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系列文章，前三篇为《天子篇》、《诸侯篇》、《大夫篇》，之后为《阴阳篇》、《兵家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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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篇：第二节
君臣佐使下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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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节中，我们提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中国古代至少在周代就已实现了巫、医分离。
引起这种“早熟”的因素可能有二，一是周代的朝觐制度能够让周廷掌握充裕（但模糊）的临床信息，二是周代的政治逻辑本身就有将神权与医疗效果分离的政治诉求。
下图为西周统治的范围及主要封国/方国。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
在朝觐制度之下，周廷会定期接受百国万方所贡的本地方物，其中自然不乏有一些有治疗某种疾病作用的生物药或矿物药——尽管它们的作用大概率是用巫术或神术进行解释的——当这样模糊的临床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周廷就容易发现其中的药理规律，这一内容我们在上一节详细说明过，本节不再赘述。
下图为清代皇室组织最高祭祀活动的场景。
图中的祭祀场所为今北京天坛公园，在古代为禁地，仅供皇室祭祀。这种由最高统治者垄断最高祭祀权的传统正是源自于古老的商周两朝。周代为何在商代的基础之上实施了巫、医分离，这种行为其实并不难理解。既然天子掌握了最高祭祀权，在巫、医不分的“逻辑”下周王本人就应该拥有最理想的治疗效果——但终归是做不到——这样一来，周廷将巫、医进行分离就成了维系神权的合理选择。
在西周王朝崩溃以后，以周廷为核心的医官系统自然会随之瓦解。在此之后，一些掌握着医疗知识的士人开始频繁在诸侯乃至大夫的朝堂活动，有些进一步下沉成为了游士。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由医官掌控的医疗知识也就不可避免地散向了社会，最终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医家”这一学科抑或者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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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幽王末年，废太子宜臼一党在宗周发动叛乱，杀死了周天子本人及太子、郑伯等朝廷重臣。面对叛潮来袭，西虢公果断在携地另立朝廷，拥王子余臣为天子。
“周二王并立”。
有关周平王究竟何时从宗周迁至雒邑，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在晋文侯杀周携王之前。此说存在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就是周平王东迁雒阳的具体路线，毕竟支持支持周携王的西虢国正好卡在三门峡和石门峡口，周平王是怎么绕过去的又有什么必要绕过去都是个很难解释清的问题。不过，有一点事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周平王的东迁很有可能是仓皇的、仓促的、不体面的。
下图为雒邑一带的地理环境。
如图所示：
红圈为雒阳所在的大致位置；
蓝圈为西虢国所在的大致位置，堵住了从宗周通往雒邑的三门峡通道和从汾河谷地通往雒邑的石门通道；
白箭头为绕道的大致路线，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到路况并不理想且处于敌人的打击范围以内。
从上图可见，假如周平王确在周携王被消灭之前就已东迁，想来不大可能把周廷的整个班子都完整地搬过来。又假如《竹书纪年》有误，周平王实际是在消灭了周携王以后才东迁的，那么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也不太可能把宗周的整个地方系统一并搬过来。总之，周廷应当把一批王官遗留在了宗周，只是多与很多的问题，而这些王官其中应至少有一部分被秦国所吸纳——这里自然包括了一部分医官。
公元前581年，秦桓公23年，晋景公病重。我们都知道，晋廷大部分时候是使用巫师进行治疗的，但估计这一次巫师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于是晋人向秦国求医，秦廷遂派了一个名为“缓”的医士赴晋诊疗。
