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的指挥下，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至陕东南地区。12月10日，军领导在洛南县庾家河召开会议，决定就地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为了对付陕西军阀杨虎城部对根据地的围剿，军领导吴焕先、徐海东仍率军主力在外线流动作战，伺机打击敌人，另抽出一小部分红军指战员组成地方武装，开辟地方工作。
首先成立的是由原红223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指挥的鄂陕游击师，后来红25军在外线作战中，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编了一些民众武装，又分别成立了第3、4、5、6、7、9这个六个游击师（各自规模相当于连）。1935年4月，红25军攻占洛南县城后，又成立了由郑位三、方升普指挥的豫陕游击师。
1937年红74师领导合影
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北上陕北苏区时，这个八个游击师大部分都被留在鄂豫陕根据地坚持斗争，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最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合编成了1700余人的陕南红74师，为我军保留了一支难能可贵的武装力量。笔者这回就来介绍一下这八个游击师的十一位师长陈先瑞、方升普、汪世才、阮英臣、毛仪彬、孙光、叶忠让、萧大喜、阮仕春、余心德和阮开科在陕南打游击的情况，及各自最后的结局。
1）鄂陕游击师师长陈先瑞
陈先瑞，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11军33师98团团部勤务兵、红1军2师师部通信员、皖西北道委特务队队员、红25军手枪团中队长、红223团政治处主任，在长征过卢氏县时负了伤。吴焕先便让陈先瑞利用养伤的功夫，带领红223团7连60余人以鄂陕游击师的名义开展地方工作，并由陈先瑞担任师长兼政委。
鄂陕游击师成立后，先后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组建了第5、7、9路游击师，并将7连扩大为战斗营。在几支游击师的协同作战下，将鄂豫陕边的民团武装一扫而空，初步创建了一片成规模的根据地。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北上时，曾派人送信给鄂陕、豫陕两个游击师，要求两支部队合编后在原地坚持斗争，但由于送信人叛变，陈先瑞未能收到此信。
鄂陕游击师师长陈先瑞（后排右）与红25军副军长徐海东（前排左）
在面临敌人重兵围剿之时，陈先瑞决定率部去寻找军主力，但直到9月才得知军主力已转移的消息。虽然没有收到信，但陈先瑞却准确得判断出应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在会合了其他各路失散的游击师后，各部队合编为红74师，由陈先瑞担任师长。在陈先瑞的灵活指挥下，红74师在陕南坚持斗争了两年，最终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到1700余人。
抗战爆发后，陈先瑞先后担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4团团长、豫西抗日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在解放战争中又先后担任中原军区第5师15旅政委、陕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后又以第19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与了抗美援朝，并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最后于1996年逝世，享年82岁。
2）豫陕游击师师长方升普
方升普，1915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4军后方医院护士、红25军73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红225团8连连长。1934年11月，方升普在转战途中身负重伤，肺部被子弹击穿，还伤了两根肋骨。
1935年4月，红25军军长吴焕先决定在豫陕边留一支部队，即豫陕游击师，并由已经升任红225团3营副营长的方升普担任师长。随同方升普一起留下的还有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民运科长曾焜、政治干事李书全和红225团8连指导员袁崇安，以及红225团8连的百名红军指战员，这五个人组成了以郑位三为核心的豫陕特委组织。
1946年，豫陕游击师师长方升普（右）与战友合影
