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侯皆实行普遍征兵制，动员能力远超春秋时。这使得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破坏力也越来越强。“耕”与“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兵农合一的背景下，同一笔人力资源要么投入生产，要么投入战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周期性，假如耽误了农时，这一年的收成将大幅度减产。对于国而言，意味着财政收入下滑；对于家而言，甚至可能演变成灭顶之灾。所以，列国君主再好战，也得注意让直接生产者喘气，用兵过度反而会加剧衰弱，更敌国留下可趁之机。
该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有人想到了“兵农分离”的办法。
《商君书·徕民》曰：“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而王何为爱爵而重复乎？”
这段话不是商鞅说的。据专家考证，《徕民》篇写成于秦孝公的孙子秦昭王时期，长平之战结束后。商鞅已经去世多年了。这篇政论应出自商鞅后学。
研究课题：“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耕战难两全。
解决方案：兵农分离，故秦民集体脱产只管打仗，从山东列国招募的新移民只负责生产，“不起十年征”（指兵役）。故秦人组成的常备军对敌国“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破坏其农业生产。而新民在后方安心务农，支援前线。这样一来，“耕”与“战”分离成两个体系，虽有联系但互不干扰。
这种思路在后世并不罕见。比如，东汉时募兵制逐渐取代征兵制成为主流，所募之兵不再从事生产。到了三国时，发展出军户与民户分离的世兵制，军户世代为兵。
但《徕民》篇提出的兵农分离方案，并未被秦国高层采纳。因为，这个方案至少在三个方面不合时宜：
首先，除了少数特殊人群外，秦国不分贵贱吏民，实行普遍征兵制。秦以军功爵激赏国人，是以此为前提的。如果兵农完全分离的话，负责打仗的越来越富贵，负责生产没有多少立功机会，会造成严重的阶级分化，这与商鞅设立军功爵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次，战国的战争空前惨烈，兵员需求量极大，这是列国采取普遍征兵制的内在原因。假如只分出一部分“故秦人”负责打仗的话，秦国兵源就大幅度缩水。长期征战的“故秦人”必然比专司耕作的山东“新民”伤亡大，元气恢复慢，长此以往，兵员更加紧张。
最后，兵农分离与官社经济体制的农战一体化原则相冲突。官社经济体制是“民之政、役、兵、农诸事纳入一个总的框架系统之中”（秦史学家张金光教授语）。也就是说，秦国的土地制度、郡县制度、乡官制度、司法制度、户籍制度、赋税制度、徭役兵役制度、家庭制度都是围绕这个原则来设计的。假如改作兵农分离的话，所有的配套制度都要打散重组，官社经济体制就会瓦解。商鞅的变法也失去了意义。
兵农合一的大秦，该怎样克服“耕”与“战”的矛盾呢？
商鞅的思路很简明——把剥削量稳定而精确地控制在民众能够承受的范围。
古典社会的上层建筑设计得再文艺，也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剥削的工具，区别只在于剥削手法与规模。战国七雄对民众的剥削无非是租赋徭戍几大类，将基层乡村作为税役来源，广大编户民都是税役承担者。国家授予田宅，提供生产资料，是为了让编户民以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创造财富，从而满足朝廷的税役需求。所谓相对合理的剥削量，就是让民众在完成税役任务后能积累余财，让乡村组织保持稳定而协调的发展。
《秦制研究》称：“秦汉的乡里间，具有远比后世为多的社会公共、公益活动，互助互救活动，以及共同的节庆祭祀燕飨等精神生活。这都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来开支。战国秦汉之际，地旷人稀，沟渠水道的开通，阡陌津桥的修治，例皆发大徭役以从事。”
为此，官府安排税役之时，朝廷部署战事之时，都要维护不破坏本国本年度农业生产这条红线。商鞅变法设立的一整套数据统计体系，就是为了让官社经济体制能及时掌握社会经济动态，制定较为合理的工作计划。秦国的严刑峻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落实这个方针而存在的。
秦国好比是一个古典集合体。所谓的“”——每个乡里由乡官系统直接组织管理，而乡官系统又直接听命于县廷。征发徭役兵役的权力在县廷，乡部只是负责具体操作。但不管哪个行政级别，都要遵循大秦律法办事——
《戍律》：“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
这条律文的中心思想是避免过度征发，保留足够的人力经营生产。同挂一户口本的男丁，不同时服兵役。假如征发兵员超出法律规定，县啬夫（县令）、县尉、士吏各罚两副铠甲。
对比一下魏国的情况。
信陵君在邯郸之战时发过一道命令：
“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史记·魏公子列传）
最终从十万大军中筛选出八万人参战。若以秦律的角度看，魏军中“同居并行”的现象不是一般的严重。
《徭律》：“县毋敢擅坏更公舍官府及廷，其有欲坏更□（也），必□之。欲以城旦舂益为公舍官府及补缮之，为之，勿□。县为恒事及□有为□（也），吏程攻（功），赢员及□员自二日以上，为不察。上之所兴，其程攻（功）而不当者，如县然。度攻（功）必令司空与匠度之，毋独令匠。其不审，以律论度者，而以其实为□（徭）徒计。”
秦国官府不准擅自兴役，而且在征发徭役前要准确计算工程量，按照工程量来严格调配民夫。假如因少算工程量导致民夫延长施工，在追究相关吏员责任的同时，将超出原定工期的实际加班天数计入服徭役者的正常工作量。官府出错，不用民众埋单。
《司空律》：“一室二人以上居赀赎责（债）而莫见其室者，出其一人，令相为兼居之。……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
居赀赎债指的是民众欠官府的钱而做劳役抵债。当一个家庭有两人以上要劳役抵债时怎么办？秦律硬性规定：让他们轮流服役，不得同时征发，而且到了播种与治苗两个重要农时，官府必须让居赀赎债者回家务农各二十天。欠公家的债要还，但不能耽误农民的本业。
以上只是秦律的一小部分。总之，为了保障本年度的农业生产，秦国官府千方百计地减少“战”对“耕”的影响。那种为了军事目标而牺牲经济生产的错误做法，直到秦朝末年才真正出现。
战国秦发动的战争虽然频繁，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官社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秦国各乡里的组织结构基本保持完整，而六国的乡村组织不是被战争撕得四分五裂，就是大量民众弃本事末，成为加速乡村组织解体的“游食者”。
例如战国中后期的山东首强——赵国，有着能与秦国争锋的强大军力，却屡屡在关键战役上掉链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赵国的官社经济体制不如秦国完善，经济结构与乡村组织更加脆弱。
据《史记·货殖列传》载：“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
由此可见，赵国相当一部分地区都不以农战为本，民众往往“仰机利而食”，不事生产。这导致赵国经济存在重大缺陷。赵军打速攻战不成问题，但难以一进入持久对抗就软脚。
秦赵互有胜负，但秦吃的败仗并不伤害“”的元气，而赵吃的败仗往往是朝野都元气大伤。尽管直到最后时刻，赵军仍能在名将李牧的指挥下数败秦军，但造血能力的先天不足，注定了赵国灭亡的结局。
到了始皇帝时，秦不仅以相持战法灭赵，还在劳师远袭的大规模南征中把主场作战的楚军先拖垮。经过短暂休整后，秦又一口气南平百越、北驱匈奴，打完并打赢了天下所有能打的战争。不仅如此，秦廷还在全国范围大搞高质量工程，把工作狂精神发挥到了变态的境界……
然而，这也是大秦造血能力的极限。任何超出民众承受力极限的社会系统，逃难死机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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