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英坐下说：“咱们人太多，大妈家里的院子小坐不下，这个会就在这儿开了。前些日子咱们把各种零零散散的条件都撮到一起过了过筛子，从大家的分析上看存在做点事情的可能。所以，咱们把这次会议叫做以组建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为议题的预备股东扩大会议，预备股东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因为公司与农户的关系需要大家知根知底。今天的会是拍板的会，会上说什么都行，会下说什么都不行，咬了牙印就要算数。今天咱们专门请了王庙村小学的赵丽静老师做会议记录，会后每个人都要审阅、签字，咱们将根据这个会议记录起草公司章程、制定工作计划。”
——丁元英这段开场内涵丰富，可分解为以下四个部分：
·“前些日子咱们把各种零零散散的条件都撮到一起过了过筛子，从大家的分析上看存在做点事情的可能”——具备“条件”，才有可能；若不具备条件而蛮干硬上，则为“理想主义”，几乎没有可能
·“预备股东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因为公司与农户的关系需要大家知根知底”——越是“开放透明”则越能“统一思想”，思想不统一则很难干成事，尤其在更为计较个人利益的农村，不统一思想那么后面“步步维艰”
·“今天的会是拍板的会，会上说什么都行，会下说什么都不行，咬了牙印就要算数”——暗示“大家必须畅所欲言”，不要担心说错或影响什么，把心中的顾虑全说出来，如此才能最大限度的统一思想且“有言在先”（会下说什么都不行，咬了牙印就要算数）避免后续再生枝节
·“今天咱们专门请了王庙村小学的赵丽静老师做会议记录，会后每个人都要审阅、签字”——全部留痕，这也相当于“双保险”：因为“口说无凭”，只有“立字为据”才能最大限度确保“咬了牙印就要算数”，尤其在较为封闭、传统的农村，“立下字据”是更有约束效力的，甚至比法律约束力都强。与此同时，这也是在为最终对乐圣的“必杀一击”留下关键证据
丁元英说：“基于生成公司的背景和条件，公司将不以盈利为惟一宗旨，公司致力于王庙村的脱贫致富，将把自身的发展与拉动王庙村的经济联系起来。但是这一条不允许写进公司章程，将以第一个公司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不允许把扶贫用做商业目的，因为社会对公司的好感也是商业好处的一部分。”
——结合后续发展则此举目的非常明确：不让任何他人知道“格律诗的扶贫属性”，因为一旦外界了解到这一情况，那么乐圣定然不会“入瓮”，若乐圣不“入瓮”则不会“被逼上绝路”，不被逼上绝路就不会有后续的合并，也就无法“杀富济贫”，从而兑现给芮小丹的“神话礼物”。
所以，一切后续都在丁元英的计划之中，包括“所有人的结局”，因为这些都是“给芮小丹礼物的一部分”。
刘冰当即就嘟囔了一句：“天，做好事还得偷偷摸摸的，连落个名都不行吗？”
——这一反应很“刘冰”，因为世俗眼光最在乎“外在表象”，做任何事都得“图个什么”，而所图不过“名、利”二字，既然他们知道丁元英做这事“不图利”，那么理所当然则是为了图“名”，这也与之前叶晓明的判断形成呼应：
叶晓明不假思索地说：“扶贫哪，那可是金边儿细瓷儿的功德。人家玩什么？玩的就是人堆儿里的不一样。”
但丁连“名”也隐而不宣，他们就更糊涂了。而虽然刘、叶二人都是世俗眼光，但他二人又有不同：叶晓明更为务“实”，他并不过于在乎“名、面子”之类，他在乎的是“切切实实的利益”，而刘冰则什么都想要，所以最终的下场必然比叶晓明更惨。
丁元英说：“这不是一个道德境界问题，是市场生存的法则问题。这种好感不仅仅是我们强行摊派价值观，也不仅仅是腐蚀我们自身的竞争力，更说明我们不是靠产品征服市场而是靠作秀混迹市场，这种违背商业属性的人文评价最终将葬送这个公司。”
——丁元英的回答可总结为四个字-直指本质：公司的本质是赚钱，就像欧阳雪当时的反应“扶贫是人家县长、书记等官员的事”，并非企业（尤其私营企业）的本职，所以若以扶贫为企业属性，那么不仅不是靠实力征服市场、反而变成了靠“讲故事”来博取同情从而换市场。
这正如许多选秀节目屡见不鲜的选手“卖惨”一样，最终晋级不是完全靠实力，而是靠“同情分”过关。而且这样也的确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因为大家对其打上了牢固的“扶贫认知标签”，即便产品卖的再好，大家也会将功劳归于“扶贫”而非“实力”，这对于格律诗这般主攻高端市场、拥有差异化核心竞争力产品的公司而言影响是尤为巨大与深远的。
再次，一旦将公司属性标记为“扶贫”，那么这个公司就无形中变成了“贫困村的救世主”，农户就会“理直气壮的吃大户”；且不仅会激发农户的“弱势文化思维”，更会使员工认知也发生“混淆”——反正公司的目的是“扶贫”而不是“赚钱”，那么“赚不赚钱”谁又在意呢？
其实这也正是一些体制机构与企业的深层问题所在：一旦企业将目标定义的无比“包罗万象”且淡化功利性、强化公益性，那么就给了内部人员更多可以“不作为的理由”，结果人人都找那些“无比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人都在羡慕与追求“不背赚钱指标的职位”，以“躺赢者”为荣，那么试问这种企业怎能不亏损？