在诊断过后，医缓说晋侯的病情已经到了“在肓之上，膏之下”的程度，当时的治疗手段“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也就是成语“病入膏肓”的由来——由此得出了“不可为也”的结论，即宣告晋侯的病情已经无药可治。
根据《左传》的记录，晋侯本人倒未对这一悲观的诊断结果有太大反应，还因为医缓应验了之前梦境的预兆而称其为“良医”。
需要另外补充一点：
晋景公最终其实也并未死于疾病。早在发病以前，晋景公就做了一个噩梦。他为此咨询在桑田的巫师，巫师断定说他应该吃不到当年新下的麦子了。之后才发生了晋廷向秦国求医的事件。医缓走后，晋侯的健康状况整体还算可以。到了是年6月，晋侯等来了献上的新麦，于是处死了那位巫师，并准备尝一尝新麦。巧的是，晋景公在吃麦之前上一趟厕所，结果在如厕时掉入粪坑溺死了。
也许在很多朋友看来，医缓在公元前581年的晋求秦医事件中并没有做什么太有价值的事情，但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注意到3点重要信息：
一是医缓确实做出了一次准确的诊断——尽管从患者的角度上看诊断没有治疗来得实在，但从客观角度上讲确实也是有价值的；
二是在晋人眼中秦国的医学技术应当比较先进——当时秦都在雍城，距离当时晋都所在的临汾一带其实并不近，晋廷之所以不从周、郑等国求医偏要舍近求远地向秦国求医，还应该是认为秦医的医术最为高明；
三是秦廷确实为晋侯派出了一位不错的医士——在晋景公一朝，秦晋两国的关系其实并不大融洽，不过在这次求医事件中秦国倒没有太为难晋人。
下图为秦晋两国在当时的大致控制范围。
如图所示：
左白圈为秦都雍城；
右白圈为晋都新田；
白箭头为医缓赴晋最有可能的路线。
可见，晋廷从秦国求医的时间成本很高——相信有点生活经验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时间成本对医疗而言意味着什么——不得不说，晋廷向秦国求医委实是个无奈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这么两个个问题：
一是为什么秦国的医学技术要比晋国先进？二是为什么秦国愿意派出优秀的医官去给晋侯看病呢？
第一个问题比较好理解，秦国的地理环境虽然闭塞但很有可能继承了宗周的相当一部分医官系统及临床数据，因此它的医学技术自然会比其他诸侯国更先进。
第二个问题也不难理解，由于秦晋两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竞争关系，这就促使秦廷必须时刻关注晋廷内部的动向，而晋侯本人的健康情况直接关系着晋廷近期是否会出现权力交接，秦廷当然乐于以派遣医士为由查看晋侯的病情。
相信很多朋友在看到这里的时候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这样看来，医官在政治领域中还是很有用的，那晋廷为什么不专门请几个优秀的医士呢？
事实上，晋廷也使用医士。
公元前630年，晋文公7年，晋廷派一个名为“衍”的医士下毒暗杀卫成公。所幸卫国重臣宁俞贿赂了医衍，使后者在下毒时故意减小了剂量，这才让晋侯躲过了一劫。单从过程来看，这次政治暗杀的保密工作做得着实不好，至于究竟是谋划者的疏忽还是故意泄露给卫人以作敲打就不得而知了。
说到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
为什么晋廷在日常治疗的时候常使用巫师，但在下毒时却非常“唯物主义”地使用医士呢？
在上一节专门提到过，巫师的治疗并未完全靠巫术或神术。
在通常情况下，巫师在做法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让患者服用某种植物或矿物的仪式以达到“通灵”一类的效果，而服用的植物或矿物若确实存在着能治疗对应疾病的成分，那就很有可能达到实际有效的治疗效果。
从事实角度上讲，巫师的治疗技术本身也是一种原始的经验医学，只是在此基础之上不可能形成医学及药学理论。
但是，假如一名巫师拥有非常丰富的治疗经验，还是可以通过经验来判断目前的患者应该适用什么法术，在施法过程中又需要服用哪种植物或矿物，由此达到治疗的效果。
不可否认，这种治疗的效果不会太好，治愈率也不可能高，但一个经验丰富的巫师未必就比一个经验欠缺的医士要差很多。
假若晋国的境内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巫师，而能请到的医士又普遍没有太丰富的临床经验的话，那么确实有理由继续使用巫师进行治疗。
政治暗杀则不然。
相比于巫师的诅咒而言，医士下毒的效果无论如何也更有实质性杀伤效果，而且又不需要太深厚的药理知识和太丰富的用药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晋侯当然更乐于使用医士对政敌进行暗杀，而非使用巫师进行诅咒。
在南中国，楚廷也使用医士进行政治活动。
公元前552年，楚康王8年，楚王计划任命薳子冯为令尹。薳子冯因为朝局的原因而不愿就任，于是通过饥寒自虐让自己患病以作推脱。为此，楚王命令一名医士前去核实，医士在检查后表示薳子冯虽然很搜但是气血还很正常，以此揭穿薳子冯实际没病。不过，楚王倒也没有继续难为薳子冯，改立子南为令尹。
