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上，武汉四周都是敌对者，看起来存在着军事危机，其实，形势并不十分严重。
因为四周的敌对者并不都能进攻武汉。
西面四川的杨森并无意孤注一掷地同武汉进行军事较量；在当地搞些反革命事变是可能的，但是不可能大举兴兵东进。
南面广东的李济深，有反对武汉政府之心，但是无反武汉政府之力。他的军事力量尚不构成对武汉的真正威胁。李济深如果进攻武汉，只能联合蒋介石共同进行，他本身没有北进的可能。
东面的蒋介石，当然把武汉视为眼中钉，因为只有搞掉武汉政府，他的南京政府才能稳定下来。但是蒋介石最终采取的，还是首先反共，对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是分化的策略。
他们一直只攻击徐谦、邓演达，对谭延闿、孙科、宋子文等大部分委员一直持争取态度。南京政府对汪精卫是又高喊合作，同时又不断揭露汪精卫“袒共”行为。
在军事上，蒋介石还不敢首先讨伐武汉。
这是因为：
其一，江北的张宗昌、孙传芳正在反攻。
其二，不敢贸然去攻打合法的国民政府，这是孙中山留下的革命政府，把矛头指向它，就要失掉党心、民心。
其三，蒋介石的军事实力也比武汉弱。
武汉有铁军四军，有能战的八军，还有朱培德的第三军在警卫九江及南昌。南京方面，能战者只有李宗仁的第七军。蒋介石的第一军已涣散，何应钦消极，薛岳等左倾师长辞职。第二军、第六军更是受革命影响的部队，完全不稳，随时都有投靠武汉的可能。除以上部队外，余下的都是孙传芳五省联军投降过来的部队，并不可靠，今天可以投蒋，明天也可以投汪。
其四，南京政府内没有人力主西征讨伐国民政府。
以上这些因素决定蒋介石只能继续“北伐”，不大可能西征武汉。这时，真正威胁武汉政府生存的，是河南的张作霖部队。张学良此时已陈大军于河南。如果这时武汉政府以主力东征讨蒋，张作霖必会抓住机会全力进攻武汉；张宗昌、孙传芳也会同时进攻南京。
在1927年春天的中国时局中，冯玉祥和阁锡山又是两个重要力量，他们的向背，会对政局发生转折性影响。
冯玉祥支持南方国民革命军，这是无疑的，问题是他何时由陕西出兵中原。阎锡山一直在同南北双方接洽，不明确表态。他如果一旦表态支持南方国民革命军，张作霖立刻就会发生危机。
正当张作霖在河南攻打靳云鹗伺机攻击武汉的时候，冯玉祥于3月11日宣告出师。这个行动，震动了张作霖，也震动了武汉国民政府，它成为武汉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冯玉祥出师宣言写道：
“兹者，国民革命军，肃清江表，正以五十万大兵，长驱北上。靳总司令云鹗，倡义豫中，东截敌军于津浦铁路徐宿之间，西過敌军于京汉铁路黄河之岸。举国同志，莫不敌同仇。本总司令业与阎督办锡山，约定以晋军横截新乡石家庄大同各路。以刘总司令镇华为我东路总司令，进兵河北。本总司令亲率二十万兵力，东山潼调，会师许郑。“
冯玉祥兵分三路：中央军由冯玉祥自兼，沿陇海路直向德州、洛阳进发。岳维峻为南路总司令，宋哲元为北路总司令配合中路。
正在这时，4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接受这一任命并于5月1日在西安新城召开军民大会，宣誓就职。
4月8日，山西阎锡山发出三要令：令军队信服三民主义；宣布太原戒严，严禁暴乱之徒扰乱治安；取消亩捐，另定公允办法。
4月10日，在河南奉军进展至郾城，已步步逼近湖北。
4月11日，阎锡山改称晋绥总司令，将所部改编为晋绥联军，废除北京政府所任之山西督办名义。
4月14日，河南靳云鹗军反攻许昌又失败，靳部师长刘培绪被俘。武汉方面开始进行援豫军事，并促冯玉祥速出豫西。
4月16日，“山西自12日冯玉祥、靳云鹗代表晤西北军事会议后，通令所部全体服从三民主义。并命南路各军向娘子关进展。”
4月22日，武汉军事委员会特任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4月份北方形势的基本状况是：奉军猛攻河南，并南进到与湖北搭界的豫南；张宗昌在猛攻浦口；冯玉祥已出师陕西向河南挺进；阎锡山已明确表示脱离北京政府。武汉国民党中央及中共中央正是在这一形势下讨论第二期北伐的。
中共中央对武汉下一步军事战略，曾经有过不同的主张，有人主张东征讨蒋，有人主张南下湘粤，也有人主张北伐河南。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代表最后采取支持继续北伐的战略。
这个决定的简略过程如下：
“四一二”后，4月16日，在沪的中央特委曾讨论下一步策略。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央在“上海起义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
“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自己完全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李立三发言：
“武汉对于老蒋之决心打击已为事实，毫无问题，所最困难者为军事问题，所以还在犹移。现在不但军事上犹移，已发生政治上的犹移，因为奉方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摇动。”
李立三最后明确表示：
“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赶快打蒋是毫无疑义，且我们目前不打蒋，蒋将来必打武汉，到那时就非常危险。现在武汉所最困难的为经济问题，非打到江浙，在经济上就有办法。”
最后大家一致决议以个人签名形式给武汉中共中央发一电报，电文起草由周恩来担任，起草时要特别“多注意军事分析”。
周恩来当即起草并发出致中央的电报，内容为：
“.…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广东屠杀现又开始。粤沪每月一千五百万之收入将源源不绝。蒋氏现已赶走薛岳、严重及所有左派军官，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左倾军队日益惶惧。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
反之，政府苟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则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
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
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溃。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在这封电报上签名的有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和李立三。
