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导言】
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司令致函北洋同仁丁汝昌君：
窃闻君犹执迷不悟，为清国尽忠，吾等实乃以为耻也。天道凌迟，宋亡而日本举国戴孝，明灭则再无华夏。满洲窃据三百，生民涂炭，国不复国，而吾大日本帝国奋六世余烈，举国图强以维新，实继唐宋以来之德性，而集宋明遗民之遗愿也！窃以为，汝昌君宜速降，犹不失颜面以见九泉矣，呜呼！---1895年6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致信北洋舰队管带丁汝昌（丁汝昌读罢很快服药自尽）
从1644年满人窃据北京，正式建立全国性统治，到1911年清王朝在北洋实权派袁世凯的威逼下实现和平逊位，267载的奴役和阉割，不仅彻底摧残了汉民族最后仅剩的一点精神家园和自由意志，也让这个民族最终积重难返，民族性空前畸形和丑恶，处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大都鼠目寸光而凶残贪婪，不得不继续在鞑靼泥沼里艰难挣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的国人，早已丧尽秦汉的血性淳朴，唐宋的雍容优雅，和明代仅剩的一点工匠精神和务实进取，骨子里渗透的俱是满清三百年培养出的气质。
满清一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便迫不及待提出要撰修《明史》，摆出“明实亡于权阉和贼寇”，以最大程度掩盖民族矛盾和华夷之辩，而突出明代尖锐突出的阶级矛盾和特务政治。或许是明代很多方面着实较为黑暗，民族性在蒙元已劣化堕落过一轮，已接受过异族全国性统治的广大汉民勉强接受了满洲权贵统治这一事实，且这些异族权贵很快便展现出比前辈异族统治集团狡猾晦暗得多的本性，这些本性，终将掐准汉民族彻底衰落的命门。
第一便是通过“均贫富”和“悉除酷刑”来做表面文章，一改朱明统治者部分汲取自蒙元的残酷暴政。明代除了经济长期落后且发展不均衡，令官民对立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之外，朱家统治者迷信暴政威慑的统治手法，亦让最终人心散尽。满洲统治者很明白，一个人口仅有数百万的少数异族，侥幸得国是如此不易，沿用明代的老一套是断然行不通的，只能自取灭亡。因此，多尔衮-顺治时代，清廷便很快下令重新清丈全国土地，“打土豪，分田地”，并裁撤废除有明一代的所有特务国家机器，清算明代特务统治“罪孽”，并悉数废除了朱元璋以来发明的“扒皮萱草”等变态酷刑，来彰显新朝新气象和异族的“仁德”。这样除了凝聚人心，稳定统治之外，更为统治者通过文字狱等更为隐蔽阴毒的思想钳制手段来阉割汉民族奠定更稳固基础，可谓一举两得。
第二便是削发易服，以彻底抹去汉人和传统汉人时代的记忆血脉。早在女真金国灭亡北宋之后，金废帝海陵王完颜亮便一度意欲强行让所有汉地人民“俱留二辫”，后因汉人遗民的坚决抵抗而作罢。但终女真金国两百年，凡入朝为官者，不论民族，必须“削发坦衽”，留和女真贵族一样的发式和服饰，可见通古斯民族之阴晦。金章宗明昌十年（1189），曾有朝臣提议对此放宽，但章宗金国权衡，拒不采纳，亦然如故。南宋宁宗开禧北伐时镇守四川的抗金名将吴阶之后吴磷受金国暗中诱降，封其蜀王，亦“削发易服”，准备赶赴中都受命，没料没走便被愤怒的当地百姓和汉人民间抵抗力量红袄军斩首，传首行在临安。这一阴谋在仍有血性的两宋未能得逞，却在明末最终成为噩梦般的现实。多尔衮在入关之后，受一些汉奸挑唆，很快意识到此举极端重要性，便以武力胁迫，凡为大清子民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故而才有在江南地区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凡有血性和骨气的俱被屠戮殆尽，死者亦以数百万计，自此时人叹曰“江南士风大坏，不可复也”，不可谓不残忍，更不可谓不毒辣，和蒙古人泾渭不明的胡乱杀戮，反而激起更强烈反抗迥然相异，杀的都是精华，留的都是奴才。
最后便是文字狱和告密制度的空前强化。终满清三百年，除了辛亥革命前十年有所真正宽松之外，其余时间里，思想钳制都达到两千余年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满洲统治者看来，别的都可以不计较，思想奔放是最大的祸害，所谓的“圣祖明君”康熙在位时文字狱就达到第一个高峰，崇祯帝的唯一正统后嗣“朱三太子”被诱骗出山并被诛灭三族，可谓无耻；明末大儒吕留良死后仍没有被放过，被下令剖棺戳尸，枭首示众，可谓无情；首创密奏制度，朝内外任何人，包括平民百姓，不论地位高低卑贱和亲疏关系，皆鼓励向最高统治者递折反映告密，可谓无道。连一代枭雄朱元璋都未曾想到，也不屑于使用的统治手段，满洲既得利益集团都想到也做到了，可谓挖空心思，无所不用，最终的恶果当然就是民族性无以复加的丧尽和扭曲，让整个民族变得毫无优点优势，而浑身是病，且病入膏肓。汉人彻底成为满人的家奴，其间当然是道不尽的屈辱，但他们渐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跪舔脚底，相互残害以取悦主人。而满洲权贵们也始终心知肚明，不断强化和诱导。按照康熙和乾隆的说法“制约汉人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以汉制汉，培植鹰犬”，而按照雍正《朋党论》所言，为官者听话就好，能力思想等一概不需要，反而是负担和祸害。就这样，从上层到民间，稍有发表不慎，就被诛灭三族甚至九族，整个社会彻底万马齐喑。乾隆时代所谓的《四库全书》实则“纂一书而毁万代”，以官修为名，有选择地销毁和篡改满洲统治者认为有危害的一切书籍和历史，包括明代历史，也多少被夸大和扭曲，以黑明而褒清，不可谓不险恶。正因对权力病态的掌控和对汉人的时刻提防，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广州三元里汉人自发武装抗争以后，道光帝师、曾国藩恩师、武英殿大学士，镶蓝旗权臣穆彰阿才急忙面呈道光帝，提醒“攘外必先安内”，促成了《南京条约》和割让香港。而到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人“出师有名”，祭出明太祖《北伐檄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响亮口号”，让北洋舰队众多官兵意志溃败，不战自乱，而清廷从一开始也对李鸿章为首的汉人实权派顾虑重重，哪有什么真正的决心和意志去打，等到战局全面不利，满洲权贵素来忌惮的北洋舰队行将覆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叫嚣“直捣直隶”之际，清朝统治者很快就软了，又将重担和责任推给李鸿章，让他达成更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真正是西太后在下令剿灭下层义和团，返回北京之后所言的“宁与外邦，不与家奴”所折射出的丑陋心态，而据说刚撤出的八国联军之前一入北京，毫无抵抗，汉人百姓都拍手称快，热烈欢迎洋人到来，真乃历史之无奈和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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