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省宿县)人,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一。
据《魏氏春秋》记载:“(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嵇康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权臣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晋书·本传》王戎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那么,嵇康为什么会寓居山阳呢?远离政治旋涡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至高贵乡公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被杀,在世仅40年。
当时玄学兴起,玄学思潮对嵇康的人生理想、精神世界影响很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思想界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士人以往信奉的儒家的人生理想、行为规范失去吸引力,任情而行成为风尚。嵇康受庄子思想影响很深,庄子追求的道的境界也是嵇康所追求的。这种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并在他的举手投足间挥洒得淋漓尽致。《世说新语》描述他的容貌:“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云:“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如果嵇康只是风流倜傥、与世无争,也就没有了他的人生悲剧,但不幸的是他太过认真,太过切实,不会矫俗,不懂伪饰。嵇康最著名的主张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对荣华富贵和仕途有着本能的厌恶。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感情太过浓烈,常常难以控制自己,对与自己道不同的人傲然蔑视。朝中权贵钟会闻名造访,他“箕踞而对,不为之礼”。山涛荐他任吏部郎,与他的理想背离,他竟愤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对越名教而任自然很执著,分毫不爽地执行,对伪势也毫不留情地指责。嵇康身处政治斗争的中心,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十分敏感。他见老朋友阮籍、山涛皆先后辞官归隐,也辞官不做。这是嵇康寓居山阳的原因之一。
探求养生之道嵇康喜养生之术,认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晋书·本传》)。”他曾著《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阐述养生的道理。他认为神仙不是寻常人物所能学的,所以常人也就不可能长生不死,但如果注重养生,则千年可期。他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京城是政治斗争的中心和是非丛生之地,在那里很难真正做到“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所以嵇康选择了离神仙栖身之地苏门山(今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沙锅窑村附近的五岩山,古称苏门山)很近的山阳。
在当时的传说中,苏门山经常有世外高人出没,最为有名者是孙登和王烈。寓居山阳后,嵇康时常外出采药,有幸遇到了孙登和王烈。他遇见孙登,与之游处,却终日不得其一语。直到临分别时,孙登才说了一句:“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其能免乎”预言嵇康不能幸免于难。追随好友而来嵇康的好友山涛、向秀皆是河内怀(今武陟县)人。山涛、向秀辞官回乡后,嵇康一个人在京城百无聊赖,便追随而来。嵇康和向秀是好朋友,刚寓居山阳时,因家中贫寒,“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下,以自赡给(《晋书·本传》)”。向秀在《思旧赋序》中也说到了他和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从这段文字来看,嵇康的另一位至交吕安后来也移居河内,三人的住所相距不太远。嵇康与山涛的关系一向很好,因山涛举荐他为吏部郎,嵇康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二人闹得很不愉快。但嵇康对山涛还是很信任的,临死时嘱咐其子嵇绍说:“有山公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嵇康把山涛看做是可以托孤之人。向秀、山涛的家乡怀县离山阳很近,用向秀的话说是“居止接近”,寓居山阳,嵇康可以经常和老朋友相聚。
嵇康寓居山阳恐怕与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有一定的关系。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曹丕代汉自立,建国号魏,改年号为黄初,奉汉献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汉献帝徙居山阳浊鹿城,居山阳15年,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死于山阳,以天子礼仪葬于禅陵(今修武县城北12.5公里)。汉献帝驾崩时,嵇康10岁。在古人的观念中,帝王就是天子,是很神秘的人物。对于汉献帝,嵇康虽无缘谋面,却听到了不少传闻。尤其是居于京城、做了京官之后,嵇康具备了探究汉献帝这一神秘人物的基本条件。再加上当时朝政变数极大,阮籍、山涛等有识之士先后辞官归隐,嵇康便想借机去山阳探究汉献帝这个神秘人物,于是便有了“竹林七贤”饮酒、弹琴、做诗,浪迹竹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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