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探讨五代后周柴窑之谜的一位业余“票友”，曾经天真地认为记述五代后周柴窑的为数不多的明清古文献非常珍贵而重要，是寻找五代后周柴窑器的依据和路标。后来从网上有关文章得知，有的记述柴窑的古文献竟然是后世伪造的（如所谓欧阳修在《归田集》中描述柴窑的诗是清代人伪造的；为明皇宫中藏瓷编列名次，将柴窑置于首位的《宣德鼎彝谱》也是伪书。所谓柴窑为“诸窑之冠”的最早出处就是《宣德鼎彝谱》），于是，笔者对记述五代后周柴窑的明清古文献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反思。
经过长时间对这些古文献的逐条分析，笔者得出一个结论：曹昭是唯一见过柴窑器之人，所以，其所著的《格古要论》对柴窑的记述最真实可信，其他所有记述柴窑的明清古文献的作者及民国时期的玩家都没见过柴窑器，基本上都是根据出处不明的传说，有意或无意的将信息放大，或者对着假柴窑说事，或者对《格古要论》中的柴窑记述作望文生义地解释和演绎。笔者随举多例如下：
1.“柴窑最古”或曰“陶器者，柴窑最古”是古文献（明代文献《五杂俎》）的说词。问一句：柴窑能古过越窑和汉代窑器吗？显然不能。那古文献为啥这样掰？是望文生义的结果，因为曹昭在《格古要论》的古窑器论中将五代后周的柴窑排在最前，北宋的汝窑次之，南宋官窑再次之等等。所以，后世的探柴者就按《格古要论》这个先远后近的顺序就把柴窑掰成了最古的窑器。民国时期的赵汝珍知道一些明代文献瞎掰“柴窑最古”，故在其所著的《古董辨疑》中纠正道：“瓷器以秘色为最古，次则为柴窑，”
2. “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是古文献的说词。说柴窑“色异”还可以，必竟其釉色不同于汉唐以来的窑器釉色；说柴窑“为诸窑之冠”却是瞎掰，因为曹昭没这样说，再者，自曹昭后基本上无人见过柴窑，什么人评的柴窑为“诸窑之冠”？那古文献为啥这样掰？是望文生义的结果，因为曹昭在《格古要论》的古窑器论中将五代后周的柴窑排在其他窑器的最前面。所以，后世的探柴者就认为最前者就是为首者，“首”者自然“冠”也。由此再推，说柴窑“制精”也是瞎掰。“粗黄土足”的窑器能算“制精”吗？那古文献为啥这样掰？还是望文生义的结果，后世的探柴者想当然地认为与后周柴世宗皇帝有关的窑器必然是“制精”之器。
3.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横空出世是明代文献根据传说瞎掰的杰作，彻底将柴窑的寻找引入岐途。该“四如"之说除“青如天”与曹昭的记述相近外，其他三点均超出曹昭所述范围，不足为信。“四如”之说来历不明，应该是明代玩家照着自己手里的宋代影青瓷掰柴窑的一个大忽悠。古代人崇尚厚重，唐宋元明清的历代皇家官窑器没有薄胎窑器，为啥后周柴窑器要搞成个薄如纸之器？而且由于后周柴窑极可能是皇家祭祀器，更应该厚重，不可能是轻薄之器。曹昭在《格古要论》说汝窑“薄甚亦难得”，如果柴窑器是“薄如纸”，他能不记述吗？再说粗黄土足的柴窑器能“薄如纸”，“声如磬”吗？遗憾的是，现代探柴者还在把这个“四如”说作为柴窑器的特征。
4.《格古要论》对柴窑的首次记述，可以看作是曹昭对五代后周柴窑器的界定。不符合这一界定的就不是五代后周柴窑。例如，曹昭界定柴窑为“天青色”，而民国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却说“柴窑则尚有虾青、豆青、豆绿等色，不止天青一色”，这显然不符合曹昭对五代后周柴窑器的界定。应该是推销假柴窑的民国古玩商的瞎掰。在民国时期，许多古玩商靠兜售假柴窑谋利，如近年发现的“显德年制”的“印花孔雀蓝薄胎碗”就是民国时期伪造的假柴窑；做过袁世凯的大管家，也是大鉴藏家的郭葆昌曾用良田和房产换得一天蓝釉“柴窑小尊”，后来证实也是民国古玩商做局兜售的假货。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既使在民国时期，造假的古玩商也不相信柴窑除了“天青色”还有其它颜色，因为他们兜售的假柴窑也是接近“天青色”。
5. 现今的有关柴窑的古文记述绝大多数出自清宣统时期程村居士所著的《柴窑考证》一书。在这本书中，程村居士对柴窑的捧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说啥：“窑按柴瓷，实为吾国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较之宋均其贵重奚啻倍蓰！”然而，该书所出示的柴窑器却是假的。这和现在许多人拿着自己手中的假柴窑而大赞柴窑如何美如出一辙。更可笑的是，程村居士一边说柴瓷“薄如纸”，又说柴瓷是沙泥为坯。沙泥为坯的窑器能做成薄如纸吗？
6. 《格古要论》记述柴窑“近世少见”，于是，望文生义的后世探柴人就对柴窑器进行了种种神化，什么“光芒夺目,如飞箭一般”，“御炮矢”，“诸金宝石”入釉等等。
7. 清代文献还说柴窑釉色如何均匀如一，其实是罔顾唐五代时期的窑器施釉特征，是照着自己手中的明清瓷器说柴窑，不足为信。
8. 除曹昭外，有名有姓声称见过柴窑整器的人在明朝没有一位。有名有姓的声称见过柴窑整器的清代人却有三位，而且都是了不起的“大家”。一位是阅珍宝古物无数的乾隆皇帝，一位是发表《柴窑考证》（中英文对照）一小册子的清末程村居士，最后一位是袁世凯的大管家和大鉴藏家郭葆昌。可是最后证明，这三位大家所见过的或拥有的柴窑整器都是假货。因此，三位大家对柴窑描述的文献也就没多大意义了。其他无名无姓声称拥有或见过柴窑器的古文献记述就更不值一提了。
9. 明代文献说柴窑碎片“亦与金翠同价”，民国文献却说柴瓷片修路时偶尔还能见到。修路能见到柴瓷片，那柴窑器的烧造量得多大啊！还能与金翠同价？
总之，除《格古要论》外，其他古文献对柴窑的记述应该是古代古玩爱好者或古玩商们对柴窑器的个人看法，由于这些古人和现代人一样都没见过柴窑器，基本上都是根据传说或根据自己见到的假柴窑瞎掰，与现在探柴人对柴窑器五花八门的看法没啥区别。如果要把这些不靠谱的所谓记述柴窑的古文献都综合在一起，来给柴窑器画像，那柴窑器就成了瓷界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四不像”怪物。可能由于这种混乱且矛盾百出的柴窑古文献的缘故，陈万里先生曾说过：“柴窑……实际上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杜撰。”因此，要寻找到真正的五代后周柴窑器必须独尊《格古要论》对柴窑的记述和界定，摈弃明清及民国时期对柴窑器特征的所有种种与《格古要论》不符的记述，否则，五代后周柴窑器将永远难见天日。
《柴窑是如何被推上瓷界的神坛》 一文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