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蠢货都会小题大做瞎忙乎,到处消耗他的精力,而一个人想安顿下来无所事事,却得有点真本事。他必须存有可以汲取的精力,必须能够浸沉于缓缓流畅的沉思奇想的河流,必须内心深处是位诗人。
我曾经随同一位美术家朋友到他的农舍去住过一阵子。他是个讨人喜欢的懒家伙。那所房子坐落在约克郡的丘陵地带,离一个火车站约有十英里远。我们赶巧碰上连日忽然变得挺暖和的天气,于是每天一清早就抄最近的荒野小道,悠闲自在地爬到海拔两千英尺的地方去,仰面朝天地躺在那儿,消磨那漫长而金光灿烂的午后良辰——任什么事也不干。要找个地方偷闲休息休息,哪儿也比不上荒野高原。那里像是一个洁净而空旷的露天大厅。
那种显然单调的环境,既不提供当场叫人神魂颠倒的娱乐,也无引人入胜而声色俱全的大戏可看,却有浮云阴影和色彩斑斓的地平线慢慢变换出来的千姿百态,微妙绝伦,足以使您心荡神怡,情趣丛生。高原上一块块客厅地毯般大小的草地,美好柔软得像丝绒,诱您躺在地上面养神歇息。那儿远离尘世喧嚣,超脱人间利害得失,万古长存,使人头脑得以休息,杂念涤净。世上的噪音全都淹没在麻鹬一片单调的啾啾声中。
我们连日舒坦地躺在髙原草地上,不是仰望苍穹就是梦幻般地凝视远方的地平线。当然,说我们什么事都没干,也绝非事实,因为我们抽掉大量烟叶,吃了许多三明治和小块的巧克力,喝了不少冰凉冒汽的溪水,那水也不知道从哪儿涌出来的,汩汩流了几码就消失了。我们俩偶尔也交换一两句话。不过,我们也许达到了人类两名成员尽可能近乎什么事也不干的程度。我们闲待着,什么计划也不制订,头脑里连个想法都没有;我们甚至没有像两个男伙伴聚在一起往往一味地对着吹牛那样消磨时光。
在远方某地,我们的亲友正在乱哄哄地忙忙碌碌,动用心计啦,图谋策划啦,争辩啦,挣钱啦,挥霍啦;可我们就像成了仙一样,实实在在地无所事事,头脑清净,一片空白。但是,我们结束那段短暂的赋闲时刻,脸色晒得晚霞那样红喷喷,从高原下来,回到凡人和报馆老板盘踞的尘世,却发现我们刚刚受到戈登·瑟夫里奇先生的指责。
他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指责我们的,我并不知道。我也不清楚是一群什么样嘻嘻哈哈欢闹的家伙居然招致并取得了他的信任。怪事就发生在这稀罕的阳光助长我们那种怪癖的季节里。去年还是前年刚有那么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家伙组织了一次欧洲大陆导游旅行,为了招徕更有学问的人参加度假,还特地在途中各站给他们安排一系列知名作家的演讲。那群愉快的游客上路了,他们的向导也确实信守诺言,因为您瞧——第一站就有英季教长给他们作了一次畅论现代享乐的演讲。
不过,瑟夫里奇先生是不是也向一群度假者发表宏论,或是在那帮商场大老板召开的严肃会议上致词,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确实知道他说了他最痛恨懒散,认为那是天字第一号罪恶。我也相信他批评了一些浪费时间的人,可我把他举出的理由和例子忘了,说实话,再去细究,我会认为那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丢脸事儿。
瑟夫里奇先生虽然没点我们的名,却在攻击懒散那一过程中,脑子里自始至终想着我们俩,这一点是根本用不着怀疑的。也许他的脑海里出现样一种使他震怒的景象,那就是我们俩平躺在荒野高原上,堂而皇之地浪费时间,而世间却有许多活儿亟待去做,顺便提一句,亟待完成后由瑟夫里奇的店铺买进再卖出。
我真希望他能看到我们俩,因为那想必会对他大有好处;我们俩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叫人瞧着痛快,即使我们什么事也不做的时候,谁要是看看我们,哪怕只看到并不完整而难以理解的形象,也会对他的身心有所裨益。不幸的是,瑟夫里奇先生大概对他所谓的懒散之罪已经下了断语,所以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看法,连态度也不肯软化一些。这实在可惜,更糟糕的是,他的观点在我看来并不对,而且肯定相当有害。
