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那些文人们之：

众人心目中不一样的阮籍

阮籍是魏晋时期十分奇特的一个人。才华超众，个性独特，行为怪诞，处事方式与众不同，而流传的关于他的逸闻趣事也比较多。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市）人，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

阮籍的父亲阮瑀，字元瑜，是“建安七子”之一，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可以这样说，文学的基因是有遗传的），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阮籍还有一个哥哥，名叫阮熙，做过武都太守。阮籍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对于他后来的人生成长影响很大。后人评价他的创作时，说是有“建安风骨”的韵味，可以说与其不无牵连。

据史书记载，阮籍天赋秉异，从小就聪慧过人（不过史书上的那些名人们大都被人这么说）。他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他父亲死后，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差，可以说是十分清苦，但阮籍刻苦努力，勤学成才，八岁就能写文章，并且喜欢弹琴，还会长啸（类似于吹口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经典、诗书，同时也表现出了不羡慕荣华富贵的人，而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他在后来的诗中写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颜、闵就是颜回和闵子骞）他崇拜颜回和闵子骞，而颜子之贫，闵子之孝，和他真的很相似。

阮籍在习文的同时还喜欢习武，他在《咏怀诗》里写到过：“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曲城：指汉将虫达。他随刘邦灭秦，封为曲城圉侯，以剑术名扬天下）。阮籍的自负由此可见一斑。他少年时性格比较孤僻，不善于也不愿意与人交流。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他的叔父到东郡，兖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按通常的道理讲，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见到一州刺史，应该是受宠若惊的，但阮籍却是截然相反，冷淡得连一句话也没有，这让王昶很惊讶，“自以为不能测”，就是不知道这孩子的深浅的意思。

尽管后来阮籍远离朝政，但他最初在政治上还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也有着自己的远大理想与抱负，他曾登广武城，观看楚汉的古战场，当时就慨叹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对于过去刘邦项羽那样的风云人物他还是很有些不屑的，当然，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他对此时朝堂上那群庸庸之辈的嘲讽。其实这时的阮籍自我期望值还是很高的，只是后来的险恶的政治形势危及到自身，这才让他开始退避三舍，不再想涉身世事之中了。

阮籍多才多艺，能箫善琴，据说吹弹之音高亢激昂，优美动听。《晋书·阮籍传》上说：“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翻译一下：阮籍特别喜欢喝酒并能够长啸，又很会弹琴。当他得意时，竟不顾自己的行为举止。当时很多人都说他痴呆，只有他同族兄长阮文业每每赞扬佩服他，认为他超过自己，因此大家都一齐称赞他奇异的才能。

阮籍明哲保身的处世策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他当时面对的政治形势十分险恶，对于司马氏家族他采取的是不合作的态度，这一点和他的好朋友嵇康一样，不过他又无力也不敢反抗，没有办法，只好或闭门读书，或登山临水，或沉默不语，或酩酊大醉，或放诞不羁，让那些想要陷害他的人找不到借口，始终不能得手。所以众人说他为人谨慎，懂得随机应变，懂得审时度势。在这一点上他和好友嵇康又很是不同。

在阮籍所处的魏晋那个时期，曹魏与司马两大家族矛盾冲突激烈，对抗不断，不少人成为了双方冲突的牺牲品，其中名人众多，数不胜数。作为当时在社会上名声很大的阮籍，自然会受到双方的高度重视和拼命拉拢，想要让他为自己服务，处于两大家族之间，犹如走钢丝一样，阮籍说话行事必须要更为小心谨慎，不能让任何人抓住把柄，毕竟在那样的乱世之中，只有谨小慎微的人才能生存下去。

为此，他一再地推辞各种官职。正始三年（242年）左右，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有才华有志向，名气很大，就准备征辟阮籍做自己的掾属。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说自己才疏学浅，出生卑微，难堪重任，坚决不受。蒋济为此非常生气，以至于阮籍的好友、乡党、亲属都为阮籍担心，来劝说他，他实在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

到曹爽辅助皇帝执掌大权的时候，曾召阮籍做参军。阮籍以有病为由推辞，躲在乡下。一年多以后曹爽就在争斗中被杀了，人们都佩服阮籍有远见。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饮酒大醉的办法来躲避，并侥幸逃过。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阮籍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即：这个阮籍谨慎到极点了）。

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还想着和阮籍结为亲家。阮籍为了躲避这门亲事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一连六十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也无可奈何，只好作罢了。能连续六十天醉的不省人事该有多不易啊，阮籍内心的痛苦有谁知道？

与他在政治上谨小慎微，不多说一言一语相比，日常生活中的阮籍就可以说是不拘礼俗，狂放不羁了。关于他这方面的逸闻趣事特别多。

阮籍母亲去世时，他当时正在和朋友下棋，听到这个消息，他的朋友就要停止不下了，可阮籍却坚持要“请终此局”，即请一定要下完这盘棋。待到下完棋，他才号哭一声，顿时吐血数升。

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对司马昭说：“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司马昭却说：“嗣宗（即阮籍）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时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这个时候阮籍依旧在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他母亲下葬时，他吃了一只蒸猪，喝了两斗酒，然后才与灵柩诀别，话说完了，又是一声恸哭，于是又吐血几升。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身体，使他骨瘦如柴，几乎丧了性命。

阮籍特别喜欢酒，这是众人皆知的。他家旁边就有一家酒店，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阮籍经常和王戎去吃酒，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女主人旁边，倒头就睡，根本不避嫌。那女子的丈夫知道阮籍的为人，也不认为他这样做有什么不合适的，毫不在意。

