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乌衣巷》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唐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金陵城内的乌衣巷，位于秦淮河之南，与朱雀桥相近。在东晋时期，王、谢两大家族都居住在乌衣巷，人称其子弟为“乌衣郎”。入唐后，乌衣巷沦为废墟。诗人通过昔日的繁华鼎盛，而今的野草丛生、荒凉残败，感慨沧海桑田，人生多变。
我们这里要讲的谢鲲就是为谢家走向鼎盛奠基的那个人。陈郡谢氏在东晋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以谢鲲、谢尚、谢安三个人物为代表。从谢鲲开始，谢家辉煌的序幕正式被拉开了。
谢鲲（281年～324年），字幼舆，陈郡阳夏县（今河南省太康县）人。晋朝时期名士、官员，“江左八达”之一。
关于“江左八达”多说几句。“八王之乱”后，晋王朝黄河以北的国土尽数沦陷，东晋政权偏安江东一隅。古时称东吴地区为“江东”或“江左”。谢鲲到了“江左”以后，与当世名士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胡毋辅之等人常在一起，高谈阔论，随心所欲，张扬个性。他们轮流坐庄，饮酒放诞，清谈吹牛。在仕途上持凡事模棱两可的态度，看淡功名，以避灾祸。时人称他们为“江左八达”。这是那个混乱时代的一个特殊产物。
谢鲲的父亲是国子祭酒谢衡，他是长子，有一位兄弟谢裒担任过太常卿。
他还是鼎鼎大名的谢安的伯父。
他出身儒学世家，很小时就为众人所知，生性豁达，见识高明，但却不修威仪，喜读《老子》、《易经》，能啸歌，善鼓琴，受到名士王衍、嵇绍的赏识。他与王敦、庾敳、阮修并称四友。
太安元年（302年），长沙王司马乂辅政掌权，听信流言，以为谢鲲将因回避自己而出奔，欲鞭挞谢鲲。谢鲲竟然不作任何辩解，主动解衣受罚，毫无不满之色，而在获得赦免后也不见喜色。东海王司马越听闻谢鲲的名声，征辟他为府掾。谢鲲任性放纵，不拘礼法，不久因家僮取用官家槁木受牵连除名。当时的名士王玄、阮修等人，都觉得谢鲲刚入宰相府，便受黜辱，纷纷为他为此叹息遗憾。谢鲲听说后，依然是唱歌鼓琴，毫不在意。世人没有不佩服他高远畅达的，把荣辱看得如此淡漠。
司马越得知，再次将他辟入幕府，改任为参军。后来，谢鲲见局势混乱，便称病离职，渡江南下，到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避乱。王敦升任左将军后，征辟谢鲲为长史。
建兴三年（315年），王敦平定杜弢兵乱。谢鲲因功被封为咸亭侯，后因母丧离职。他在守孝期满后，又到王敦的大将军府担任长史。东晋建立后，王敦日渐显露不臣之心。谢鲲知道王敦不堪辅助，便终日优游，不理政事，常与毕卓、阮放、桓彝等人纵酒狂饮。王敦因谢鲲名望高，也不在意他的举动，对他仍旧非常敬重。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起兵反叛，对谢鲲道：“刘隗奸邪，将要危害社稷，我起兵清君侧，如何？”谢鲲表示反对，称刘隗只是“城狐社鼠”，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王敦大怒，认为谢鲲是庸才，不识大体，任命他为豫章太守，却又不让他到豫章赴任。谢鲲只得留在王敦军中，随其攻打建康（今江苏南京）。
王敦对谢鲲始终不放手，其实只是想要借助谢鲲的声望，为自己制造声势。
王敦之乱期间，朝中有威望的大臣多有被害，时人都为谢鲲担忧。但谢鲲却安于常道，仍时常进言直谏王敦。王敦既不采纳，心中也有不悦，返回武昌后，便让谢鲲到豫章上任。谢鲲为政清正严明，深受治下百姓爱戴。
太宁元年十一月（324年1月），谢鲲病逝于豫章太守任上，时年四十三岁。
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去世。晋廷这才对谢鲲加以赠谥，追赠太常，赐谥号为康。
史书上说，谢鲲的父亲谢衡，“以儒素显，仕至国子祭酒”，这说明谢鲲的父辈还是尚儒守礼的，也可以证明谢鲲幼时的家教也应该是儒学，不过谢鲲后来表现得好《老》《易》，并深入钻研老子和易经，成为玄学方面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他所结交的人，像王澄、阮放等辈也皆为玄学名士，这可以看做是谢鲲“由儒入玄”的一种转变。
这种转变当然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士们都是以老庄玄学闻名于世的，文人们以谈论玄学为荣，标榜玄虚，崇尚清谈。谢鲲虽然是饱读儒家经典长大的，倘若依然坚持父辈的儒学礼节，像他这样家族出身的人是很难跻身主流社会的，也很难光耀门第的。后来正是依靠他的转变这一努力，才使得家族地位不断得到提高，这可以看作是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变化的重要转折点。
谢鲲要不是于此时由儒入玄，就不能进入当时的名士行列，与众人为伍，并因此而身居高位，其家族地位也不能得到提高，更不用说提升到士族中的最高层次了。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谢鲲追随元康名士大谈玄学、并努力身体力行的举动，这是谢鲲高瞻远瞩之举，这是以后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变化的关键。