在这人世间,万恶其实都是那些一向忙忙碌碌的人造成的,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忙,也不晓得什么事情该做。我认为魔鬼仍然是宇宙间最忙碌的家伙,我也蛮有把握地想象到他在谴责懒散,而且对那种浪费一丁点时间的现象大发雷霆。我敢打赌,在他统治的王国里,谁也不许闲着,即使偷闲一个下午也不行。
我们大家都坦率承认这个世界一团糟。可我跟有些人一样,认为并非是悠闲懒散把它弄到这步田地的。人间缺少的不是有为,而是无为;它无所不能,唯独缺少友善和些许理智。世界上仍然有大量的精力(以往从来也没有这样多瞎忙的人),只不过大部分都给浪费在不该用的地方了。
比如说,要是1914年7月里,天气好得叫人懒洋洋,所有的人,皇帝啦,国王啦,大公爵啦,政治家啦,将军啦,记者啦,都一下子极想什么事也不干,而只希望在阳光下闲荡,消耗烟叶,那么我们的境况也许就会比现在强多了。可是不行,那种生活必须紧张的说教仍然是无可争辩的;任何时间都不许浪费,总得想法干点什么。于是,众所周知,真就干出了什么名堂。
再说,假如咱们那些政治家,与其带着一大堆还没考虑成熟的想法和大量可以消耗的精力匆匆赶到凡尔赛去,还不如暂时撇下一切书信来往和接见等等事务,干脆都去度假两周,只在这个或那个山坡上闲逛,破题儿第一遭在他们精力旺盛的生活当中显然什么事都不干,然后嘛,再回到他们那个所谓的和平大会去,这样也就可以在散会后,声誉没被玷污,世界大事也给处理得挺好。
其实就在目前,如果欧洲有一半政治家都放弃那种视懒散为罪恶的想法,离开政坛一阵子,什么事也不干,那么我们肯定会从中获益匪浅。其他例子也都涌上心头。例如,某些宗教教派时而召开会议,尽管外面罪恶堆成山,人类文明的前景仍然难卜,那些与会代表却在谴责女人裙子的长度和伴舞乐队的噪声,净在这些小是小非上瞎浪费时间。他们还不如找个地方躺躺,凝视天空,休息休息他们的脑筋更好些。
懒散为万恶之首的想法,伴以生活必须紧张的说教,在美国十分流行;我们也没法回避美国是个令人惊异的昌盛国家这一事实。可我们也没法回避另一事实:在那样一个社会里,所有最卓越的当代作家竟然全是讽刺家。说也奇怪,大多数伟大的美国作家都毫不迟疑地歌颂悠闲自在,他们的才能往往就是无所事事,为此还自夸呢,这就是他们救世的办法。
因此,梭罗如果没有他那种什么事也不干而只欣赏银河的本领,就只会是个冷冰冰的道学先生;还有惠特曼,如果剥夺了他双手插在裤兜里闲荡的习惯以及这样消遣时所流露出来的天真喜悦,就只会是个大号笨蛋。
任何一个蠢货都会小题大做瞎忙乎,到处消耗他的精力,而一个人想安顿下来无所事事,却得有点真本事。他必须存有可以汲取的精力,必须能够浸沉于缓缓流畅的沉思奇想的河流,必须内心深处是位诗人。往往其他诗人叫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便会想到华兹华斯,因为他深知无所事事的奥妙。你可以说,没有谁比他做得更好了;你也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发现有关这方面最好的叙述。
他活得够长的,足可以把他年轻时的大多数见解收回,可我认为他绝不会对其中一个想法反悔,那就是世间再也没有什么比无所事事地凝视大自然更能使人心灵净化,更能使人健康了。(他在一首诗中真的对一些吉卜赛人表示过愤慨,因为他有一次从那些人身旁走过,十二个小时之后再从他们身旁经过,竟然发现他们一直什么事也没干。我怀疑这是种族偏见,还带点忌妒,因为他本人虽然干得不多,那些人却干得更少。)
他要是仍然在世,肯定会比以往更加热情而经常地宣讲他的信条;他或许还会攻击瑟夫里奇先生,用一连串了不起的十四行诗(开首是“上周他俩漫步在荒野高原上”)来维护我们俩,顺便说一句,这些诗一点儿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会告诫我们,如果人人在未来十年里,一有机会就尽可能仰面朝天地躺在荒野高原上,无所事事,那么全世界的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他可就说对了。
(原载于《世界文学》1986年第4期,原标题为《论无所事事》,[英]约翰·普里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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