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0313第七版 作者: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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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狐惩淫》中借客之口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与若夫道义交,不敢为此兽行。”显然,在作者的眼中,“道义交”的境界是寻常的世俗之交所远远不能比拟的。东汉人荀巨伯用自己可动天地、可泣鬼神的故事为此三字的内涵做了极佳的注脚。
那天,荀巨伯千里迢迢去探望生病的好友,正遇上匈奴人来攻城。朋友对他说:“我今天看来是必死无疑了,您不必管我,赶快逃命去吧!”荀巨伯说:“我大老远地来看望您,是因为我们是义同手足的好朋友,现在危难来了,而您让我独自远走高飞,这种为了苟活而违背道义的事情,哪是我荀巨伯会做的呢?”匈奴人进城后,很快抓住荀巨伯,看到他从容镇定,很疑惑,就问:“我们大军一到,整个郡的人都逃光了,你是谁,竟敢留下来?”荀巨伯坦然地说:“朋友生病,我不忍心丢下他独活。我情愿以我的性命来换他的性命。”匈奴人深受触动,纷纷说:“我们不守道义的人,冒犯了讲道义的地方。”随即,匈奴撤军而去,城池因此得以保全。
历史上以如簧之舌巧退敌兵的事例并不鲜见,很多有才之士都上演过口退雄兵的壮举。可是荀巨伯并非才能出众之士,他只是个普通人,在刀丛剑阵面前,简直就是只待宰的羔羊,但就是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寥寥数语,即令凶悍的胡兵心悦诚服,撤围而去,不啻一个千古奇迹。
荀巨伯的法宝就是两个字:道义。
道义,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易·系辞上》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而阐述最为系统和精辟的是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就是说,有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义”;有比死亡更严重和可怕的事,那就是“不义”。
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也都把“唯义是从”奉为自己人生的最高准则。春秋时晋国上卿赵朔受人诬陷,全族被杀,只有一个不到半岁的婴儿为门客程婴救出,为保护这个孤儿,门客公孙杵臼和好友程婴议定,用程婴的儿子替换赵氏孤儿,交给公孙杵臼,然后再由程婴假装告密,而真的孤儿则由程婴藏到深山里。结果,公孙杵臼和假孤儿双双被杀。程婴在“不仁不义”的唾骂声中忍辱含垢地活着。20年后,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将事情的原委图本以告,郑重地对他说:“当年公孙杵臼把生的希望留给我,他自己选择了死,就是认为我能把你养育成人。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赵家也复位了,我有脸去见赵朔和公孙杵臼了,因此,我也该履行我之前的承诺了。”说完,程婴就自杀了。为了宏扬程婴、公孙杵臼的大仁大义,宋代皇帝给程婴、公孙杵臼追封尊号,建庙祭祀,以世代纪念。
东汉末年,名将关羽被俘曹营。为了加以笼络,曹操极尽礼遇和厚待,期望他能够舍弃刘备而为己所用。但是,关羽牢记桃园结义时的誓言,心如铁石,当得知兄长刘备的消息后,毅然挂印封金,矢志寻兄。当中,遇到无数艰难险阻,或以友情劝阻,或以恩情感化,或以武力拦阻,但都没有动摇关羽的践履道义之志。关羽完美实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成为可与孔子比肩的又一位圣人。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后,在面对高官厚禄和断头刑场的抉择时,毅然选择了后者,并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成为“舍生取义”的又一典范。
对遵守道义之士,人们冠以贤士的美誉,用尽美好的词汇,如一诺千金、轻财重义、闻义而徙、义无反顾,等等;而对不义之人,则充满不屑与唾弃,如背信弃义、忘恩负义、不仁不义、见利忘义、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等。此类事例皆蔚为大观,不胜枚举。
荀巨伯之所以能够义释兵危,就在于以柔弱之身代友赴难,其巨大的内在力量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他人,激励着他人,即便铁石心肠之人也会俯首于道义面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历史的铁律,已被无数次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下去。
为了真挚的友谊,甘愿赴汤蹈火,以“义”为做人之道,让荀巨伯成了千百年来不朽的“道义”化身。有位哲人曾说过:“我们交朋友,应当选择那些在危难时能挺身而出的人。”荀巨伯不折不扣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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