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寺庙广布是一个事实。南朝的梁武帝萧衍统治时期，是南朝历史上最为稳定富裕的几十年。萧衍崇尚佛教，不仅立佛教为国教，还大建寺庙。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过：“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这个曾经四次出家的皇帝还修建了同泰寺，也就是今天香火依然鼎盛的南京鸡鸣寺。南朝的四个朝代均定都在建康（今南京），这一时期建康的佛寺有226间。
佛寺的广布对于建康城的城市空间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上的空间演变，更体现在寻常百姓的社会生活空间之中。
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存在于南方建立的四个朝代的总称。继公元420年东晋灭亡之后，在中国南方地区相继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汉人政权，与鲜卑人在北方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政权对峙。南朝四个朝代的都城均定在了建康（今南京），建康城东起栖霞山，北起幕府山，南连牛首山，是中国在南朝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
南朝时期的建康城不仅综合实力较强，亦是一个充满了佛教文化的地域。广泛分布在城中的佛寺就是一种主要的表现形式。大量佛寺的出现对于建康的城市空间流变和城市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上的发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
所谓佛寺又被称为寺院，梵文中称为精舍或者伽蓝，它是佛教的宗教建筑物，也是僧人居住和修行的地方。南朝佛寺的大量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其一是南朝时期政治混乱，战乱频繁，人民皆渴望安定；而佛教宣传的"因果轮回""人皆可成佛"以及人死后可以进入净土世界的论调成为普通百姓精神上的安慰剂；其二是南朝多位皇帝的大力推广宣传，例如宋文帝、宋明帝、梁武帝、简文帝等，都是有名的信佛者。他们鼓励翻译佛经、侍养僧人和修建寺院。尤其是梁武帝，曾经几度出家当和尚。其三是南朝世家大族对佛教的虔心信奉，如琅琊王氏、吴郡陆氏、汝南周氏等等，他们感念于政权的频繁更迭、畏惧暴力的政治杀戮，所以转而投向佛教的慈悲理念来完善心性，因而建佛寺、立佛像也成为其热衷做的事情之一。
唐代诗人杜牧的《江南春》中提到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述了南朝佛寺的兴盛。但据考证，南朝在鼎盛时期的佛寺在700所左右，建康城的佛寺数量近达其三分之一。清代同治年间，孙文川著书《金陵六朝古寺考》，检出建康佛寺224座；陈作霖在此基础上继续编写，写成《南朝佛寺志》，补录了义和寺、四无畏寺两个寺院，总共226座寺院。而今人也多认定南朝建康城的佛寺有226座。而近期在《六朝江东佛教地理研究》一文中考据到，六朝建康的佛寺可能有304座。无论如何，南朝时期建康佛寺的数量可谓繁多，足见当时佛教文化的深刻浸入以及佛教宣传之繁盛。
而佛寺的主要分布在两种区域。一是靠近名山，依山而建，比如建康城内外的钟山、鸡笼山、栖霞山、牛首山等；而另一类则是里中有寺，即居民住宅区中也有佛寺的分布，例如长干里的长干寺，蒋山里有蒋山寺。由此可见，建康城内的佛寺几乎是遍布城内外，分布相当广泛。
佛寺的大量兴建改变了建康城的城市外观和原有的城市布局。其一，寺院数量的增加对建康城市的建设有一定的影响。据考证，南朝建康城的面积东西南北各四十里（约400平方千米），那么佛寺300余座，就是每平方千米有1.3座佛寺。换言之，如果按照目前香港离岛南丫岛的面积13.74平方千米，佛寺会有将近18座之多，数量相当庞大。如此，拔地而起的多个佛寺成为建康城城市各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二，南朝的宋齐梁陈，舍宅为寺的情况非常普遍。所谓舍宅为寺，就是说当时建康城内的佛寺大多数都是在原有的住宅园林之上创造出来的，尤其是有一部分人直接把自己的私宅改造成佛寺。例如梁武帝即位后，就把自己原来住的宅院改为“光宅寺”。当然还有一部分特殊的例子比如一些贵族士大夫，他们购买墓地来改立佛寺。因而此时，不仅仅是“里中有寺"，更是"家中带寺"。佛寺已经深刻地渗入到百姓的寻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建康城由于地形的原因较少建立高层佛塔，经常是一些直线型的刹。这是建康的佛寺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说明城市地形本身对于佛寺外观的修建也有一定的反作用。
总结来看，佛寺在建康城中可谓广布，城市的中心以及边角都有佛寺存在。它们不是一个只能在城市边缘的偏远山脚下才能看到的建筑，而是在城市内部也能随处可见的风景。
