化十余载，有幸接触和收集常武地区各家族浩瀚家谱中历史人文资料，退休闲居之余，不让流光空过，刻意收集宋元临安之战中有关常州血战史实。在许多家谱中记载着大量翔实的先祖们抗元救国，二万军民同仇敌忾，殊死守城，无一人言降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实。国家正史、地方志、家谱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

何谓地理？即古战场发生在余之故乡横林镇—夏家头村，是虞桥之战、五牧之战的所在地。笔者幼时常去古战场遗址“青龙”土城上割草，将军庙（清时改建为忠孝祠）中烧香，到附近埋葬着万名宋军遗骸的“骨成墩”上吊唁。听到长者们津津乐道讲着当年抗元英雄麻士龙将军的传说，当地尚有宋元大战的古迹遗存，如“点将台”、“上马石”、“重建将军庙碑记”等。有“尹麻桥”、“饿煞岸”、“化尹滩”等地名。因此更能显示文学的“实”，传“真”变得更实，更鲜活。

何谓人和？即小说的主人翁文天祥、姚訔、陈炤、包圭、夏倚、周绮、周繐等，他们在宋史中有记载，有传记，小说中都用真名。虽着力塑造他们的英雄形象，但都以史记、常州府志、武阳合志和各姓氏家谱中所记载的史实为依据。血战常州的将领如姚訔、陈炤、包圭等，他们原籍不是常州，战死在常州后大都墓葬常州，其后裔在常州繁衍生息，七百余年来都成望族。 

五牧大战的向导周绮、周繐是横林镇殷坂村人，虽战死五牧，但无史无传，府志称为五牧人。还是近几年在修周氏宗谱时，余发觉是殷坂村人。同时弄清严氏五兄弟为宜兴南岳山人。余祖先夏倚、夏士林在史记中有名无传，与周氏兄弟、严氏五兄弟在常州忠义祠中均无祀位。他们的后人多么希望有一部小说来讴歌先祖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

熠熠乡情，泱泱国风，浩浩银汉，点点我心，激起笔者写长篇历史小说《血战常州》的决心。因为有许多人支持，每年的清明节，常州人民公园有数百人自发组织“忠义祠祭”，怀念忠烈是人心所向。《血战常州》以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歌，虽然常州城陷落了，但他们以二万军民抵抗十倍于我的二十万元军于常州城下达半年之久。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万代颂扬，义薄云天。他们强烈而执着的爱国爱民情怀，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高昂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他们的义举绝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生无忝，死无愧”。二万军民无一言降，常州被元相伯颜称为“纸城铁人”。他们是一部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诗篇，如熠熠明星，缀亮神州上空的耿耿星海。这些英灵及其精神是常州的魂，是我们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也是我们当代实现“中国梦”的信心源。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国内的民族斗争，但其间也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元朝统一南北，固然有积极的意义，但当时元军对南宋人民的蹂躏也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历史唯物论者认识和评价古代人物，要从一定的社会背景、阶级关系出发，着眼于本质主流。

常州抗元守城保卫战，从常州城举义失而复得到姚訔临危受命，陈炤、胡应炎毁家纾难的“家国情怀”都着重弘扬讴歌他们以家为国，移孝为忠的家国同构的爱国精神，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责任和担当”，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根植于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居功至伟。有国才有家，国泰而民安，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现今提出的“中国梦”，更需要这种意识的推动。《血战常州》从五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爱国之心、家乡之思、报国之志、担当之勇、人文之情，勾画常州抗元将士的家国情怀。

城市的历史是一个城市的“根”，城市的文化是常州人的“魂”。他们同仇敌忾，殊死抵抗侵略者，保家卫国，守土抗战是正义之战，他们的家国情操是浩然正气，激励和陶冶人的爱国情操，有益于振奋民族精神，有益于精神文明的思想建设，有助于常州市名副其实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

作者   夏立新

于二O一九年重阳

第一部  斜日哀诏

引言

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哉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①

这是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在1276年抗元被俘后押解北上大都(今北京市)途经常州时所作的一首诗，表达了他看到因抗击元军殊死不降而惨遭屠城的常州一片焦土的悲愤心情。

