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学者调查发现10年间跨省通婚增加2.6倍
独生子女通婚圈远小于非独生子女 建议适时全面放开二孩
“人口流动对城市青年的通婚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根据数据显示：城市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小，受教育程度越高，跨省通婚的几率越大，非农业户口的城市青年选择跨县市通婚圈比县市内通婚高55%。”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梁海艳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城市人口中，独生子女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而如今正是适婚年龄的80后和90后的独生子女，正形成我国独有的通婚特点。
梁海艳及其研究团队提出，二孩政策既可以适当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又可以促进通婚圈的扩展，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由此，二孩政策应该成为我国生育政策的最终归宿，应当在适当的时机实行普遍二孩的生育政策。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出现了长期性的举家式迁移，逐渐由单个人外出到全家迁移转变。根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统计发现，2013 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平均居住时间超过5 年。
10年跨省通婚增2.6倍
梁海艳的研究显示，城市青年同县市和同省跨县市通婚比例都在降低，而跨省通婚比例在增加。从20世纪初到2010年，这十年内跨省通婚的比例由5.61%，迅速增长到14.29%，增加2.6倍。
他根据2013 年流动人口动态数据计算发现，88%的流动人口外出原因为务工经商。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外出基本都是为了获取一份工作，同时在工作中又可以结识很多异地的朋友。很多流动人口直接与流动中认识的异性朋友恋爱结婚，或者是通过流动中认识的朋友给自己介绍对象。还有数据显示：有迁移流动经历的城市青年，其跨省通婚的比例是没有流动经历的3倍多。
由此看出，随着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不断增加和流动地域范围的扩大，通婚圈也会随之扩展。他分析，可以推断迁移流动必然会促进通婚圈的扩展。
青年择偶最看重“人品”
梁海艳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城市青年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家庭成员结构对通婚圈也具有重要影响。
现代社会，虽然没有“包办婚姻”，但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仍具有参谋权，父母比其他家庭成员对子女结婚对象的选择影响要大。有的父母比较反对远距离的通婚，尤其是跨省通婚，主要担心结婚以后各种文化习俗的不适应、语言不通、家族成员交往不方便，导致姻缘关系弱化等。还有的父母觉得女儿“远嫁”等于“没生”。
但总体来看，城市青年和父母所考虑结婚对象的前三个因素却高度一致：都把人品作为择偶最先考虑的因素，其次是能力，此外是健康状况。
择偶因素既包括个体因素，也包括与家庭有关的因素。个人因素主要有性格、人品、学历、能力、年龄、身高、外貌、经济状况等；家庭因素主要有家庭所在地、家人态度、家庭条件和户口性质等。
“父母希望子女选择配偶时考虑地理距离比较近的对象，尤其是父母对女儿的对象选择更为明显。”梁海艳解析道，人口在迁移流动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他们与家庭的互动和联系就会大大削弱，年轻人受父母思想观念的影响也就会随之减弱，父母的存在感被削弱。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基本上只有春节才能回家一次。
独生子女通婚圈远小于非独生
此外，是否为独生子女对通婚圈的影响非常大。梁海艳说，兄弟姐妹的看法和建议，在择偶时，比父母的影响力更大。甚至兄弟姐妹的数量与出生顺序也会对年轻人的通婚圈产生影响。
梁海艳调查发现：无论是已婚者还是未婚者的意愿通婚圈，独生子女的地域通婚圈明显小于非独生子女。但通婚圈的大小与兄弟姐妹的数量没有必然联系。这也是他此次研究的最重要结论。
独生子女在本县市内通婚的比例明显偏高，其跨县市和跨省通婚的比例却明显较低。独生子女在同一县市通婚的比例高达61.31%，而非独生子女的这一比例为49.74%。而独生子女在不同省通婚的比例为0.97%，而非独生子女的这一比例为1.42%。
他分析，由于在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和十分重视家庭感情纽带的环境中，独生子女的通婚地域扩展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调查数据还显示：许多家庭喜欢将出生较晚的子女留在父母身边，所以出生较晚的孩子被留在父母“身边”的可能性越大，其通婚圈就会相对较小。
拓展通婚圈得靠“二孩”
“二孩生育应该成为国家生育政策的最终归宿，独生子女的减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通婚圈的扩展，而通婚圈的扩展又可以促进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梁海艳认为。
他分析说，城市独生子女比例比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高，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流动就可适当降低城市独生子女“双独匹配”的概率和机会。这能促进了通婚圈的扩展。
“城市青年通婚圈除人口迁移流动和是否为独生子女外，还会受到户口性质的影响。”梁海艳说，非农业户口的城市青年选择跨县市通婚圈比县市内通婚高55% 左右，但在跨省通婚中，二者没有明显的差异。
此外，受教育程度也对通婚圈产生影响，一般在跨县市通婚中没有影响，但在跨省通婚中影响显著。与未上过学的城市青年相比，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跨省通婚比例明显高于同县市的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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