所谓城市是处于形成构成中的一个空间，而城市空间持续不断地重新建构是历史的常态。建康城也是处于在这种不断地重构之中。总结来看，佛寺的产生对建康城的社会空间影响有两大方面。其一，促使一个城市由封闭空间向公共开放空间的转变；其二，城市的街道变成多功能的公共场所。由此而对整个城市的社会空间演变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封闭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转变
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斯认为：政治、经济和宗教等三个实体的联合推动了最早的城市聚合过程。但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三者对于城市形成的影响作用力度又各不相同。
在古代中国，政治对城市空间规划和布局的影响力颇为重大，往往会因为一个政策而对整个城市的空间形态造成彻底的改变，例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对洛阳城的整体构造进行了较大的改观。另一方面，城市的建构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明显的分界区域，统治者所住之处总是有着重重的外城和围护，这也加剧了城市整体的封闭性。然而佛寺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娱乐的公共场所，百姓可以自由进入佛寺之内进行参拜和祈福。对于众多男耕女织的普通百姓而言，佛寺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同时，佛寺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古代封闭式的城市空间形态。
街道功能的转变
城市空间本身正是由这些横纵交织的街道构成的，因而街道是构成一个城市的命脉。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宵禁政策，街道本身有着很强的封闭性。所谓宵禁政策是指中国古代自商周到近代两千年间几乎一直在实施的禁止晚上出行的制度。通常在各个城镇，都有巡夜的制度，有的地方则以鼓楼来控制和指示夜晚的时间和生活，甚至每个驻有官府的城市一到晚上，就要锁上城门，禁止人们出入城市。
宵禁政策在南朝依然盛行。根据《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记载萧嶷与齐武帝的故事可见端倪。“同辇夜归 ，至宫门，嶷下辇辞出，上日：‘今夜行 ，无使为尉司所呵也 。’嶷对日：‘京辇之内，皆属臣州 ，愿陛下不垂过虑。’上大笑。”这里可见身为皇帝的萧嶷仍然非常担心夜行遭到官员的呵斥 ，从侧面表明南朝宵禁制度依然非常严格。
再有，《北齐书》卷16《段荣传附子孝言传》也记载过有关官员段孝言的故事。“曾夜行，过其宾客宋孝王家宿，唤坊民防援，不时应赴 ，遂拷杀之。”骄奢放逸的官员段孝言召唤坊民增援，并且将不能按时抵达者拷打而死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到看到当时宵禁政策的严厉 。
宵禁政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街道的封闭性，即到了一定时间任何人则不许在街道上走动。这种宵禁政策使得中国古代的街道只能主要作为一种通道，而其他功能则并不明显。但佛寺的出现和广布使得这种封闭性被些许打破。“随着佛教这一新的宗教元素的加入，中国城市街道的功能于汉代以后亦逐渐发生变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把一些已经在印度形成完善的佛教仪式一并带入。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浴佛”。按照《大宝积经》的记载，每到佛诞节当天，人们用华丽的车碾载着佛像在城市周游一圈，让佛祖接受百姓的观仰。北魏时期这种活动的规模非常浩大，南朝时期的建康也不例外。根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四月八日，诸寺各设斋，以五色香汤浴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 生之征也”，?足见当时佛诞节的盛况。街道在这个时候不单单只是一个通道，更是有了公共活动空间的职能，是一个百姓可以去看佛拜佛的地方，换言之，也就成了一个供给娱乐和休闲的场所。
佛寺的广布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影响
南朝时期佛寺广布在建康城内确实对城市有了深刻的影响，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观。
从政治上来看，佛寺广布打破原来封闭的城市空间结构，使得城市空间由原来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空间完全隔离到有一些公共开放空间的存在，这对于严密政治控制来言是有了一定松动。其二，佛寺的流传也带来更为系统完善的佛教文化，加之南朝统治者的大力宣扬，百姓普遍信奉佛教宣扬的因果轮回，所以安分守己，很少暴乱，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加强统治的政治力量。