十三世纪初，我国北方境内蒙元兴起，大汗忽必烈推行汉化，国势日益强盛。他们学习中原和西域的军事技术，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东征西讨，荡平金、辽、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横扫欧亚征服各国。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年9月23日 —1294年2月18日），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大蒙古国第四任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蒙古尊号“薛禅汗”。1271年（至元八年），建国号为大元，确定以大都为首都。

1274年（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1279年（至元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

忽必烈称帝立国号为大元后，诏令元军铁骑大举南征攻宋，采纳宋降将刘整②的建议，发动了统一南北的宋元关健决战-襄阳之战。

襄阳城守将吕文焕向宋廷告急求援，腐朽的南宋王朝度宗帝在临安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日子。有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小朝廷偏安一方纵情享乐，把恢复中原的大事丢在一边的情景。度宗帝荒淫无道，重用奸相贾似道，

贾不学无术专权朝政，排斥主战爱国将领，整日在葛岭纵欲亨乐，压下襄阳军情危急守将多次向朝廷求援的奏报。襄阳城坚守达五年之久，在内无粮草，朝廷无援军的情况下，忽必烈命何术阵前劝吕文焕降元，许诺保　其高官及襄阳城百姓免遭涂炭。刘整调来回回大炮轰城③，一炮　将城楼轰塌，声震如雷，城内军心大乱，守将吕文焕开城降元。

忽必烈见宋廷寡妇主政，幼乳为帝，奸相专权误国，灭宋时机已到，下《征南诏》，拜伯颜为左相，举二十万水陆大军，兵锋剑指临安。元军乘胜沿长江顺流而下东进，发动了鼎革南宋朝廷的最后一战一临安之战。

【注释】

①这首诗收录于文天祥文集《指南录》，《四库全书》。

②刘整(1212年一1275年)，字武仲，邓州穰城(今河南邓州市)人，宋未元初著名将领，元朝水军创始人。金末时投奔南宋，隶属于南宋名臣赵方麾下。刘整本为宋朝名将，由于受到吕文德的陷害，被迫降元，提出“欲灭南宋，先取襄阳”的关键战略，官至骠骑上将军，行中书左丞，卒赠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右丞，谥号“武敏”。

③回回大炮，又名西域炮，是西域人亦思马因发明制造，首次用于襄阳之战，故又名襄阳炮。是一种以机抛石，用于战争攻守的武器。在火炮出现以前，抛石机是攻守战的重要武器。据宋兵书《武经总要》记载，炮以大木为架，结合部用金属件联接，炮架上横盘可转动的炮轴。固定在轴上的长杆称为“稍”，起杠杆作用，稍数越多，抛射的石弹越远、越重。砲稍的一端系皮窝，容纳石弹；另一端系炮索，大型炮多达百条，小型炮有数条索，每条索由1到2人拉曳。回回炮石弹重达一百五十斤，入地七尺，声震如雷，一炮中樵楼，震塌，城中汹汹。《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卷》第501页有载。

第一章  忽必烈犒赏三军  取临安伯颜拜相

长江中下游战云密布，江面上浊浪翻滚，烧焦的宋军战船舢板被湍急的江水冲向下游，岸边有人在打捞江上浮来的杂物，也有宋军的尸体不时冲到江边，乡民驾着小船，避开元军江面巡逻的飞鱼快舟，默默地打捞着宋军的尸体，在他们眼里，宋军的尸体要及时掩埋，入土为安，他们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襄阳城上空硝烟未尽，空气中浓重的焦味，大街上空空荡荡，店家排门紧闭，路上行人稀少，不见了昔日繁华似锦的盛世景象。襄阳府衙已成了元军征南帅府辕门，门前矗立着两杆旌旗，斗大的元字旌旗猎猎飘扬。排成八字的两排军士戍装持刀枪守护在辕门两边。府衙的大堂改成元军犒赏三军的大厅，忽必烈论功行赏，封赏升迁了一大批有功将士，降元的宋将同样有封赏，特别是建议忽必烈“要取临安，先取襄阳”大战略的刘整，他是攻占襄阳的头功，希望在军中有一更高的职位，在灭宋的最后一战中一展自己的抱负。

