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翔软装·米兰 故事会 石人一只眼 人一只眼
文/吴天有
元至正十一年（1351），一场动摇元朝统治根基的农民起义在治黄工地爆发。而起义的发动，却与一尊独眼石人有关。
元王朝从忽必烈入主中国以来，就没有建立起适合元朝国家状况的稳定的统治。其内部，蒙古宗王之间，蒙、汉、色目统治集团之间反复地相互倾轧，争斗不断。忽必烈死后，帝位不断更迭。到元惠帝前的39年间，先后有9位皇帝继位，有的甚至继位不到一个月就被颠覆。皇权的争夺连绵不断，导致元朝的统治一直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皇权不稳的直接结果，就是政治不能延续，政治黑暗，官员公然妄为、贪污勒索成风。其外部，元朝蒙古统治者将人口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行实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投下制和达鲁花赤制将早已封建化的汉民重新变为奴隶。苛税繁多，横征暴敛，特别是到了惠帝时期，钞法败坏，大量印制的交钞造成物价飞涨，并最终导致财政经济的崩溃。而经济崩溃的最直接受害者，就是普通百姓。宋朝时富庶的江南成了人间地狱，也成了农民起义的策源地。
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元朝的大敌。从泰定（1324—1327）年间起，天灾就连年不断。旱、涝、雹、雪灾害，还有蝗虫和时疫，造成大量饥民离乡背井，去寻找活路。一些频于绝境的人成为“盗贼”。从仁宗（1312 —1320）以来，“盗贼”便接连不断，到元惠帝时，更形成星星点点之火，大有一发而为燎原之势。元至正四年（1344），黄河接连在白茅堤、金堤决口，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最后形成了一条新河道。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的许多沿河地区遭遇大水灾。黄河改道后，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在黄泛区泛滥肆虐，也造成大运河不能通航，漕运陷于停顿，元廷的财政和经济、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重新恢复大运河，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元朝蒙古政府征调2万名军队，15万名平民挖泥筑堤，将黄河规入故道。
但是，连年的水旱饥荒，河南、河北、山东等处的人民，已经迫近死亡的边缘。修黄河征发的十五万民工，使许多农户失去了劳动力。治河工地上，监工官吏对民工大肆暴虐，哀苦之声相闻，死者枕藉。元朝虽然成功地修治了黄河水患，却也加速了农民起义风暴的到来。
一天，征调民夫在修治黄河要道黄陵冈（山东曹县西南）段河道时，掘出一尊独眼石人，立刻引起轰动。这恰好应了在挑河民工中流传的一支民谣
“石人一只眼，挑运黄河天下反。”
其实，石人的出土，并非天意如何，而是被人有意为之。其作俑者是盛行于河南、河北的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和他的谋士刘福通。还是在治黄工程一开始，刘福通就意识到，庞大的治黄民工队伍，是发动农民起义的巨大的群众基础。于是，便暗地里使人在工地埋下一尊凿有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在工地上传播一句民谣“石人一只眼，挑运黄河天下反。”果然，石人挖出来了，河工们骚动起来了。于是，他们在颖州（今安徽阜阳）白鹿庄聚众三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不料，事情败露，遭到元军围捕，韩山童被杀，刘福通、杜尊道等冲出元军的包围，率领队伍攻占了颖州，并很快发展起一支十几万人的队伍来。由于起义队伍以头缠红巾为标志，并高举赤旗，因此亦被称为红巾军。
刘福通、杜尊道的红巾军起义后，各地白莲会众及其他农民军相继起兵响应，河南、江淮地区迅速形成“红巾军遍地”的蓬勃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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