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乌衣巷》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唐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金陵城内的乌衣巷,位于秦淮河之南,与朱雀桥相近。在东晋时期,王、谢两大家族都居住在乌衣巷,人称其子弟为“乌衣郎”。入唐后,乌衣巷沦为废墟。诗人通过昔日的繁华鼎盛,而今的野草丛生、荒凉残败,感慨沧海桑田,人生多变。
我们这里要讲的谢鲲就是为谢家走向鼎盛奠基的那个人。陈郡谢氏在东晋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以谢鲲、谢尚、谢安三个人物为代表。从谢鲲开始,谢家辉煌的序幕正式被拉开了。
谢鲲(281年~324年),字幼舆,陈郡阳夏县(今河南省太康县)人。晋朝时期名士、官员,“江左八达”之一。
关于“江左八达”多说几句。“八王之乱”后,晋王朝黄河以北的国土尽数沦陷,东晋政权偏安江东一隅。古时称东吴地区为“江东”或“江左”。谢鲲到了“江左”以后,与当世名士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胡毋辅之等人常在一起,高谈阔论,随心所欲,张扬个性。他们轮流坐庄,饮酒放诞,清谈吹牛。在仕途上持凡事模棱两可的态度,看淡功名,以避灾祸。时人称他们为“江左八达”。这是那个混乱时代的一个特殊产物。
谢鲲的父亲是国子祭酒谢衡,他是长子,有一位兄弟谢裒担任过太常卿。
他还是鼎鼎大名的谢安的伯父。
他出身儒学世家,很小时就为众人所知,生性豁达,见识高明,但却不修威仪,喜读《老子》、《易经》,能啸歌,善鼓琴,受到名士王衍、嵇绍的赏识。他与王敦、庾敳、阮修并称四友。
太安元年(302年),长沙王司马乂辅政掌权,听信流言,以为谢鲲将因回避自己而出奔,欲鞭挞谢鲲。谢鲲竟然不作任何辩解,主动解衣受罚,毫无不满之色,而在获得赦免后也不见喜色。东海王司马越听闻谢鲲的名声,征辟他为府掾。谢鲲任性放纵,不拘礼法,不久因家僮取用官家槁木受牵连除名。当时的名士王玄、阮修等人,都觉得谢鲲刚入宰相府,便受黜辱,纷纷为他为此叹息遗憾。谢鲲听说后,依然是唱歌鼓琴,毫不在意。世人没有不佩服他高远畅达的,把荣辱看得如此淡漠。
司马越得知,再次将他辟入幕府,改任为参军。后来,谢鲲见局势混乱,便称病离职,渡江南下,到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避乱。王敦升任左将军后,征辟谢鲲为长史。
建兴三年(315年),王敦平定杜弢兵乱。谢鲲因功被封为咸亭侯,后因母丧离职。他在守孝期满后,又到王敦的大将军府担任长史。东晋建立后,王敦日渐显露不臣之心。谢鲲知道王敦不堪辅助,便终日优游,不理政事,常与毕卓、阮放、桓彝等人纵酒狂饮。王敦因谢鲲名望高,也不在意他的举动,对他仍旧非常敬重。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起兵反叛,对谢鲲道:“刘隗奸邪,将要危害社稷,我起兵清君侧,如何?”谢鲲表示反对,称刘隗只是“城狐社鼠”,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王敦大怒,认为谢鲲是庸才,不识大体,任命他为豫章太守,却又不让他到豫章赴任。谢鲲只得留在王敦军中,随其攻打建康(今江苏南京)。
王敦对谢鲲始终不放手,其实只是想要借助谢鲲的声望,为自己制造声势。
王敦之乱期间,朝中有威望的大臣多有被害,时人都为谢鲲担忧。但谢鲲却安于常道,仍时常进言直谏王敦。王敦既不采纳,心中也有不悦,返回武昌后,便让谢鲲到豫章上任。谢鲲为政清正严明,深受治下百姓爱戴。
太宁元年十一月(324年1月),谢鲲病逝于豫章太守任上,时年四十三岁。
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去世。晋廷这才对谢鲲加以赠谥,追赠太常,赐谥号为康。
史书上说,谢鲲的父亲谢衡,“以儒素显,仕至国子祭酒”,这说明谢鲲的父辈还是尚儒守礼的,也可以证明谢鲲幼时的家教也应该是儒学,不过谢鲲后来表现得好《老》《易》,并深入钻研老子和易经,成为玄学方面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他所结交的人,像王澄、阮放等辈也皆为玄学名士,这可以看做是谢鲲“由儒入玄”的一种转变。
这种转变当然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士们都是以老庄玄学闻名于世的,文人们以谈论玄学为荣,标榜玄虚,崇尚清谈。谢鲲虽然是饱读儒家经典长大的,倘若依然坚持父辈的儒学礼节,像他这样家族出身的人是很难跻身主流社会的,也很难光耀门第的。后来正是依靠他的转变这一努力,才使得家族地位不断得到提高,这可以看作是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变化的重要转折点。
谢鲲要不是于此时由儒入玄,就不能进入当时的名士行列,与众人为伍,并因此而身居高位,其家族地位也不能得到提高,更不用说提升到士族中的最高层次了。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谢鲲追随元康名士大谈玄学、并努力身体力行的举动,这是谢鲲高瞻远瞩之举,这是以后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变化的关键。
