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春 来源:学习时报20170519第三版
中国一词,源远流长,影响巨大。据我国台湾学者王尔敏研究(《“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国二字出现于先秦古书者,凡一百七十二次,计有五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国境之内,三指诸夏之邦,四指中等国力之国,五指位于中央地区之国,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指诸夏之邦的中国。诸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最初的诸夏居于黄河中下游区域,与周边民族相对而居其中,故称中国,《孟子·梁惠王上》中所说的“莅中国而抚四夷”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与周边的民族相比,诸夏代表着文明和先进,显示着文化上的自豪,对周边民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先进的诸夏便被称为华,周边的民族便被称为夷,由此就有了华夷之辨,并以此来辨别文明和落后。于是诸夏又称华夏,中国又称中华。
从中国一词的发源看,在有文字记载的商代,就已出现了中国一词的萌芽,如《小屯南地甲骨》1126载:“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商居四方之中。而在殷墟卜辞中,又有“中商”的记载,它所表达的意思是,商居中央,统治四方。而中国一词从周代开始屡见于文字,如《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上天既然把中国的民众和疆土付给先王,所以先王就要施行德政)《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要惠爱西周王畿,而且安抚四方)据于省吾考证,“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时期”,而周公制礼作乐也正是在武王时期。制礼作乐,赋予了中国以丰富的内涵,使中国成为文明和先进的代表,成为其他诸侯国向往和效仿的对象。
按照传统中国人的认识,中国代表的是先进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等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凡是赞成并实行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夷狄就变成了中国,这是新的中国;虽居中国,而行夷狄之道,也就不再是中国,而是新的夷狄。这种中国观,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因此,在文化上,中国的内涵一脉相承,从未改变,但在地理上,中国所指却始终变动不居。比如,在先秦,黄河中下游的各诸侯国被称为中国,而长江、渭河等流域的各诸侯国就不能称为中国。今天的江西、湖南等地,当时虽已纳入中央版图,仍不能称中国。甚至到了明代,今天的云贵地区也不能称中国,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开科取士,才逐渐被称为中国。
这种中国观,以其先进和开放包容,对古代中国的形成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人以自己的先进和文明自豪,逐渐形成了全民族的种族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中国以其博大开放的胸怀和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吸引着周边的民族相继加入中国,历经数千年无数次的民族融合,使中国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主要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称号。列强以坚船利炮野蛮撞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打碎了传统中国人的天朝上国之梦。当传统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发现在地理上中国并不居于天下的中央,在文化上更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于是,由思想家魏源发其端,梁启超成其事,最晚至19世纪末,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概念。梁启超认为,朝代有更替,国家万古新,应废除以朝代指称国家,而统一代之以中国。梁启超在1900年写就的极为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以磅礴的气势、如椽的巨笔热情讴歌了未来的中国:“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从此之后,中国就成为我们国家的统一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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