无论从中医还是西医的角度来看，当时这位医士的诊断似乎有点问题。试想，薳子冯在盛夏把自己关在堆着冰块的地下室里，还只吃很少量的事物，身体状况或者说“气血”终归会出现一些问题。不过，“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的结论还应是说薳子冯的病情并不深，由此判断出薳子冯的病实际是故意为之。从这一点来看，楚廷这位医士的诊断水平也是比较高的。至于楚国为何能有如此优秀的医士，一方面应来自于对秦国及中原列国的吸纳有关，一方面应来自于与海外诸国频繁进行以贸易为形势的交流有关。
至春秋后期，连偏远的越国都出现了官府向基层派遣“医”进行针对于孕妇的医疗服务的记录。粗略分析的话，这一政策在当时推行的面积可能仅限于部分乡镇，且“医”也未必都是职业的医士，其中不可避免地要用一些只学习了简单医术的吏乃至普通农业生产者以作填充，但这依旧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除此之外，也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医士游走于列国之间的记录。这些医术精湛的医士被时人尊称为“扁鹊”——所谓“扁鹊”，原为上古传说中的神医之名——之后又因为后世的混淆被通通按在一个名为“秦越人”的医士身上。单就相关记录来看，游走的医士主要活跃在春秋后期至战国中前期，游走于赵、魏、齐、秦等国的朝堂，甚至还有疑似出现在西虢国的记录。
从整个春秋时期来看，医士的活动已经从森严的王官系统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广泛的交流当中，医士的知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空前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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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春秋战国的交界时期，晋国的执政重卿赵简子忽然患上了一种怪病，一连五天不省人事。
为此，大夫们招来了一个被誉之为“扁鹊”的医士。
经过诊断，赵简子的血脉都算正常，就陷入昏迷的原因“扁鹊”倒没有做什么解释，只是说当年秦穆公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至于秦穆公的病例，“扁鹊”说是昏迷了很久，在这期间他的精神游荡到了天帝的所在地，还得到了天帝本人对未来的启示，到了第七天就自行苏醒了。
因此，“扁鹊”认为赵简子应该在三天内自行苏醒，而且会有一些话告诉你们。
结果在两天半以后赵简子果然苏醒了。他告诉家臣董安于说，自己的精神到了天帝的所在地，而天帝也给了有关赵氏继承人、攻打卫国及“晋国七世而亡”。董安于则告诉赵简子，在他昏迷期间“扁鹊”给他看过病，说出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于是，赵简子赏赐给了“扁鹊”四万亩田地。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上述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时人的附会传闻；
二是赵简子和“扁鹊”进行了一场政治表演，以此为赵襄子的即位、对卫国的进攻、进一步窃取晋国产业作舆论上的铺垫。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可以说明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医士参与大夫窃权及废嫡立庶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相信有些读者会马上提出异议：
在东周时期，士人参与诸侯跋扈、大夫窃权、废嫡立庶等不合礼法的事件是再普遍不过的事，这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医士呢？
这是因为医家的君臣观尤其牢固，即使较之儒家而言也更甚。
在医家的理论中，“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肺为“相辅之官”，在一副方剂之中某些药为“君”，某些药为“臣”，某些药为“佐”，某些药为“使”，等等。这类君臣关系绝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发生改变，无论是天命、民心还是失德。
公平来说，当时医士使用“君”、“臣”一类词汇描述器官或药物的各个作用本身也是被迫之举，毕竟当时使用的古汉语中并没有太合适的词汇，另造词的话又太过繁琐，借用政治结构的名词就成为了最贴切、最便捷、最现实的手段。
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这样一个问题：
在医家理论形成的数个世纪内，君臣观是一直处于崩溃状态的。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又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再又到士人要求君主放弃终身权、世袭权让位于有德的臣子，最后干脆出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呼”的宣言，直到西汉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演化才勉强重塑了君臣观。
