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姗，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京生，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
模型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模型与针灸之气结合的尝试尚少见。概述模型理论的主要内容，区分理想化模型与虚构模型，在梳理针灸之气的概念认识与现代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将针灸之气视为模型的可能及其类属，并与易混概念“以太”进行辨析。
气是中国古代的核心概念，诸家多将之视为构成世间万物之本始。中医学根植于中国思想的土壤，在有关气的认识与表述上可谓一脉相承。在古人的世界观中，气的概念并不如今人看来这般玄幻，因而常被用以描述某些切实可观、可感的现象与体悟。也正因为气的这一特点，在中医学体系中，针灸与气的关联最为密切。古代医家擅长于以气来描述针灸实践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反应等，也用之表达某些人体中暂时无法理解的因果关系，这是符合思想发展规律的。小野泽精一等研究发现，在《黄帝内经》针灸医学中，比起作为操作概念的阴阳来，反而更重视接近实体概念的“气”[1]。这一说法虽将不在同一范畴的气与阴阳两个概念浑然并立，但依然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针灸之气的实体特点。如果说中医学整体范畴内形而上学层面的气占有较大比例，那么多数针灸理论之气则更偏于实在。
纯粹基于传统思想对气进行研究，在意识形态上确实更能展现古人本意，但易在现代、尤其与西方的交流中出现障碍。因此笔者认为，在不扭曲气之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引用现代科学哲学的相关概念与方法，对气进行新视角的探究，不失为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有益尝试。本文选择西方科学哲学中的模型理论，通过对针灸之气多个相关概念不同认识角度的梳理，以及现代科学认识的探讨，试论针灸之气与模型理论相融合之可能及其具体类属，并在模型视角下，辨析气与“以太”的本质差异。
1 模型理论概述
模型（Model）是现代西方科学研究中认识、解释现象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在对抽象问题的研究中，模型理论由语言学概念出发，其发展经历了从“句法”到“语义”的转变。具体而言，由于“句法”观自身理论存在局限，而无法合理地表征科学理论，“语义”观开始渐上科学问题表述的舞台。而模型理论正是在“语义”观基础上应运而生[2]。基于“语义”观，所有的理论都是模型的集合。
模型理论重在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模型对现象或理论的表征（Representation），其二是模型对实践中原理的解（Explanation）。国外已有关于模型表征与模型解释问题的诸多研究，并因使用于不同的目标（Target）而分为两种流派，一种因其对数学上的严谨性的强调而被称为Strong account，另一种则更偏重于模型的实际运用，弱化数学的严格规定，被称为Deflationary view[3]。前者对于模型表征世界的方式以（局部）同构为其核心，并认为“同构”这一概念本身就适用于精确的数学客体[2]；而与之相对的，后者则更注重模型使用者的引入，并认为“相似”是模型表征世界的主要方式[4]。因此，结合针灸之气自身的特有性质，有关模型对目标的表征方式，本文主要采用Deflationary view的研究角度。
模型解释世界原理的方式，则涉及不同模型的分类问题。在此与本题关系较密切的是理想化模型与虚构模型这两种类型。通常认为，科学模型是对真实现象与事物的凝练，因而都是不准确、不完整、理想化的，正如William Wimsatt所言，“错误的模型是通往正确理论的途径”，因而理想化的模型是能够发挥解释现实原理、现象之作用的[5]。而虚构模型则起源于对模型是否为虚构的探讨，并通过模型与虚构文学作品的对比，讨论以虚构一词形容模型的适当性，从而得出认知科学中，所有思想交流为了对现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都包含着理想化范畴、刻板印象等因素在内；科学虽然与虚构文学作品不属同一范畴，但科学模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与之存在许多共通之处[4]。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较为著名的虚构模型实例为Maxwell的“以太”模型，“以太”在Maxwell的力学模型中发挥着重要的解释、预测等作用，而“以太”这一物质本身是完全虚构的、不存在的[6]。从某种角度来看，“以太”与本文所言“气”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借助模型理论，仍可明确二者的差异，后文将就此进行讨论。