只是若脱离了“不断创造价值与财富”的企业天职，变成靠社会、国家去“养着、扶着”，那社会与国家又从哪来的实力去一直扶着它们呢？所以“文化属性”涵盖民族、国家、企业、个人等一切维度，一切命运都是文化属性的结果。再想想当年的“国企改革而引发的下岗潮”，难道不正是对此不得不“下的一剂猛药”？
所以，“直指本质”不仅是一种能力，更应是一项原则。企业就应以赚钱为天职，其他都是实现天职后的附加；机关就应以服务人民为天职，想谋利就别捧铁饭碗；一旦偏离本质而“啥都想要”，结果必然是“一场空”。这实质也是所谓“见路不走”的深层内涵。
吴志明举了一下手示意发言，然后站起来先冲大家憨厚地笑笑，说：“既然会上说什么都行，会下说什么都不行，那我就提个问题。公司借钱给农户添置生产设备，咱知道这是公司为咱好，咱也从心里感激。可就是有一样，咱农村是啥条件，人家城里是啥条件，咱技术、设备、人才、资金，哪一样能跟人家比？这要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农户借的那些钱可咋还哪，那不是越扶越贫了吗？你就算是赖账，那公司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呀。”
——吴志明的话其实反映出两方面：
·农民的质朴本性。农民确实代表着“小农意识”，但这也是由其“物质基础”所决定的，恰如电影《甲方乙方》中的那个“就想吃苦的大款”一样，一旦真把他扔到最贫困的农村，他比黄鼠狼对村民带来的危害更大。
绝大多数的农民是质朴的、善良的、真诚的，这也与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关：由于“环境相对闭塞、天然”，所以“陌生人”很少，“怪事”也就更少。且只要你真正相对多维接触过农村同胞就会发现——越贫穷的村民越质朴、善良，这或许才是“人的本性”、未被物质侵蚀的本性。
·他们内心的担忧。这段话的潜台词其实也是出于“看不懂丁元英图什么”而发：在世俗认知里，做事都得图个什么，即便“扶贫”也得有个原因，比如看重什么或有什么密切关系，而他们村什么也没有，丁元英与他们毫无半点关系，且他还强调“连名也不让外人知道”，那么他到这里扶贫“是图什么”呢？“事出反常必有妖”，那谁能说他不可能是“骗子”呢？
丁元英回答：“只要农户挣不到钱就没有能力还钱，这是硬道理。公司选择了这种方式当然就选择了这种风险，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的股东现在还有机会退出这种风险。”
——丁元英的话实则再次向农户明确：公司是因扶贫而生，但扶贫的钱是出自“市场”，公司产品如果无法在市场立足，那么也就谈不上扶贫，不仅大家白忙活且还要背上债务，公司也将因此损失所有投资并破产倒闭。
所以，必须向市场要效益，而市场只看产品是否过硬，故必须靠自己的优质产品去立足。这也正是丁元英有意为农户普及的“市场经济”基本意识，而这关乎着能否“让神话成为现实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梦一场”。
另一方面，这同时是在暗示“确实存在成事的机会”：他们的投资与付出及对应的扶贫是建立在“存在做点事的条件”的基础上，而非“发善心”的基础上，是“市场行为”，而非“公益行为”，这就意味着“确有市场机会”。这不仅在给农户们希望，也同时告诫大家“断了博同情、吃大户的心思”。
与此同时也是借此激出“股东们的心里话”，因为这真正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了，想说又碍于情面不好说的也就能借势说出来了。
叶晓明站起来问道：“丁哥，我冒昧问一句，那股东的前途在哪儿呢？”
丁元英说：“仅就这个公司而言，你们的前途就在这儿，就在王庙村。”
——叶晓明用的“冒昧”二字恰对应了上段分析到的“想说又碍于情面不好说的话”，如果不是因为丁元英的“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的股东现在还有机会退出这种风险”这段话，他大概率不会问，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高人出手必然已经“胸有成竹、十拿九稳”，即便不成最后也不会让他们损失什么，顶多是白忙活。
但丁元英的这一段话则意味着将他们这些拿出真金白银的股东完全推向了“市场”，这在不断打消着农户们“吃大户”的想法的同时，也断了他“有高人托底”的小算盘，且又关乎他的“切身利益”，你说能不被此激出心底话吗？
而丁元英的回答则是再次明确的告诉叶晓明“因果关系”——他们的前途就在这座看似没有任何资源、有名的贫困县里的贫困村-王庙村，只能靠他们自己的奋斗与优秀的产品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博取未来。
而此段对话又同时反映出另一层深意：叶晓明之前将个人前途“不是寄托在王庙村、而在丁元英这位高人身上”，即“靠高人”的弱势文化思维；而丁元英的答案则是告诉他“个人前途靠不了其他，只能靠自己”，而回答中的“王庙村”并不是指“王庙村或格律诗”，而是用王庙村这座“贫困县中的贫困村”来隐喻“什么也靠不上，只能靠自己”的强势文化思维。
好了，这期就到这吧。下期继续这一话题，一起看看“丁元英在这场座谈会上透露了哪些'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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