有一次王敦派谢鲲到建康述职,太子司马绍在东宫与之见面,对他十分器重,曾问道:“论者以君方庾亮,自谓何如?”(现在都议论将你与庾亮(东晋时期的名臣名士)相比,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当时人们都认为谢鲲很有才能,所以才拿他和庾亮相比。谢鲲对此回答说:“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鲲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谢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穿礼服居庙堂,让百官有准则,我不如庾亮。退隐在野,放情山水,我自认为超过他。”他就这样以自己的豪放豁达成为一代创造家族新历史的人物。温峤曾经对谢鲲的儿子谢尚说:“你父亲哪只是见识雅量长远,就是那英明精深的鉴察力。”温峤的确是慧眼识人。
作为玄学之士,谢鲲十分善于清谈,谈起来不知疲倦。王澄(西晋官员名士,爱好清谈。举止放诞,不拘礼俗)曾在王敦面前与谢鲲清谈,两人交谈时看都不看王敦一眼,还感叹只有谢鲲才能和自己畅谈。卫玠渡江后,去拜见王敦。因要夜坐清谈,王敦便请来谢鲲相陪。卫玠见到谢鲲,非常高兴,再也不理王敦,竟然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王敦整夜都插不上嘴。卫玠素来体弱,竟因此患病。
有人说,谢鲲的一套做派和理论,俨然就是竹林七贤的翻版,放荡不羁,忘情物外。“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这话可以说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写照。谢安更是评价他伯父谢鲲说道:“他如果遇到竹林七贤,一定会把臂同入竹林。”也就是说他和竹林七贤应该是同类。不过我的看法是,即使谢鲲有点像竹林七贤,也只是“貌”似而已,距“神”差得远呢。我们仔细分析他的言行,很难找出嵇康阮籍的那种神韵。他的从容也好,放荡也好,所做的一切目的性很明确,绝不是率意而为,无心之举。
还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谢家一搬再搬,谢鲲最后选定建康城里秦淮河畔朱雀桥边的乌衣巷安家,成为了乌衣巷里谢家的第一代主人。乌衣巷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众人皆知的地方。
前面我们说过,谢鲲是“江左八达”之一,他们这些人无视礼法,遵行庄周通达之旨,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冲破礼教束缚桎梏,以超尘脱俗的精神,放达不羁的举动,任意而为,在当时影响很大。
裸奔、酗酒、奇装异服、披头散发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谢鲲、阮放、毕卓、羊曼、阮孚等人在胡毋辅之家中闭门纵酒,已经饮了好几天,酒兴犹浓,干脆一个个赤身裸体,披头散发,放浪不羁。此时恰巧光逸从北方来投奔胡毋辅之,他本是个酒鬼,听说了此事,也想加入,门卫却不放他入内。他一急之下,便脱下衣服,摘下帽子,从狗洞中探进头去大叫起来。胡毋辅之听到大惊说:“别人谁能如此,必定是光逸无疑了。”立即喊声“有请!”光逸进来后,八个人于是酣饮如初。
这样的举动在“江左八达”那里司空见惯。有一次,晋元帝对时任将军府长史的阮孚说:“爱卿既然身为将领,军中事务繁多,应该节制饮酒才是。”阮孚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陛下不计较臣愚钝,而委以军队重任,臣自当尽力办事。然而,现在皇恩浩荡,天下太平,四方也再没有了战事。所以,我也应该寄情山水,放纵酒色,及时行乐才对。”晋元帝听后,也沉默许久,无言以对。我经常在想,这些放荡不羁的人绝不会是没心没肺,其实在各自的内心深处,也应该有着自己的心酸事,有着自己的郁闷,只是不表现出来而已。
正像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样,我不赞同有的人所说的“江左八达”是“竹林七贤”的流韵的说法,他们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这里你根本找不到嵇康阮籍式的人物,那种出自本性的狂傲,那种深埋于心底的忧愤,在这些人身上很难找到。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一点心酸事,没有一点内心的苦闷,只是他们缺少了竹林七贤的博大与深广,如果非要把他们和竹林七贤放在一起讲,那说得刻薄点,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史书上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上面说,谢鲲避乱豫章时,曾夜宿一空亭中。而当时此地人说,经常有人在这亭中被妖怪所杀。那天快要天亮时,有个黄衣人叫着谢鲲表字,让他开门。谢鲲毫无惧色,直接从窗户里伸手去抓黄衣人,在拉扯之间将那人的胳膊弄断了,发现竟是一只鹿腿。谢鲲走出亭子,沿着血迹寻找,终于找到那只成精的鹿,并杀死了它。从此这空亭再没发生过妖怪杀人之事。这件事虽然很荒诞,但是从写作者的笔下我们能够感觉到谢鲲的坦荡无畏,他的豁达也许真的到了无所顾忌的境界,无论是人间还是阴间,人鬼无忌。谢鲲除妖的这个故事被干宝收录于《搜神记》中,流传很广。
后来,顾恺之画谢鲲的像,故意把他安置在山崖乱石中,并说道:“谢幼舆曾说:'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就应该把他安置在山崖沟壑中。”
元代画家赵孟頫也曾经画过一幅《谢幼舆丘壑图》,描绘了茫茫山川,荫荫松林,江岸峰峦秀起,雾霭微茫,江面平静如镜。谢鲲独坐水畔丘壑,观水流潺潺,听松涛阵阵,意态悠闲,神性超脱。整个画面构成一个晶莹剔透般的宁静世界,境界旷远。改画现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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