在这种环境之下，医家以君臣作为类比成去阐述生理、病理、药理这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似乎让人多少能感觉到一点“君臣大义乃世间铁律”的错觉——尽管这是一种忽视了医家取相类比的误解。
就医家的“君臣观”对于现实君臣观能够产生多大影响，这一点很难把握，这里我们还是通过模拟场景来体会一下。
比如说：
“老黄”管理着一个镇子和下面几个乡村。
忽然有一天，官府那边来了给“老黄”发过来一道命令，说现如今国内人口太少，想着要鼓励老百姓生育，要各个乡里的吏注意考察哪家有女人怀孕了，得知了一定要报告上面的长官，官府会每月额外发一点粮食，再派医士定期检查。还说等孕妇临盆了一定要上报官府，到时候会有医士来协助接生，如果生男孩奖励一条狗，生女孩奖励一口猪。
又过了几天，官府给“老黄”这里拍来一个叫“老王”的医士，说具体的落实工作就交给他，让“老黄”配合一下他的工作。
于是，“老黄”盛情地接待了“老王”和随行的几个徒弟，酒席上免不了要进行一番恭维和拉拢——毕竟，从“老黄”的角度看来，“老王”的任务可不只有针对孕妇的医疗工作，还有监督是否有人虚报孕妇骗取奖赏的工作——所幸“老黄”治下的乡镇也还算清平，倒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第二天，“老黄”把目前几个乡里谁家媳妇怀孕的事情告诉了“老王”。
“老王”倒是没说着急去，他让“老黄”先弄来几个背篓，随后带着一班徒弟去原野里翻腾这个草、那个虫一类的东西。
回来以后，“老王”和徒弟们把采来的虫、草放在屋里认真的鉴别，然后让“老黄”记录下当地的哪些药材质量是比较好的，哪些是不大好的，又有哪些不产需要从其他地方运，再差人从往官府。
在之后的几天，“老王”让“老黄”找一些人帮他的徒弟一起收集特定的植物和昆虫，并让这些人帮忙一起对收集来的药材进行处理。
又过了几天，官府送来了一车当地不产的药材。“老王”把这些药材和之前采集的药材分类安置好以后，开始下乡给孕妇看病。
在下乡的这段时间里，“老王”除了孕妇以外免不了还要给其他人看看病。在看过的病人中，有些人的病真的就好了，有些人没全好但多少好点了，有些人没变化，还有些人“老王”认为根本治不了就没治。尽管不是十全十美，但乡人们还是认为“老王”的医术确实比乡里的土法及巫师的治疗强太多。这样一来，乡人们也就乐于协助“老王”采集、处理药材。
几个月下来，“老黄”觉得有“老王”在确实能造福一方百姓，可惜的是他和他的徒弟们终是人手太少，在各个乡之前跑实在忙不过来。他向官府要求能否再派来个医士，这个要求当然被严厉地拒绝了，因为医士的数量终归是有限的。为此，他问“老王”是否愿意收自己的小儿子和宗族里的几个子弟为徒。
在得到了“老王”的同意之后，“老黄”赶紧挑了几个能写会算的后生过来拜师，后边的几家宗族听说了以后也送来了几个后生一同拜“老王”为师傅。
在之后的日子里，“老王”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这些后生。
他在给患者配药的时候告诉徒弟们，只给患者吃一种药材效果肯定不好，你们要把若干种药材联合在一起效果才比较好。为了让这些学生理解得直观一些，他把一副药方里面起主要作用的药材比作“君”，把起辅助作用的药材比作“臣”，用君臣关系比喻主药和辅药各自的价值。
到了看病的时候，他又告诉徒弟们，人体的器官其实也像配药一样，有些器官像“君”，有些器官像“臣”，有些器官像“民”，就好比民众服从官僚，官僚服从君主一般，如果这种关系乱了就会生病，而我们给人治病就好比恢复君臣士民的正常秩序，患者自然会恢复健康。
再之后，“老王”的徒弟再收徒弟，徒弟的徒弟再收徒弟，其中还有不少人因为这些医家的知识当上了吏甚至在当上了官，这些人的事迹有激励着更多后生去学习医家的知识。
在师傅的传承中，“老王”当初把器官、药材比作“君臣”的教诲也就被一代一代地传递了下去，并渗透到了当地宗族的血脉当中。
又过了若干年，“老黄”所在郡的长官在君主和大夫的冲突中站到了大夫那一边，他下令治下的所有乡镇武装起来支持大夫的政变。
面对长官的要求，“老黄”和当地的宗族们未必会违抗顶头上司，也未必真的会反对定顶头上司。但当士民们拿起武器支援他们的大夫去对抗君主之时，难免有一些人私下里嘀咕——大夫之于君主就像小肠之于心一样，现在“小肠”要挖了“心”自己来担任“心”的工作，邦国还能好德了吗？
以上模拟场景说明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医家用君臣关系比喻器官、药材在客观上的相互关系，但有些人会因为器官、药材之间关系的客观性误以为君臣之间也存在客观性，由此巩固了群臣的观念。
那么，会产生这种误解的人在古代社会之中究竟是多数还是少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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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
“经验”与“经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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