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省宿县）人，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一。
据《魏氏春秋》记载：“（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嵇康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权臣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晋书·本传》王戎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那么，嵇康为什么会寓居山阳呢？远离政治旋涡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至高贵乡公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被杀，在世仅40年。
当时玄学兴起，玄学思潮对嵇康的人生理想、精神世界影响很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思想界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士人以往信奉的儒家的人生理想、行为规范失去吸引力，任情而行成为风尚。嵇康受庄子思想影响很深，庄子追求的道的境界也是嵇康所追求的。这种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并在他的举手投足间挥洒得淋漓尽致。《世说新语》描述他的容貌：“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云：“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如果嵇康只是风流倜傥、与世无争，也就没有了他的人生悲剧，但不幸的是他太过认真，太过切实，不会矫俗，不懂伪饰。嵇康最著名的主张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对荣华富贵和仕途有着本能的厌恶。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感情太过浓烈，常常难以控制自己，对与自己道不同的人傲然蔑视。朝中权贵钟会闻名造访，他“箕踞而对，不为之礼”。山涛荐他任吏部郎，与他的理想背离，他竟愤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对越名教而任自然很执著，分毫不爽地执行，对伪势也毫不留情地指责。嵇康身处政治斗争的中心，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十分敏感。他见老朋友阮籍、山涛皆先后辞官归隐，也辞官不做。这是嵇康寓居山阳的原因之一。
探求养生之道嵇康喜养生之术，认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晋书·本传》）。”他曾著《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阐述养生的道理。他认为神仙不是寻常人物所能学的，所以常人也就不可能长生不死，但如果注重养生，则千年可期。他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京城是政治斗争的中心和是非丛生之地，在那里很难真正做到“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所以嵇康选择了离神仙栖身之地苏门山（今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沙锅窑村附近的五岩山，古称苏门山）很近的山阳。
在当时的传说中，苏门山经常有世外高人出没，最为有名者是孙登和王烈。寓居山阳后，嵇康时常外出采药，有幸遇到了孙登和王烈。他遇见孙登，与之游处，却终日不得其一语。直到临分别时，孙登才说了一句：“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其能免乎”预言嵇康不能幸免于难。追随好友而来嵇康的好友山涛、向秀皆是河内怀（今武陟县）人。山涛、向秀辞官回乡后，嵇康一个人在京城百无聊赖，便追随而来。嵇康和向秀是好朋友，刚寓居山阳时，因家中贫寒，“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下，以自赡给（《晋书·本传》）”。向秀在《思旧赋序》中也说到了他和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从这段文字来看，嵇康的另一位至交吕安后来也移居河内，三人的住所相距不太远。嵇康与山涛的关系一向很好，因山涛举荐他为吏部郎，嵇康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二人闹得很不愉快。但嵇康对山涛还是很信任的，临死时嘱咐其子嵇绍说：“有山公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嵇康把山涛看做是可以托孤之人。向秀、山涛的家乡怀县离山阳很近，用向秀的话说是“居止接近”，寓居山阳，嵇康可以经常和老朋友相聚。
嵇康寓居山阳恐怕与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有一定的关系。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曹丕代汉自立，建国号魏，改年号为黄初，奉汉献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汉献帝徙居山阳浊鹿城，居山阳15年，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死于山阳，以天子礼仪葬于禅陵（今修武县城北12．5公里）。汉献帝驾崩时，嵇康10岁。在古人的观念中，帝王就是天子，是很神秘的人物。对于汉献帝，嵇康虽无缘谋面，却听到了不少传闻。尤其是居于京城、做了京官之后，嵇康具备了探究汉献帝这一神秘人物的基本条件。再加上当时朝政变数极大，阮籍、山涛等有识之士先后辞官归隐，嵇康便想借机去山阳探究汉献帝这个神秘人物，于是便有了“竹林七贤”饮酒、弹琴、做诗，浪迹竹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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