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历史上很早就有了传播信息，公读法令的记载，但作为一门分化出来的专业，它诞生于二十世纪初。近百年前，西方以普利策建立哥大新闻学院为起始时间，中国以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建立新闻学研究会为准，东西方双双进入“专业新闻学”时代。然而在新闻学诞生后，中西方关于新闻学专业的两大争论始终没有结果，一是新闻学专业是否“有学”，能否算作独立的人文学科；二是关于新闻学名称的争端。在中国，是“新闻学”与“报学”的争论，在西方，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争论至今似乎已有了答案，然而这答案仍未能解答新闻学专业的疑惑。
1911年10月29日， 一位失明的老绅士在豪华游艇上垂下了手，报纸散落一地，他就是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在这一天他终于永远离开了失明的痛苦。普利策过时候，根据他的遗嘱，人们修建了一所专业的培养新闻人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这也是普遍公认的新闻学作为学科建立，教书育人的起点，开启新闻教育的源头。然而当时的在中国，从事新闻行业的从业者有，然而学科教育与“新闻学”一词在当时并不存在。
“新闻”一词是舶来品，源于日本。其日文为しんぶん，意为报纸、报章。
1899年，旅美学习“学寮制度”，回到日本担任记者的松本君平出版了《新闻学》一书，介绍了西方与美国的新闻事业，新闻理论与实践，以及著名女记者事迹等等内容。松本君平一生著作十二本，关于新闻的仅有这一本，而且《新闻学》一书本是松本君平的大学讲义，却阴差阳错成就了“新闻学”这个词的诞生，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求学于世界”的中国人。
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出版后，立刻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梁启超和《译书汇编》都提及过“新闻学”这一著作的存在，并商讨新闻教育的可能性。四年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一书，新闻学这一名词出现在了中国。作为最早引进中国的新闻专业的论述书目，松本君平《新闻学》一书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新闻行业影响深远，早期的报人，文学家均对此书重点看待，梁启超、邵飘萍、黄天鹏等人都有评价。然此书内容与理论很是一般，但作为新闻专业开拓者，《新闻学》一书对中国影响甚大。
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在近代处处落后于西方，实际不然，就新闻教育来讲，中国并不落伍于西方。
1912年，根据普利策遗嘱，哥大新闻学院建立，新闻教育发端。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大学也开始设立与新闻相关的专业、新闻研究会、报学研究会。哥大新闻学院落成仅六年后，1918年，由蔡元培、徐宝璜牵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中国新闻教育开始了。此后，中国报界和普利策理念一样，倡导建立专门的新闻大学。报人成舍我在北平创立报业专门学校，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纷纷建立，在中国报业的成长上升阶段，新闻专业广泛建立，并不太落后于外国的专业学科建设，相反，像燕京大学和美国大学的新闻专业还有互换教授、留学生等互助项目，可以说在新闻学教育前沿上，中国和外国是齐头并进的。
在教学上，中国没有采用当时看来稍显落后的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一书，而是由著名报人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学》为课本。由于徐宝璜本人有留美学习经历，又担任过《晨报》记者，所以该书十分具有实用性。新闻专业课程教学由《京报》所有者邵飘萍负责，这都是在民国新闻界响当当的人物，可见在中国早期的新闻教学上是以实践为先导的。
中国新闻学不落西方还有一个例子。1920年，美国匹兹堡KDKA电台建立，并开始向周围发射电波，大众可以在收音机里接收到广播节目，这被认为是大众广播的诞生标志。中国在二十年代中期上海租界由美国人奥邦纳建立起第一座电台，直到1926年在哈尔滨，刘翰建立了第一座中国人自己的民用电台。然而大众广播一直到北伐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在南京建立起中央政府实行统制后才开始。1928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建立，可以对全国范围内进行信号覆盖。在二三十年代里，广播是绝对的主角。
当广播诞生后，美国新闻学专业就开始对广播这一新生新闻事业开始研究，广播学系开始在美国大学中设立，对于广播的传播功能作用，美国新闻学界也是十分重视，在报刊领域以外开辟了广播学专业，同时有了传播学的方向。中国在这一研究上也并不落后。1927年，燕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开始研究广播这一方向，表现就是有大量广播方向的研究论文产生。要知道中国建立大范围广播电台是在1928年，而在一年前新闻学专业就开始对广播进行研究了，可见中国新闻专业一直是走在研究前沿的。然而早期多以描述前人成果为主，在后期诞生了不少高质量的广播方向论文，如殷增芳的《中国无线电广播事业》（民国二十八年五月），赵泽隆的《广播》（民国三十五年四月）等等。可见对于新生事物，中国报业学界的接纳也是很早的。
新闻教育诞生以来，研究的学问只是集中在报纸杂志上，有时拓宽到广告，然而自广播诞生后，新闻学的范畴一下子从报纸跳脱到了广播，跨越了媒介，有人认为这是好事，新闻学作为新兴学科，一定要“跑马圈地”，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这样才能在学科竞争里站稳脚跟；同样，有的人提出了深深的担忧——脱离了报纸，那还是新闻学吗？在当时的中国，“新闻学”还是“报学”的名号之争第一次被提出。
当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一书在中国出版后，似乎“新闻学”名称落定，然而在南方，《万国公报》几乎在同时出现了“报学”一词。1904年《万国公报》报道普利策离世建立哥大新闻学院一事时，标题用的是《报学专科之设立》，内容提到“美国纽约世界报主人布列周（普利策）拟捐美金二百万元，特为报学专科，立一学堂。”
