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正值秋高马肥时，金军分兵两路，牧马南寇。东路由完颜宗望领军攻燕京。西路由完颜宗翰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黄河，直逼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赵桓，赵桓在哭哭啼啼中登上皇位，是为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宗翰率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大宋王朝岌岌可危，钦宗急令各地将领救驾勤王。
北宋末年的军队可分为禁军、厢军和乡兵三部分。禁军相当于现在的正规野战部队，为主力；厢军为地方部队，主要负责当地治安的维护，吓唬一下上访群众及小商小贩，兼有现在公安和城管的双层性质；乡兵相当于现在的民兵，忙时锄锄地，闲时练练操，战斗力如何，看一看抗战剧中县大队、区小队的结局就知分晓。
作为主力的禁军亦可分河北军、西军以及京营三部分。北宋初，河北军健儿用血肉之躯筑成了最坚固的抗辽长城，不愧是大宋王朝的中流砥柱，是当时“最可爱的人”。宋辽澶渊结盟后，北方无大的战事，河北兵急剧蜕化，骑兵上阵搂着马脖子不敢松手，中流砥柱溃烂成“豆腐渣”，“最可爱的人”成了“最可憎的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圣哲教诲在河北军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京营几乎从未上过前线，和河东军相比，“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唯一存有战斗力的是西军，在与西夏数十年的拉锯战中得以发展壮大，可是，擅长在黄土高原进行山地战的西军，能在平原冲锋对决战中表现得同样精彩吗？
西军不适应平原对决战的弱点早在宣和四年（1122年）与辽军的作战中就暴露无遗了。其时，西军多达十数万，且有老将重师道（水浒中的那位“老种经略相公”——鲁达心目中真正的“镇关西”）统领；辽军仅三万，且多为金人打击下的残兵剩勇，精神上处在快要亡国的沮丧状态。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两军一交锋，宋军很快败得一塌糊涂。西军悍将杨可世身中数箭，从马上跌下摔掉两颗门牙，狼狈至极。“兵败如山倒”，溃败的宋军如不可遏止的洪水四处奔涌，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无数儿郎就此长眠战场，化作白骨。
战斗的失利，后人多归咎于当时军队的最高统帅——大胡子太监童贯（可能是阉割不彻底的缘故，也可能是童刻意的化装，如同电影《剑雨》中的转轮王），实则不然。政和三年（1113年），同样是这个童贯，总领陕西六路兵马，向西夏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七次大战，大获全胜，将西夏最好的兵源地横山全部夺取。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哪个人的原因，而是整个军队对作战形式适应不适应的问题。
和西夏进行的是山地战，对西军来说，近百年的战斗实践已经对这一作战形式了如指掌，故打起来得心应手。可一旦来到平原与骑兵进行面对面的冲锋战，西军将士可就全懵了。契丹健儿跨骏马、竖钢刀，风驰电掣般席卷而来，可怜的西军将士还没有反应过来，大好头颅就被一刀砍下，脖项中的热血喷射而出，尸首晃动一阵才完全倒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西军将士此时终于体会到了这八个字的残酷内涵，字字散发着浓的化不开的血腥气。 在已经老掉牙的辽国面前尚且如此不堪一击，当西军面对正处在青春期蓬勃发展的“东北虎”时，又会有怎样的悲惨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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