从经济上看，南朝的许多皇帝都有着兴建寺庙，扶持僧人的行为。梁武帝还曾经四次出家，每一次都是皇室用大量的钱将他赎回。因此，佛寺的出现也是带动寺院经济的发展的一种举措。
从文化上来看， 佛寺的墙壁上都有着大量的经变图、壁画和佛画。这些通常是引人注目的艺术品，直到现在影响依然甚远。刘淑芬曾提到，“寺院内部的壁画成为建康佛寺的特色。”“南朝盛行以壁画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六朝南方佛寺多以壁画作为装饰，一则用以宣扬教义，二则美化佛寺。”
由于建康限制高层佛寺，因而宗教艺术力量转而向佛寺内部的壁画发展，由此产生了众多瑰丽的佛教艺术品。如梁代时著名画家张僧繇就在建康的许多佛寺里都创作过壁画，除了鼎鼎大名的瓦官寺外，乌衣巷外的安乐寺也是他经常光临的地方。相传他曾经在安乐寺中画了四条白龙，但是都没有为它们点上眼睛。后来在寺院僧人的建议下为其中两条白龙画上了眼睛，谁料笔落瞬间白龙就飞上天去。这也是成语"画龙点睛"的由来。
从生活娱乐上来看， 佛教音乐、佛教活动和生活饮食习惯均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
佛教音乐作为一种宣传佛教的有利工具自佛教引入中国之时也被一起带入。其引入为本来就没有太多文娱生活的南朝百姓带来了福音，很多人专门为听佛教音乐而去佛寺参拜。其中，齐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萧衍的功劳最大，尤其是他们在推进佛教音乐本土化的过程中起到不小作用。其中包括对于经呗音乐的创新以及对佛教器乐本土化的改进，从而使得佛教音乐更加贴近中国人的爱好和习惯，故而为民众的业余生活增添了色彩。
佛教活动中最负盛名的自然就是佛诞节（又称"浴佛节"），而且每到佛诞节等，总是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比如进行杂技表演、歌舞表演，举行佛像游行等等，场面十分热闹。每逢这时，总要吸引成千上万的百姓前来参加和观看。佛诞节自南朝梁时期开始举行，极大地丰富了百姓的生活内容，同时一习俗也延传至今。
不仅如此，佛寺中的素食也开始慢慢流传开来。最早的专业素斋鼻祖应当是梁武帝。所谓斋饭就是对佛教徒日常食用素食的专有称呼。佛教徒食用素食，是从南朝梁武帝开始提倡并影响至今的。根据《喻世明言》第36卷《梁武帝累修归极乐》中记载，梁武帝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认为食肉就是杀生，是违反佛教戒律的，因此，他借助皇权势力禁止僧侣食肉，大力提倡素食。在他的力推下，出现了专门研发素食菜品的专业厨师。当时，建康城的建业寺中就有一位擅长烹制素菜的香积厨（僧厨的别名），"一瓜可做数十肴，一菜可变数十味"，他可以用一种瓜做出十几种菜，每种菜又能调出十几种味道。梁武帝不止自己吃素，还下令全国效仿。因此，素食的出现也极大改变了了南朝百姓的生活饮食习惯。
南朝佛寺的兴建与广布对于城市空间的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于城市的地理空间（即外观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对城市的社会空间（即城市的社会属性、风土人情等）的影响。整体来看，佛寺文化的广泛传播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封闭性有一定的打破作用，并且还将古代街道的作用向多元化方向转变起到推动作用。这种影响具体来看则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生活娱乐等四个方面，巩固了统治，发展了经济，繁荣了文化，更丰富了民众的娱乐生活。由此观之，佛寺的广布对于城市空间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建康城作为当时重要的城市则以建筑和史料为载体记录和体现了这些影响。
蒋少华，〈六朝江东佛教地理研究〉。南京：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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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付志刚， 《中古史上的佛教与城市空间流变研究》，《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一期，页130。
刘淑芬，〈六朝建康的佛寺与城市空间〉，收入《郑钦仁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6，页58-62。
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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