直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以前，这两个词的使用频率都极小，并且不存在竞争关系。两个名称中，新闻学一词属于从日本拿来，而日语里新闻的意思是报纸；而报学一词来自于传教士报人林乐知等对西方新闻学的理解后，转译为汉语，称为报学——报纸之学。但两者不存在竞争，并且共用。如北平报界曾倡导建立专门培养新闻记者的大学，名称有“新闻大学”和“报业学堂”两个；燕京大学设立新闻学系，北京大学建立新闻学研究会，而上海圣约翰大学则使用了报学系的名词，同样用“报学科”的还有厦门大学。
除学科命名以外，在新闻教学用书上也是两个词并用的。徐宝璜出版《新闻学》一书，戈公振以《中国报学史》闻名，然而他本人另有《新闻学撮要》一书，两个名字并用。然而到了1929年，新闻学名称争论出现了。
1929年，黄天鹏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业杂志《新闻学刊》更名为《报学月刊》，他在《报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解释道：“案新闻有学，为近数十年之事，译自东瀛，习用已久，姑从俗尚。故以报纸学术实质意义而言，则以改成报学更之为当。盖报纸事业，包罗万有，新闻不过一端......报学之言简意广也。”黄天鹏认为，“新闻”一词的错译要从此改起，报学包含了新闻、编辑、出版、广告、印刷等多个方面，比起新闻学来要更广泛，因而进行了名称的修改。袁昶超、王英宾等人在不同的地方表态支持新闻学易名，然而持反对意见者也很多，认为大部分新闻学毕业生从事的多为新闻记者的工作，印刷、广告、经营无从谈起，所以新闻学更合适。二十年代广播出现，报学一词遭受冲击，新闻学又有起势之态。然而，新的名称出现成为搅局者——集纳学。
无论新闻学还是报学，它们所对应的西文都是Journalism，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Journalism的解释中多为新闻行业，新闻工作，新闻写作，并无新闻学的意思。这在早期就被中国新闻教育者注意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刘元钊阐述了新闻学名称中的“ism”为方式方法之意，并无学科、科学的含义，而真正的科学，则是以“logy”为词尾，因而推断新闻学，不是学科。刘元钊建议新闻学直接用Journal为名，不做中文翻译。包括黄天鹏等人，在30年代里就将Journal一词不加翻译直接使用。而以袁殊为代表的一批人喜欢将西文Journalism直译为“集纳”，称新闻学为“集纳学”。袁殊认为，报纸除了有“时间性”的特点外，还有“收集归纳”的特性。他认为报纸具有收集信息，倡导正确舆论的功能，而倡导批判功能是将信息有选择的公布开来，因而集纳学更合适。并且集纳有新闻采编的意思。在淞沪抗战时期，中国新闻学会表彰战地记者们的采访写作发挥了“集纳学”空前的效果。
在30年代后期，集纳学与资生学等词语渐渐淡出历史，成为昙花一现的近代直译学科，而广播电视乃至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报学一词立足之地愈来愈小，最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彻底消失。
中国的学科名称争论集中在“报纸”上，而西方关于新闻学科命名的争论则在50年代左右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播学在美国兴起，大热。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卢因、霍夫兰等人在战争中提出了大量传播学理论，帮助盟军克敌制胜，于是五十年代，美国各大学纷纷设立传播专业和传播方向。新闻学将传播学内容纳致自己麾下，又一次扩大了研究范围，然而这就诞生了美国的新闻学名号之争。
如今的传播学者奉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人为传播学学科开山祖师，殊不知这些当年的传播学研究人员并非是一心投身于传播学的。比如拉扎斯菲尔德，他本来是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者，在对选民问题做研究时遭遇瓶颈，在传播方向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后，马上又投身于自己的社会学里了；哈罗德·拉斯维尔的方向是政治学，在对战争中宣传效果分析后也回到了政治专业中；卢因的方向是社会心理学，霍夫兰是心理学......所以，被奉为圭皋的传播学大家们没有一个留在传播方向，可见他们也认为传播学不是一个值得逗留的领域。所以当时的美国新闻学界有一句话：传播学只是过路客。
60年代，美苏冷战升级，苏联开始对传播学进行研究，苏联大学中纷纷设立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系。而美国，在新闻学领域下，广播电视新闻学、传播学纷纷设立，对原本研究报刊的新闻学形成冲击之势，加上世界范围内对传播学的重视，有一种声音称要将新闻学易名传播学，而另一种声音是将传播学从新闻学院独立出来，争论的结果是大部分新闻学院易名：新闻传播学院或传播学院。这使得很多新闻学专业的教授大为不满，他们不喜欢传播学的教授们在新闻学院的名号下教学，也对新闻学专业学习传播课程不感冒，然而传播学进入新闻学院课程是不争的事实，新闻学教授们也无可奈何。所以如今美国的现状是很多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传播学课程，但名字一定要挂上“新闻”二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学科历史的悠久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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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是的又挖坑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第二部分将讨论百年新闻学的另一大争论，也是最重要的一争：新闻是否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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