中国古时叔嫂之间不能走得太近，要避嫌，但是阮籍根本不顾及这些礼节。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辈设的吗？”

更为有趣的是，他邻家有一年轻女子不幸去世，阮籍并不认识人家，也不认识她的家人，在她的家人忙着置办棺椁，准备入殓的时候，阮籍突然跑了去，放声痛哭。主人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他是谁，阮籍说：“虽然没有见过令爱，但听闻她才貌双全，性情温婉，这样的佳人不幸离世，岂不招人痛哭？”这样的事情别说是在中国古代，就是在今天也极为罕见。《晋书 阮籍列传》里说他：“其外坦荡而内淳至”（他外表坦荡，内心真诚淳朴啊），此言十分准确！

阮籍不经常开口说话，但喜欢用眼睛“说话”，就是使用他的著名的“青白眼”来看人。我们知道，青眼就是眼睛正视时，眼球居中，故青眼表示对人喜爱或尊重；白眼就是眼睛斜视时则现出眼白，故白眼是对人轻视或憎恶的表示。阮籍正是如此，对待他讨厌的人，用白眼看人家；对待他喜欢的人，则用青眼看。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后，嵇康的哥哥嵇喜来致哀，因为嵇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于是他就给了嵇喜一个大白眼；后来嵇康带着酒、夹着琴来了，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

他是一个真正的性情中人，毫不约束自己的情感，随心所欲，尽兴而为，或喜或悲，毫不掩饰。一天阮籍驾着马车出行，信马由缰地走着。走着走着马突然停下了，阮籍下来一看，原来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他突然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后来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即为：阮籍为人放纵不羁，我们怎能学他那种穷途的哭泣！）

阮籍的爱好除了美酒还有吹口哨。据《世说新语》记载，阮籍吹口哨的本领很高超，在几百步外都能听到他的口哨声。一次，阮籍去拜访一位真人，他和人家说了半天，但那位真人假装听不到，毫不理睬。阮籍无奈之下吹起了口哨。听他吹完后，那个真人让阮籍再吹一次，可是阮籍也不理睬他，转头就下山了。走到了半山腰，山谷中传起了优美的啸声，原来是那个真人在吹，阮籍随即附合，共同奏出了一首美妙的曲子。就是因为阮籍的缘故，那时吹口哨在士族中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时尚。

阮籍的小心谨慎和肆意放纵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体，这种看似矛盾的表现，实际上是他的人格的正常展示。而其之所以形成这样大的反差，是因为现实的政治黑暗，所处的环境险恶，既要自保，又要张扬个性，从而形成了两个看来相反的表现形式。

阮籍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他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他的《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从中塑造出一个悲愤忧伤的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在此之前之后很少见到。

阮籍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与表现形式，开创了新的境界，对后世诗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像晋的左思、张载、陶潜，南北朝的鲍照、庾信，唐的陈子昂、李白等人的众多诗篇，都能看出对阮籍五言诗的继承和发展的印记。

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咏怀诗》的思想内容广泛丰富，寓意深刻，有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尤其是那个时代的文人们的处境与情感在诗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还有对虚伪礼教的猛烈批判。阮籍用曲折隐晦的笔调抒写了在乱世之中找不到人生出路的内心苦闷，表现了诗人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像“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等诗句，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诗人的孤独、寂寞、忧愁和不安，仿佛深陷于那无边无际的忧愁哀伤之中不能自拔。

从很早的时候，人们就认为，就诗歌的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最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可以说，阮籍的诗歌在这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十分明显。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是一篇难得一见的文章，全文有4000多字，是很少见的长篇作品。因为《大人先生传》中有“大人先生尝居苏门之山”的字眼，有人就据此认为阮籍的“大人先生”是指苏门山的隐士孙登，这就有点牵强附会了。其实本文中的大人先生写的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文中表现出了阮籍通过对自身处境的深刻思考，谈论的一些相对深奥的人生问题。比如人虽然有很高的自由追求的志向，却又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完全的自由，这一对矛盾，值得人们好好思考。文章中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主旨，比如文中说：“那些伟大的人，就与大自然同类型，天地一起产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没有一定的形状”；另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无情的讥讽，比如把他们比作裤裆里的虱子，“逃乎深缝，匿乎败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虱子逃到了裤子的深缝里，藏在那败絮之中，自认为是吉宅啊。行不敢离裤缝之际，动也不敢出裤裆之外，自以为这是有规矩。饿了就要吃人，自认为是有无穷的东西可吃。）这是脍炙人口的一段文字，形象、辛辣、生动，很有阮籍的文风特点。该文表现出强烈地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虚伪形式，实现人类自然本性复归的精神，其大胆无畏，彻底决绝，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对于阮籍的文学创作，历来人们都评价很高。他的作品形象地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深刻地了解到那时的生活风貌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对个性解放的强烈向往，对专制制度的反抗和否定。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流露出过一些消极的意识，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十分正常合理的。同时他的创作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贡献，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沈德潜在《古诗源》里说他的诗：“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正如此言所讲，无论是忧时悯乱还是侧目而视天下，都是阮籍诗歌的价值所在。

看看历代关于“竹林七贤”的排序，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阮籍总是名列第一。由此可见阮籍在士人心目的名望之高。如：《世说新语·任诞》明确地把阮籍排在首位，嵇康次之，山涛居第三位，余人皆在三名之后。《名士传》的排列的次序为：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这个独特的人物在众人眼中有着不一样的认识，也给了后人诸多的启示，甚至成了一些后人效仿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