大厅的正中供奉着忽必烈封赏文武将官在攻陷襄阳战役中有功升迁的黄绫圣旨，大厅及两厢和大院里摆满了酒席，圣上犒赏三军有功将士。主席位端坐着主帅阿术，一幅洋洋得意的神态，旁侧坐着副帅刘整，两眉紧锁，一言不发。虽然攻取襄阳的建议是刘整向忽必烈提出的，因襄阳是军事重镇，北控中原，西锁川康，东扼两淮，先攻取襄阳，再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取临安，临安已是大门洞开，无险可守。现襄阳攻陷，水陆大军可沿江直下东进，攻取临安，南宋大势已去，头功应当非刘整莫属。刘整是南宋名将，文韬武略，在四川为将守城，受到吕文德的排挤和陷害，因为吕文德是贾似道的亲信，不得已才降元。忽必烈立国号为元称帝，推行汉化怀柔政策，因元军只善于北方打仗，蒙元军铁骑横扫欧亚各国，骑射出身，不善南方水战。

刘整是忽必烈最需要的汉人将领，将刘整召至大都御前问策，听取刘整的攻守机宜，深思熟虑并有鹰隼似眼光的忽必烈采纳了刘整的建议，但由于刘整是大宋降将，故将阿术任攻取襄阳的元帅，节制大元军指挥权，刘整任副帅，在元军中创建水军，操练水战，并在四川几家造船基地打造战船。刘整是元军创建水军的创始人，在襄阳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襄阳犒赏三军后，忽必烈马不停蹄，立即部署下一步如何攻取临安。忽必烈下诏将襄阳众将召回大都，与在京的文武百官在御前召开下一步的军事朝议。

元大都皇城四周建有红墙，又称“萧墙”，其正门称棂星门，左右有千步廊。大内有三座宫殿:大内、隆福宫、兴圣宫。大内正门为崇天门，北为厚载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大内正殿“大明殿”是元帝理政的场所，面阔十一间，后有庙抚连接后殿。大明殿之后为延春阁，为皇后所居。忽必烈在“大明殿”召开御前军事朝议，三品以上的大臣和将帅才能参加御前军事朝议。

元帅阿里海牙踌躇满志，奋然奏道:“荆襄自古为用兵之地，汉水中上游已为我所有，顺流长驱，直取鄂州，宋必可平。”

兀良合台老帅的儿子，攻取襄阳的主帅阿术，摇动着肥胖的身躯，接着道:“臣久在行间，清清楚楚地看见宋军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

忽必烈手扶龙椅，两眼射出犀利的光芒，扫视了一下殿堂，目光最后落在史天泽和伯颜的身上。年事已高的史天泽，有病在身，想从前线回后方养病，但又不好启齿。史天泽正在犹豫时，伯颜以不容置疑的语气道:“乘此破竹之势，席卷三关，正是时机，但愿陛下勿使三军停留。”

 忽必烈道:“爱卿，听说你新近做一首小令，念给朕听听。”

    伯颜站起身来，走前几步，押着韵朗诵道:“金鱼玉带罗褴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

好一个得意秋，分破帝王忧！哈哈，抱负非凡。”忽必烈喜笑笑颜开，他深知伯颜颇具文韬武略，精明强干，拥戴他为元帝时伯颜也是干将，蒙人将领中的患难之交。不禁感慨颇深地道:“灭宋者，必伯颜也。”伯颜上前跪拜道:“臣诚惶诚恐，就怕担不起重担，完不成使命。”伯颜谦虚谨慎的态度，使忽必烈更增添了对他的信心。当即颁诏，由伯颜和史天泽并任荆湖等路行中书省右、左丞相，阿术任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任右丞，降将吕文焕任参知政事。签发调集北方十万新军，与襄阳军合成二十万人马，作为征南军的主力。淮西行中书省合达任左丞相，刘整任右丞，搭出和董文炳任参知政事，统军八万作为偏师，向长江东北岸安庆、扬州以北两淮出击，牵制两淮的宋军救援临安，配合荆湖主力。