游击师成立后，会合了先下去的手枪团的一个分队，经过四处游击，部队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改编为三个大队。在得知红25军主力离开的消息后，方升普把四支部队合编在一起，共有300余人，后来又向西游击，找到了鄂陕游击师，两支部队决定合编为红74师，并由方升普担任副师长兼参谋长。
抗战爆发后，方升普先后担任晋豫游击支队政委、太行军区第七分区副司令员、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副司令，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先后担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独立师师长、华北军区第15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62军副军长，并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最后于1981年逝世，享年66岁。
3）第3路游击师师长汪世才
汪世才，1911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游击队，1931年被编入主力红军，曾任红27师班长、红25军223团班长、交通排长。
1935年2月，红25军主力决定在柞水县红岩寺组建第3路游击师，由排长汪世才和李志英分别担任师长、政委，并以红岩寺为中心创建五星县根据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游击师扩大到200余人，几次挫败陕军的围剿，并于6月底配合4路游击师及红25军主力取得全歼陕军警备1旅的袁家沟大捷；
汪世才牺牲地，赵川前坡岭战斗纪念碑
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北上后，第3路游击师在寻找鄂陕特委的途中，特务队长赵久海叛变，杀害政委李志英等数人，其余部在汪世才指挥下四处转战，减员严重，根据地也沦陷。待12月中旬在镇安菩萨店与红74师会师时，游击师仅剩汪世才以下十多人，汪世才后被任命为红74师6团团长、宁佛游击队队长。
抗战爆发后，汪世才先后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4团3营营长、河南人民抗日军第3支队9团团长、中原军区第2纵队15旅46团团长。在1946年7月的中原突围中，汪世才率部在赵川前坡岭高地与敌人激战19小时，成功掩护了军主力的突围，他本人却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享年35岁。
4）第4路游击师师长阮英臣
阮英臣，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山阳县，1930年因不堪当地贪官污吏压迫，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并利用大刀会组织成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其成员很快发展到千余人，当地县政府几次组织正规军和民团进行围剿，但都宣告失败。
1935年2月，红25军进驻山阳县袁家沟口休整，苦于缺乏枪支弹药的阮英臣得知情况，马上赶来求见吴焕先、徐海东，要求接受红25军收编。吴焕先便将阮英臣部80余人收编为第4路游击师，拨给他们机枪3挺、步枪80支、子弹数千发、手榴弹百余个，并委派连指导员夏云飞担任师政委，另委派吴华昌、王义庆二人负责地方工作。
海军大校夏云飞，曾任4路游击师政委
第4路游击师成立后，首先参与了掩护红25军离开山阳县的战斗，受到了一定损失，失散20余人。幸而不久部队收容了4名红25军伤愈伤员及2名红四方面军掉队人员，在老红军的训练下，部队战斗力提高很快，经过三个月的游击，已发展到四个中队300余人，游击师所在的袁家沟根据地也发展很大，并于第3路游击师的红岩寺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6月，红25军主力重返山阳县，阮英臣第4路游击师配合军主力取得袁家沟战役的胜利，全歼陕军警备1旅，活捉旅长唐嗣桐。战后，吴焕先决定北出钟南山，威逼西安，游击师的三个中队近300人都一起随行，只留下吴振挺指挥的100人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后来在长征途中，阮英臣因为纪律问题，而被左倾领导人错误杀害，时年29岁。
5）第5路游击师师长毛仪彬、孙光
毛仪彬，1892年出生于陕西省镇安县，1929年为反抗贪官污吏压迫而率部起义，加入大刀会武装，1935年1月红25军主力将该武装收编，改称抗捐军，2月，鄂陕游击司令部又将其整编为了第5路游击师，并并赠送枪支200，在毛仪彬的指挥下，全师发展到200余人，成功巩固了鄂陕游击师的后方。
1935年8月，受错误路线指导，毛仪彬因为纪律问题被错杀，后由红军排长孙光接任师长。孙光，1914年出生于河南省罗山县，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25军225团3营7排排长，作战勇敢，又有点驼背，大家都称呼他为“孙驼子“。红25军主力北上后，第5路游击师在南羊山被敌人包围，四五天不得脱身，孙光因为指挥经验不足，有点束手无策。