划分理想化模型与虚构模型有一重要标准，即是否可以“去理想化（De-idealized）”（引自2015年Ashley Graham Kennedy教授授课内容）。正如上文所述二者特点，理想化模型是由现实事物或现象出发，将其某些条件进行理想化，因此去掉这些理想化条件，则仍可还原为现实；而虚构模型属于纯粹的虚拟“物质”，并不实际存在，仅可在模型的解释中发挥其功能，因而无从还原。这一划分标准将对后文具体探讨针灸之气模型的性质有重要意义。
2 针灸之气相关概念
在古代针灸文献中，单字“气”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固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于不同语境中其意义繁多，因篇幅有限，本文不逐一展开，仅以某些具体、关键的气相关概念作示例性探讨。针灸学中由“气”构成的概念、术语主要可分为基础理论概念与临床实践概念。前者是指与针灸学理论相关的术语，是认识针灸理论体系所必需的概念基础，如经气、营气、卫气等；后者则指在实践操作中用以描述某些现象、反应的名称，如得气、导气、守气等。
基础理论概念认识
经气。经气也称脉气，《内经》中未出现相互代用的情形，但后世含义发生变化，在解释说明腧穴、病理之时逐渐趋同[7]136。吕金山对《内经》中出现的“经气”本义进行分析，归纳出“经气”在不同语境中的7种不同义项，包括在经之气、经脉气血、真气正气、得气现象、脉诊反应、虚邪和虚风、“常”规之气等[8]。经气和脉气均是将气和经脉概念结合而产生的说理性概念工具[7]135。
血气（气血）。《内经》相关条文所用的是血气，如“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但近人则称“气血”为多。李鼎先生曾就血气与气血进行辨析，认为“血”在前还是“气”在前，表明其间有主次之分。称“气血”是随着人们对气的重要性和多样性的重视而发生的。因此，将“血气”与“营气”“宗气”等并列而称是不合适的。“气血”已经是一种理性的认识，概括出人的生命特征，是古人直观地从总的方面观察和体验人的生命现象的结果[9]67-68。
营气与卫气。李鼎先生基于对《内经》有关营卫之气的条文进行释义，总结出营气偏于对内的营养功能，卫气偏于对外的防卫功能。营接近于物质，卫偏重于功能，故分称营血、卫气。传统针灸学则以卫气、营气及谷气来分析经脉的脉气，说明针刺的效应[9]357。不同历史时期对营卫之气有不同的内涵认识，如营卫为经气的组成部分、卫气与营气内外相贯、卫气为针刺所调之气等等。总结出营卫之气都与脉相关，虽分布有异，却内外贯通，功能上相辅相成，病理上相互影响，特征上卫属阳、营属阴等[7]140-147。
原气。原气未见于《灵枢》，仅有关于原穴的论述。自《难经》始提出人身之“原气”的概念，用以指一身本原之气。李鼎先生就命门原气说展开讨论，认为是《难经》对《内经》肾气理论和“肓之原，出于脖胦”的阐发，又是对“冲为血海”理论的补充。以“脐下肾间动气”来说明“下元之气”的重要性，从而补足了上焦“宗气”、中焦“水谷之气”和下焦“原气”的完整内容[9]212-214。
临床实践概念认识
调气。调气是基于气不调而设的一种治疗方法。即针对程度各异的虚实寒热等病理表现，随其证而调其气。而气调的标志在于脉气之“平”。调气的方法是至为精微的过程，医者的持心凝神是调气的重要前提。调气的宗旨有二：一是令“气至”，此类调气操作主要包括循摄、爪切、摇针、捻转、搓弹等手法，以促其得气；二是令“气至病所”，即令针刺感应达到病变部位，此类调气法包括龙虎升腾法、纳气，以及龙虎龟凤等通关过节之法。调气的概念属于较概括和抽象的治疗大法，一定程度上具有治疗原则的性质[7]355-357。