另一种意见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主张：坚决反对武汉政府的立即北伐。
他的理由归纳起来是：
第一，“这会使武汉处于毫无防卫的地位。如果我们向北进军，就会给蒋介石或北洋军阀从南京方面进攻我们以可乘之机”。
第二，冯玉祥和阎锡山并不可靠。武汉的北伐是以联合冯、阎为基础的，“而阎锡山其人会成为另一个唐生智或甚至另一个蒋介石。冯玉祥会采取什么态度也很难预测。我们曾在南昌遇到的情况将在北京再次出现，国民革命军中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分子会跟革命同志发生冲突，从而发生另一次分裂。
以阎锡山或冯玉祥为首的反动军队将占领北京，我们则会被迫屈服或撤退，我们不得不放弃北京而那时武汉大概早已在反动派统治之下。最后，我们将走投无路”。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理由，认为主张立即北伐的人，他们不再依靠革命的有组织的群众，而是依靠不可靠的军队，“意味着同随时准备背叛革命的反动分子实行合作”。“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
罗易在反对北伐主张的同时，提出了他的主张：巩固南方基地。
具体任务是：
“1.通过土地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最低要求以动员民主力量；2.在农村由农民夺取政权；3.革命军队的改编和集中领导，换句话说，即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鲍罗廷不同意罗易的主张，认为罗易的这些主张“只有无产阶级的专政能达到这个目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建立的”。
鲍罗廷又指出：
“为了巩固南方的革命基地，就必须支持农民进行彻底土地改革的要求。这样，共产党人就必须要转而反对国民政府，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武装起义，而那样是非常危险的。”
陈独秀也明确表示：
“目前的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经过几次争论之后，鲍罗廷、陈独秀对罗易作了一些妥协。比如北伐问题，鲍罗廷对罗易说，所谓北伐，“这个计划只是要占领陇海路”。罗易说：如果北伐是指占领陇海路，“那么，我同意。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性措施，而不是一个进攻性的措施”。
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于4月16日通过了一个《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有着上述争论调和的色彩。
决议写道：
“为了扩大和深入中国革命，必须给奉军以决定性打击”，同时，“国民政府必须有一个巩固的基地”。为达此目的：立即占领河南；与冯玉祥合作，促其进军陇海路；二、六两军必须向北占领皖西。决议又解释了上述军事行动的目的，“最终将导致占领陇海路，成为保卫革命的第一线。长江是第二线，在第二线后面，发展工农的力量，以巩固革命的基地”。
决议最后特别申明：
“越过陇海路之前，巩固基地的工作拟根据罗易同志讲话中的建议进行。认为在国民政府占领新区之前，南方和西南各省的革命力量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推测是错误的。'
中共中央这一决议，放弃了东征的主张，调和了罗易同鲍罗廷的争论，最后采取了既要北伐到陇海路，又要巩固南方现有的根据地。
这样，在军事上既能联络冯玉祥顶住张作霖，政治上又能继续开展工农运动，以巩固革命基础。因此，调和以后的这个决议，是当时几个方案中较为全面的主张。
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军事委员会内部，对东征与北伐问题，也有不同意见，最后也采取了北伐的主张。邓演达把当时争论情况曾扼要地向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朱其华等人讲过。
朱其华回忆中写道：
在出发的前两天，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找我们政治部几个负责的人去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关于到河南后的工作方针，他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指示。
我就把何以移东征之师以北伐这一点问他，他的答复是这样：
武汉负责任方面对于东征与北伐的意见，原分两种：
一种意见，以为我们现在应该乘南京的基础还没有巩固以前，迅袭南京，则解决下游问题易似反掌；另一种意见，则以为东征之师，未能必胜，而奉军南下，节节进逼，在京汉路正面，已由郑州长驱南下，越过漯河郾城，在豫东，不仅已占领逍遥镇，而且汝南上蔡，均已被占领，如果武汉大军东征，则奉军直下武胜关而得武汉，简直是绝不费力；南京之得既不可必，而武汉势必失去，如此不仅不合算，抑且危险，好在此刻南京决无力西征，武汉大军北伐，可无后顾之虑。
以武汉兵力与河南之奉军兵力比较，武汉方面实占必胜。而且武汉北伐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即是可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河南会师，当时冯玉祥不仅反对奉军，而且打电给武汉政府，痛斥南京为“非法组织”，指蒋介石为新军阀。所以这一派人主张应先北伐，可以与冯玉祥取得联络，当时唐生智张发奎主张属于前者，而汪精卫鲍罗廷辈主张属于后者，终于采取了后者的主张。
第二次北伐就是如此决定的。
很显然，这样决定，主要是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意见。第二次北伐出师时虽未言明，但事实上采纳了鲍罗廷主张：
具体军事目标是打到陇海路再说。至于以后，尽可能以冯玉祥、阎锡山部队与奉军对峙，武汉部队应在河南、湖北机动。
对汪精卫而言，还有一个到河南寻求新的支持者问题。因为汪到武汉后，手里没有军队，唐生智迟早要分道扬镳，张发奎又太左，他的几个军里共产党势力甚强，所以只好幻想到河南争取冯玉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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