开国少将孙光，曾任5路游击师第二任师长
在随军行动的伤员、原红225团3营营长李学先的指导下，孙光才把部队组织起来，以较大伤亡为代价成功趁夜突围。之后为寻找红74师，一路游击，又失散不少人员，最后在11月与红74师会师后，游击师仅剩50余人。孙光后被任命为红74师5连连长、5团团长。
抗日战争中，孙光曾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4团教导队队长、八路军南下第3支队9团团长，在解放战争中又先后担任中原军区第5师15旅43团团长、豫陕鄂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商洛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后任宁夏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7年逝世，享年53岁。
6）第6路游击师师长叶忠让、萧大喜
叶忠让，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早期事迹不明，曾任红25军战士、交通队区队长。1935年2月，红25军主力在湖北郧西二天门组建第6路游击师，以叶忠让、肖大喜等12名老红军战士及红3军部分掉队人员为骨干，叶忠让、萧大喜分别担任正副师长，全师共100余人，主要在郧西的一、二、三天门一带打游击。
1935年2月26日晚，第6路游击师和当地游击队联合攻打盘踞在三天门的民团据点时，叶忠让不幸被敌人暗枪击中腰部，当场牺牲，事后由副师长萧大喜接任师长。萧大喜，出生年月不详，湖北黄冈人，早期事迹不明，曾任红25军223团7连连长。在萧大喜的灵活指挥下，第6路游击师灵活转战在鄂陕边，不但没有遭到多大损失，反而发展到300余人。
6路游击师师长叶忠让烈士墓
1935年8月，第6路游击师与鄂陕游击师会师，在得知红军主力已经离开的消息后，决定去寻找分散在鄂豫陕各地的游击师。10月，鄂陕与豫陕两个特委宣布合并，组成红74师，萧大喜担任2营营长。1936年4月下旬，红74师在漫川关中消灭民团100余人、缴枪60余支，但萧大喜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事后战士们将他埋在郧西县香口乡的一座大山上。
7）第7路游击师师长阮仕春、余德心
阮仕春，1896年出生于陕西省镇安县，1929年为反抗贪官污吏压迫，与比他年长7岁的毛全秀一起组织神团武装。1935年1月，鄂陕游击司令部派出红军干部余德心带领30多人前往西沟河开辟地方工作时，发现了这支农民武装，经过谈判将其改编为第7路游击师，全师共200余人，由阮仕春、毛全秀分别担任正副师长，红军干部张祖祥担任政委。
在阮仕春的指挥下，第7路游击师活动积极，还曾袭击过蒋军正规军第40军的队伍。为了除掉阮仕春，蒋军利用第9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叛变的机会，写了一封假的策反信给阮仕春。余德心收到信后信以为真，便将阮仕春和特务队长阮英元错杀。事后由余德心继任游击师师长，余德心，出生年月和籍贯均不详，早期事迹不详，曾任红25军223团3营连长。
7路游击师正副师长阮仕春、毛秀全在镇安县的墓
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第7路游击师损失较大，仅剩几十人，不过幸好在8月下旬合会了第5路游击师，两支部队联合作战，迂回到山阳县胡坪老林打游击，最后在11月初与红74师胜利会师。之后余德心事迹不再见诸于史册，大概牺牲于长征途中，副师长毛全秀则于1936年8月因伤病回家休养，后遭叛徒出卖，英勇牺牲。
8）第9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
阮开科，出生年月和籍贯不详，山阳县大刀会头目，据说手下有喽啰数千（其实没那么多）。1935年2月，阮开科派人联系鄂陕游击司令部，表示愿意接受红军收编，陈先瑞便派出红军干部李洪章、手枪分队长吴林焕等几个干部前去，将该部改编为第9路游击师，由阮开科担任师长，李洪章任政委。
与其他几路主动游击师领导不同，阮开科一开始就是带着不纯的目的接受红军改编，单纯只是想借红军援助扩大自己势力而已，因此在对敌活动上一直都比较消极。1935年7月，阮开科见来围剿的敌人实力强大，红25军主力又远离根据地时，便主动投敌，师政委李洪章遇害，只有吴林焕带着一支游击大队杀出重围，与鄂陕游击司令部胜利会合。
开国少将吴林焕，曾任9路游击师游击队长
最后总结，红25军创建的这八个游击师的十一名师长中，三人成为解放军将领（陈先瑞、方升普、孙光），四人牺牲（汪世才、叶忠让、萧大喜、余德心），三人被错杀（阮英臣、毛仪彬、阮仕春），一人叛变（阮开科），在游击师工作过的红军干部吴林焕、李书全、吴振挺等也都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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