得气与气至。得气与气至是对针刺过程中出现同一现象的不同称谓，关于这两个概念的相关探讨最多。从理论角度来看，有关得气的具体内容，李鼎先生认为是以谷气为主，因针刺经穴多数在“分肉之间”[9]97-101。而气至的具体所指也是“谷气至”，“谷气”是为了表明这种反应有益于机体，表现为“徐而和”；而邪气出不是有效效应的反应，所以称 “邪”，表现为“紧而疾”。那些认为得气有邪气反应和正气反应两类的理解是错误的[10]132。对于得气引起的受术者反应，现代有关针刺感应的研究表明，穴位肌电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针刺肌肉丰厚处穴位获得针感的客观反映指标[11]16，根据组织形态学，针感的感受器分布于各个穴位深浅不同部位的游离神经末梢，同时，外周体液因素也参与了针感的形成[11]21-23。此外，《内经》强调“气至”与否的判断标准为针刺前后脉象的变化，提示在临床实践中，脉诊对于针灸处方施治、判断疗效有重要意义[10]133。
导气。导气针法出自于《内经》五乱病候论述之中。导气针法的意义在于，分析认识疾病的机制或可从经脉之气的自身运行规律出现紊乱这一角度来考虑。治疗不唯补泻之法，还可立导气之法，以与病理机制相合。在临床运用导气针法操作时，始终以相同的速度缓缓行针。因而只要在进针后，在一定深度内以相同的速度、幅度、频率及力量，较缓地提插、捻转行针，就不悖导气针法的立意[12]。
3 针灸之气现代认识
关于针灸之气的现代认识主要集中于对气的实质的探索。梁忠、王华首次提出氧是经气实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及经络实质即氧通道的观点[13]。梁忠等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医“经气”与氧都是具有物质、功能及信息特性的“质”，两者在生理作用和病理反应上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实验结果表明，中医经气与氧代谢物质关系十分密切，与氧代谢相关物质的特异分布及其功能可能是经络及经气的实质内容之一，氧及携氧蛋白可能是中医经络之“气血”实质的主要内容，针灸调节经气的机制可能是通过调控整体及局部氧代谢状态而实现的[14]。笔者认为，这种将中医理论的气与现代科学的氧直接对等的说法，虽有一定新意，但实难以与古人创气之思想的本意相合。氧的概念源于西方现代科学的背景环境之中，这类研究实为对思想发展顺序的倒置。也许在针刺过程中，机体局部的确产生了某种氧代谢变化的反应，但并不代表这种“氧”便直接对应了经典理论所言之“气”。但作为对气的实质回归的探索，则不失为一种较具代表性的思路。
张维波由气在不同的位置和条件下有不同的名称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气是人体体液的不同表现形式，并基于对《内经》原文的理解，分别总结出气血经络于营分、卫分等处的分布及概念内涵的示意图[15]。这是从客观层面明确划定不同概念间的界限。此种研究角度，强化了中医学之气、血、经络、营卫等概念的科学依据，较淡化其中的哲学意味，并为针灸之气作用的物质基础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
此外，国外学者亦有关于针灸之气的研究。麻颖、刘炜宏对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针灸与气”国际专题研讨会的与会文章进行综述，其中有关“气”的专门性探讨十分丰富：美国Smith M提出，气在血液循环中对平衡液体运动是不可缺少的成分；乌克兰A Orel等认为， “气”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在特定的时候应严禁损害“气”所在的空间，因而编制了针灸禁忌系统的计算机程序；土耳其Kemal Nuri Ozerkan提出整体的变化是由两个相互作用的基本极性即阴和阳来表达的，这种相互作用产生新的能量，从而产生“气”的震动，针刺则把体内的阴阳结合为协调的震动。在治疗方面，墨西哥Hector分别总结了用以调整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的特定穴位；拉脱维亚Nicholaey提出治疗不同疾病应追求不同的针感，在治疗中应有意识地采用各种手法引导气的流动[16]。上述国外学者的观点一方面使揭开针灸之气本质有了更多的研究思路与角度，有助于在未来研究中发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针灸与气的全新认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气作为针灸学核心概念之一，其本质的明晰将产生的重要影响与意义。
4 由模型理论重观针灸之气
