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仁爱之道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0217第五版　　作者：牟钟鉴

中华文明首先推崇仁爱，把爱人作为最高信仰。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讲仁者爱人，韩愈总括“博爱之谓仁”，从爱亲人推而爱他人爱社会爱万物，视天下犹一家，视天地万物犹一体，这是有仁德者的博大情怀。尊重生命，关爱他人，是中华共同体存在的根本价值依据。在儒家看来，爱心来自人的本性，不由上帝赋予，不以爱神为前提，它乃是人类共同体正常生活的内在需要，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墨子所说“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反之，交相恶必然共相害。

中华的仁爱之道的最大特色是落实为忠恕之道，由此而植入了平等互尊的要素，从而具有了超越等级制度和文化征服的局限的生命力，为当今人类多元文化实现和谐共生提供合理的文明途径。忠道就是尽己之心帮助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希望他人自立发达，但不把自己特有的方式强加于人，这就引出一个恕道，用“恕”来保证仁爱的实现。

孔子认为“恕”是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精髓在于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体谅人尊重人，提倡互尊的爱，不仅反对仇杀报复，也不赞成把爱强加于人，因为那不是真爱，还会引起怨恨。恕道是中华文明博爱的最大特色，它在历史上大大缓解了等级制度和民族矛盾引起的内部关系紧张，保障了不同族群和信仰之间的大致和谐。

仁爱情怀再进一步落实便是通和之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共同体，其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其文化模式是多元通和，血脉流长，纽带坚固。其缘由，一方面有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文化内核，向心力强；另一方面内部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相通、互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又勇于对外开放学习，不同的文化渐行渐近，彼此感通互摄，以和谐为主旋律，有冲突而没有宗教战争，矛盾易于化解，文化共同体在不断丰富与更新中发展。《易传》讲“感通”“会通”，庄子讲“道通为一”，谭嗣同讲“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提倡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会通者彼此由沟通而融会，相互摄取，其关键在于心灵相通。因此“通和”是最理想的族际关系与文明关系。

——节选自牟钟鉴《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