有一次王敦派谢鲲到建康述职，太子司马绍在东宫与之见面，对他十分器重，曾问道：“论者以君方庾亮，自谓何如？”（现在都议论将你与庾亮（东晋时期的名臣名士）相比，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当时人们都认为谢鲲很有才能，所以才拿他和庾亮相比。谢鲲对此回答说：“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鲲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谢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穿礼服居庙堂，让百官有准则，我不如庾亮。退隐在野，放情山水，我自认为超过他。”他就这样以自己的豪放豁达成为一代创造家族新历史的人物。温峤曾经对谢鲲的儿子谢尚说：“你父亲哪只是见识雅量长远，就是那英明精深的鉴察力。”温峤的确是慧眼识人。
作为玄学之士，谢鲲十分善于清谈，谈起来不知疲倦。王澄（西晋官员名士，爱好清谈。举止放诞，不拘礼俗）曾在王敦面前与谢鲲清谈，两人交谈时看都不看王敦一眼，还感叹只有谢鲲才能和自己畅谈。卫玠渡江后，去拜见王敦。因要夜坐清谈，王敦便请来谢鲲相陪。卫玠见到谢鲲，非常高兴，再也不理王敦，竟然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王敦整夜都插不上嘴。卫玠素来体弱，竟因此患病。
有人说，谢鲲的一套做派和理论，俨然就是竹林七贤的翻版，放荡不羁，忘情物外。“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这话可以说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写照。谢安更是评价他伯父谢鲲说道：“他如果遇到竹林七贤，一定会把臂同入竹林。”也就是说他和竹林七贤应该是同类。不过我的看法是，即使谢鲲有点像竹林七贤，也只是“貌”似而已，距“神”差得远呢。我们仔细分析他的言行，很难找出嵇康阮籍的那种神韵。他的从容也好，放荡也好，所做的一切目的性很明确，绝不是率意而为，无心之举。
还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谢家一搬再搬，谢鲲最后选定建康城里秦淮河畔朱雀桥边的乌衣巷安家，成为了乌衣巷里谢家的第一代主人。乌衣巷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众人皆知的地方。
前面我们说过，谢鲲是“江左八达”之一，他们这些人无视礼法，遵行庄周通达之旨，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冲破礼教束缚桎梏，以超尘脱俗的精神，放达不羁的举动，任意而为，在当时影响很大。
裸奔、酗酒、奇装异服、披头散发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谢鲲、阮放、毕卓、羊曼、阮孚等人在胡毋辅之家中闭门纵酒，已经饮了好几天，酒兴犹浓，干脆一个个赤身裸体，披头散发，放浪不羁。此时恰巧光逸从北方来投奔胡毋辅之，他本是个酒鬼，听说了此事，也想加入，门卫却不放他入内。他一急之下，便脱下衣服，摘下帽子，从狗洞中探进头去大叫起来。胡毋辅之听到大惊说：“别人谁能如此，必定是光逸无疑了。”立即喊声“有请！”光逸进来后，八个人于是酣饮如初。
这样的举动在“江左八达”那里司空见惯。有一次，晋元帝对时任将军府长史的阮孚说：“爱卿既然身为将领，军中事务繁多，应该节制饮酒才是。”阮孚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陛下不计较臣愚钝，而委以军队重任，臣自当尽力办事。然而，现在皇恩浩荡，天下太平，四方也再没有了战事。所以，我也应该寄情山水，放纵酒色，及时行乐才对。”晋元帝听后，也沉默许久，无言以对。我经常在想，这些放荡不羁的人绝不会是没心没肺，其实在各自的内心深处，也应该有着自己的心酸事，有着自己的郁闷，只是不表现出来而已。
正像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样，我不赞同有的人所说的“江左八达”是“竹林七贤”的流韵的说法，他们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这里你根本找不到嵇康阮籍式的人物，那种出自本性的狂傲，那种深埋于心底的忧愤，在这些人身上很难找到。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一点心酸事，没有一点内心的苦闷，只是他们缺少了竹林七贤的博大与深广，如果非要把他们和竹林七贤放在一起讲，那说得刻薄点，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史书上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上面说，谢鲲避乱豫章时，曾夜宿一空亭中。而当时此地人说，经常有人在这亭中被妖怪所杀。那天快要天亮时，有个黄衣人叫着谢鲲表字，让他开门。谢鲲毫无惧色，直接从窗户里伸手去抓黄衣人，在拉扯之间将那人的胳膊弄断了，发现竟是一只鹿腿。谢鲲走出亭子，沿着血迹寻找，终于找到那只成精的鹿，并杀死了它。从此这空亭再没发生过妖怪杀人之事。这件事虽然很荒诞，但是从写作者的笔下我们能够感觉到谢鲲的坦荡无畏，他的豁达也许真的到了无所顾忌的境界，无论是人间还是阴间，人鬼无忌。谢鲲除妖的这个故事被干宝收录于《搜神记》中，流传很广。
后来，顾恺之画谢鲲的像，故意把他安置在山崖乱石中，并说道：“谢幼舆曾说：'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就应该把他安置在山崖沟壑中。”
元代画家赵孟頫也曾经画过一幅《谢幼舆丘壑图》，描绘了茫茫山川，荫荫松林，江岸峰峦秀起，雾霭微茫，江面平静如镜。谢鲲独坐水畔丘壑，观水流潺潺，听松涛阵阵，意态悠闲，神性超脱。整个画面构成一个晶莹剔透般的宁静世界，境界旷远。改画现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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