军事御前朝议最不满的是刘整，元军攻取襄阳沿江而下，直捣临安之策是刘整向忽必烈建议的，而且襄阳也攻下来了，证明了刘整之策是正确的，是大功一件。蒙古军犯宋一贯是先打四川，多次失败被合州阻挡三十年，连大汗都被宋军击伤，死在合州城外军营。刘整是南宋大将，深知宋廷的军事防御之策:“以长江为防线，两淮为藩篱，重兵皆往扬州，临安倚之为重。”

蒙古军无水军，刘整擅长水战，帮助蒙军始创水军新军，亲自操练，呕心沥血，水军中将校都是刘整旧部降将。刘整又重用荆湖旧部技师，打造战船，创建船厂基地，在襄阳之战中水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刘整以为襄阳之战后自己定能得到伯颜的重用和升迁，而御前朝议，刘整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给他，攻宋主力伯颜的副手也未轮到，调为偏军的副帅，不久在淮西军中忧郁而亡。

年仅二十九岁的伯颜拜相，蒙古历朝所无，忽必烈将皇后姐姐之女敕婚伯颜为妻，也足显忽必烈对伯颜的信任和重用。伯颜其貌伟岸，善诗文，办事干练，举目一二语，破其归要，事以决断，朝中大臣尽皆折服。拜相不久，文韬武略，军中将领信服。

忽必烈灭宋之心已坚，二十万大军何人领军？临安之战是灭宋最后决战，胜败非同小可，成则定鼎中原，一统天下，败则自己汗位丢失，身败名裂。伯颜，此人近几年攻读汉学，文章能著书立说。工诗文，喜唐宋八大家诗词，品性豪放。擅书法，军中命令用狼毫一挥而就，且语言严厉、简洁、果断、精确。元世祖要统一中华，必须推行汉化怀柔政策“以汉制汉”。攻取襄阳就是重用刘整这个降元宋将，是成功的典范，但是元世祖不放心把二十万大军军权交在刘整一个汉人手中。

阿术担当不了领军重任，襄阳之战虽是主帅，其实靠副帅刘整，阿术是蒙古王族将领，派去掣肘刘整而已，更重要的是临安之战如果仍是阿术领蒙古70%以上精兵的军权，功高震主，一俟存有野心，势必失去蒙古族中权力的平衡，影响自己的汗位。

忽必烈推行汉化怀柔之策，在蒙军中看中提拔后崛起一人，这就是后来蒙军灭宋元帅张弘范，在襄阳战役中錾露头角，此人武功极高，二支双枪得名师传授，马步功夫上乘，身怀轻功绝技，且文韬武略，在襄阳大战前经常只身潜入敌营刺探军情，知己知彼，常靠出其不意取胜。襄阳大战中宋水军将领张顺、夏贵等就败于张弘范之手。元军襄阳统帅阿术、刘整都对张弘范十分赏识，并将其军功奏报忽必烈，故忽必烈送伯颜离大都践行时，当面嘱咐伯颜:“爱卿切记，攻取临安灭宋决战，靠汉化怀柔之策，需重用张弘范等善水战的将领，善待南宋降将，不战以屈人之兵为上策。”伯颜道:“谨记圣上的教诲。”

忽必烈调十万精兵在襄阳会师，伯颜等统军将领全部按主军、侧军分别到达襄阳和扬州。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六月十五日，忽必烈亲自起草，御笔颁发诏令《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这诏令其实是一道战争动员令，其目的在于告谕全军将领、各省州府衙门大臣官员，为什么要伐宋？以唤起朝野全国同仇敌忾。忽必烈不忘“师出有名”这条宗旨，他要将这场讨宋之战成为一个问罪之师、正义之师，是宋廷无道，它不仅凛然正气地申述了出征兴讨是为了惩罚宋朝的背信弃义，而且历数奸逆贾似道的罪状。

《征南诏》由中书省将忽必烈御笔亲书仿制木刻活字版，刻印于上等宣纸，加盖元帝玉印，用黄绫绢裱衬加轴，快马分送各军辕门、各省州府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