气在针灸学中具有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说理意义，其丰富的概念内涵以及对现象与观念的阐述作用，使我们可以将之视为针灸学中的重要理论“模型”。根据模型理论，是否可以去理想化是辨析理想化模型与虚构模型的重要标准。而这一辨析则决定了模型本身的实体性。换言之，如将气视为理想化模型，则意味着气的实体需要得到明确；而如将之视为虚构模型，则意味着气本身并不存在，而是古人为了阐述理论、描绘现象而凭空创造了它的概念。
基于笔者对上文有关基础理论及临床实践角度对气的认识的梳理，大致可将基础理论的气的相关概念视为古人对人体构成、作用方式的观念的体现；而临床实践的气则更偏于古代医家在针灸操作中对某些现象或感知的描述。如果将这两种气的“模型”进行“去理想化”，则前者还原后是现代科学所认识的多种物质基础的综合体；而后者的还原，则更似是这些综合体发挥作用后的“量变”与“质变”。因而如果说气是古人凭空创造的概念，则将之架空在说理层面，完全忽略了气的实在性。且现代研究对气的实质虽未达到统一的认识，但已有相当成果明确其实际存在。基于此，笔者认为，如果气是针灸学的理论模型，则宜归属于理想化模型的范畴。
5 气与“以太”的差异
虽然气的本质有待明晰，但其仍可在多种层面上去理想化，这一点决定了其与西方科学中常用的“以太”概念有着本质的差别。“以太”的虚构性是十分明确的，甚至“以太”的产生就是为了平添一概念，来暂时“取代”某些尚待揭示的物质或存在。而一旦这些物质的本质得到证实，“以太”也就失去了在此的意义。换言之，“以太”并非其所替代的物质或现象本身。而气从宏观上可谓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体现了中国人认识世间万物与现象的观念，并没有“取代”的必要。而如果说气也是因无法明确事物本质而具有某种虚构内涵，那么这种虚构更多的仅停留在语言层面，而非意识层面，即古人本就是将这些事物、现象命名为气。
明晰气与“以太”的本质差异，则引起对气的英译问题的思考。关于气的英文翻译方式已有丰富的研究，译法也比较繁多。根据所出现的语境不同，普遍运用的英译方式有brath、air、vapour、stream、vital fluid、temperature、energy、anger等。曾出现比较特殊的译法，即ether（以太、大气以外的媒介物）[17]。笔者认为，将气对应于ether，不仅容易产生误导作用，且无助于对气的丰富内涵的传达。现在较通行的译法是直接采用汉语拼音Qi，在明确气的本质内涵，并为之创造最贴切的英译方式之前，这种译法虽有无奈，但尚稳妥。
6 结语
模型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能对针灸之气的研究有所助益。但因于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的认知范畴跨度，使得两者并不能完全对应与相合。气的多种层面内涵无法由模型进行刻板，而模型也缺乏更广泛的理论以容纳气的全部特性。这种现阶段的遗憾，却也同时提示了此类探讨的意义所在。
一方面，它暗示了西方模型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点，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医思维的探索中的运用，是一种较具新意的尝试。在二者结合中，往往可引出更多的思考盲点，从概念的规范、内涵的阐发、理论的本源等进行更准确、深入的挖掘，以发现以往研究中的缺漏。就针灸之气而言，这种尝试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反推还原以定性的方法，增加了“气”的多元讨论之可能。更进一步，则是西方科学哲学对中国思想与中医理论研究的补充。
另一方面，中国思想、中医理论与其他文化范式相较具有许多特殊之处。在中西方思想的碰撞中，这些特点的难以纳入则提示了西方理论体系中某些环节的薄弱，就本文所论“气”而言，则引申出模型理论对功能的弱化；真正认识“气”，则亟需一种可留于功能层面说理的模型，而无需对应实体物质。也许，这也将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科学哲学的一种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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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3月第17卷第1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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