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思勇 （公众号：感悟常识 ） 今天
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而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彻底地中国化。
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大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须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
中国人一开始就全是蒙古人种，游牧入侵者和中国人东扩至太平洋、南下至越南过程中所同化的较原始部落也是。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流。
也正因此，虽然古埃及文明早已消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今天，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
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这反映在中国是第一个养蚕并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丝织品的国家，也是唯一不用动物乳汁和乳制品供人们普遍食用的重要文明。
还反映在祖先崇拜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独有的重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一习俗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中起主要传统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
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对中国数千年王朝历史循环的解释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为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
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就会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仍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事实上，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割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
地主凭借与其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
这样也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而与此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从而又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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