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杯酒释兵权，缺陷制度下的政治智慧
宋初对于中国历史之最大贡献，莫过于杯酒释兵权。而释的对象，不单指几个开国勋将，而是将唐朝以来遗留的藩镇制度全部推倒重建。藩镇为祸之深，实在是中国传统政治一大毒瘤，它使得秦汉以来确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分崩离析，地缘政治完全失去平衡，国家边患无穷。
自五代以来，地方州府完全为武人所据，五代更迭，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地方统治权仍牢牢控制在军阀手里，在他们看来，宋也不过是延续六代。他们深谙杆子枪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名义上顺从中央，但绝不肯轻易交出兵权。
宋太祖深谋远虑，为国家制度计，必须收缴地方行政权和兵权，但这种收缴过程风险极大，前有汉初“七国之乱”，后有西晋“八王之乱”，一旦操作不慎，则危及国本。这时，宋太祖显示出其高超的政治智慧，他先是从自己的部将着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申明国家大义，过去你们跟着我冲锋陷阵是为了天下，今天让你们解甲归田也是为了天下，两种行为，都是为国家作贡献。当然，你们的后路我都安排好了，在京城有豪宅，地方有田产，打了一辈子的仗，就不该享受吗？这里必须得说，宋太祖确有仁德，而不像某些领导，嘴上都是价值观，心里都是小算盘，光忽悠下属提高境界，背后下手龌龊不堪。
皇帝兑现承诺，实实在在把待遇给到位，并写进制度里。而对于地方州府之军阀，除上述条件外，名义上仍允许军阀遥领其地，保留其政治待遇。就譬如你是湖南督军，现在请你搬到京城来住，中央还是认可你的督军身份，你死后可以传给你儿子，但是湖南的事，我们另外派人去替你打理。这个派去的人，身份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只是临时领了一个差事，叫“知某府某县事”，这也就是中国古代知府、知县称谓的来历。但在宋朝时，这只是一个差事而不是官职，至明清时期，才完全变成实职的地方官员。
宋太祖的政治灵感，大概来自于东汉末年曹操收取荆州的案例。并以此巧妙解决了五代以来的地方军阀割据，这种不流血的斡旋，为后世开创了新的政治认知，即人事替代制度。同时，这一政治创新，又深刻影响了太祖后世子孙们的执政理念，使他们皆明白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就是人情世故。宋朝的皇帝们尽管在权力制度上与官僚集团争的你死我活，但整体都非常善待政府官员，后世所熟知的宋代名臣，一方面使后人为其气节所折服，另一方面不可忽略在宋代相对温和成熟的政治氛围下，尚无官员因为政见不同而使人身和家庭安全皆得不到保障。这不得不说宋朝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
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宋朝创造性地消灭了全部地方官员，但是皇帝对这些派到地方“知某府某县事”的中央官员，也担心他们犯屁股决定脑袋的毛病，故在御史台的监察制度上，对唐制又进行了修改。唐朝御史共十道，宋朝改道为路，并拆分为二十路，每路的监察使亦不再只委派一名，而是按监察职责将每路分为四司，负责的官员称之为监司官。四司职能如下：
帅：掌兵工民事，领地方军事，称安抚使。
漕：掌财赋征集，运输上调，称转运使。
宪：掌地方司法，察诉讼区直，称提刑按察使。
仓：掌地方义仓，管救恤和水利工程，称提举常平使。
此四司体现了宋朝中央集权的惊人程度，尤以漕运转运使为中央剥夺地方最甚。地方上一切钱粮都要转运至中央，连赈灾所用之义仓，也掌握在中央监司官的手里，所有军队都集中到京师附近由中央掌握，称之为禁军。宋以前，禁军专指负责宫廷安全的警卫部队，人数并不多，而《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一般人会理解为文学夸张。实质不然，禁军是宋朝唯一的正规作战部队，巅峰期有一百二十万之众，而地方上只有配军，配军顾名思义，并不是正规军队，而类似于民兵预备役组织。由于北宋时期地方承平已久，配军常作苦役使用，开挖漕河，修筑道路，工期既长且辛苦，又无额外报酬，所以军中逃跑者甚多，地方政府为防范配军逃跑，常在其脸上刺字，民间称之为“贼配军”。《水浒传》中许多梁山好汉都是“贼配军”。
一般认为，宋朝这种空前集中的制度，是出于两种政治考虑：
其一、汲取前朝教训，不留地方一卒一粮，彻底剪除地方割据的根源。
其二、集中全国资源，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而使国防稳固，天下鼎定。自从“儿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北方的辽国之后，中原王朝彻底失去了北面的国防屏障，中原门户打开，北方的铁骑随时可以驰入王朝腹地，这是宋朝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从宋制来看，开封并不是王朝法理上的国都，而类似太祖皇帝的行在。且从地理上说，开封乃四战之地，利攻而不利守，确实不具备成为都城的条件。那就可以理解为，太祖皇帝是以开封为进攻基地，集中全国资源，整军备战，决心拿回“燕云十六州”，此乃决定国运之战。
太祖暴崩，其弟太宗皇帝果然御驾亲征幽州，然而倾国一战的宋军，却因指挥失策而惨败于高粱河，从此宋朝一蹶不振，再无染指幽燕的雄心。假使当初御驾亲征的是太祖皇帝本人，也许历史就要改写，而这一切，又要从北宋第一政治悬案“斧声烛影”说起。太祖皇帝天寿尚浅却突然暴崩，兄终弟及也不符合礼制，然而这种离奇的历史迷雾永远也不可能解开真相了。
抛开这些历史上的瑕疵，宋朝的政治制度改革始终是围绕国防而展开，亦始终受制于北方少数民族所带来的巨大军事压力。然而太宗之后的皇帝们，似乎并未完全理解开国之初这种制度构建背后的真实原因，既不能在军事行动上延续这种政治，也没能及时调整他所存在的巨大缺陷，即利攻而不利守的极度中央集权制。故徽宗时期，金人南下直破开封，地方州府，既无可御敌之军，也无可资饷之粮，眼睁睁看着国家灭亡而毫无办法。而金人在开封掳去的，却是整个北宋王朝的财富。对比唐朝“安史之乱”，虽然长安为叛军所陷，但并未伤及国本，唐军很快就能平叛，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宋制相较于唐制，亦有矫枉过正之失。
不过宋制还是有两个方面胜于前朝，一是开放民间自由经济和对外贸易。政府设置贸易机构和手工业作坊，国有资本的注入使中国古代制造业第一次具备了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条件，尤以瓷器的制造和设计具有明显工业特征。在相对宽松的商业原则和经济秩序下，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创造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经济财富。这个财富池有多大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两宋时期所执行的国策和政治体制，对外要持续向辽、金、西夏、蒙古纳贡，对内要养兵数百万，还要支付数量庞大的开国勋将、地方节度使及其后代在京城数百年的供养。宋朝政府在这样沉重的财政支付压力之下，竟然屹立三百余年没有崩溃，且不说汉唐，即便放到今天，又有几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做到？
二是鼓励和支持民间教育，由于活字印刷术的推广，书籍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文化在民间的流通和普及率显著提高，并出现一大批私立教育机构——书院，如著名的宋代四大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衡阳石鼓书院、河南应天书院等一直传播至明清时期。书院教育彻底打破了汉唐以来世族对文化的统治，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士族，士族又将对宋以后的中国政治制度施加难以估量的影响力，并成为后世皇帝们最为惧怕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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