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事实上，袁世凯确实是一个投机者，对同胞如是，对列强亦如是，其后继之而起的北洋军阀无不如此。
列宁在1912年
袁世凯向列强寻求支持时，表现的十分狡黠，他可以出卖包括国家主权在内的权益，只要列强能满足他的需要，这样袁世凯与列强间便建立了狼狈为奸的关系。当然，袁世凯主观并不甘心做列强的傀儡，在他的构想里，他只是在利用列强达到自身的目的，一方面获取外援调动军队压制革命军，一方面利用列强矛盾坐收渔利，然而这种种好处的得来常常是通过出卖主权利益换来的，因此他在事实上确已成为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
袁世凯与列强代表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系明争暗斗不断。列强为攫取在华利益，积极对军阀进行勾连收买，列强之间的利益纠葛加剧了北洋军阀之间的争斗。
1916年袁世凯死后，原本由其总制的多股北洋派系和帝国主义列强顿如脱缰野马，北洋军阀直系、奉系、皖系三大主要势力，且分别寻求英、美、日等列强支持，故军阀割据夹杂着列强利益划分，列强利益划分纠缠着军阀的势力范围。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军阀主义最显著的特点恐怕是战争……军阀极力维护各自既得利益……总有人想扩大霸权，因而局部的、地区性的战争经常不断。”
巴黎和会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激愤，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成为众矢之的，直系军阀乘机攻击皖系。1919年冬，段祺瑞准备打击长江三省的直系势力，次年4月直系曹锟联合奉系对抗，通电要求驱逐罢免皖系将领徐树铮、解散皖系党派势力，双方随即爆发战争，此时奉系张作霖也率军入关，通电讨伐段祺瑞。1920年7月14日，直、皖双方各10万兵力正式交火，直、奉两线夹击皖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陷于战争之中，日本迅速向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尤其是在中国大有独占之势。战后巴黎和会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美、英等国不甘心失去自身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因此积极谋求对该地区进行再分配。
1914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中国青岛
1920年10月，美国撮合英、法、日组建新四国银行团，致北京政府备忘录提出银行团“应得预问”中国财政收支和官吏任用，并有“查账之权”，但在中国人民的反对下，四国银行团的企图没能实现。随后美国又撺掇列强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华盛顿举行会议，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进行再分割，会后英日同盟关系破裂，美国获得与英国同等海军实力的地位，日本的海军力量受到削弱和限制。在美、英的压力下，日本独占的山东胶东改为向列强开放，且放弃“二十一条”中的某些条款，这样日本不得独占，仍由列强共同荼毒侵略中国。
华盛顿会议
此时皖系军阀接受日本政治支持，段祺瑞在日本操纵下对德宣战，支持日本夺取原德国在山东的侵占地，以压制亲英美派的直系军阀，故而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后，'五四运动'兴起反对段祺瑞，实际上也是反日运动；而英、美等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成功打击日本，亲英美的直系军阀则打击亲日的皖系军阀，取得战争胜利后随即上台，其声息相通可见一斑。当时欧美有意扶植直系军阀的企图十分明显，各种主流媒体鼓吹吴佩孚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人'，吴佩孚甚至因此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吴佩孚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尽管直系、奉系、皖系三股势力都曾因依附于列强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主导地位，但是北洋军阀的总体势力也在作为列强代理人的争斗中不断衰退，因为军阀割据使军阀赖以生存的国家——中国濒临崩溃。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公然使用武装力量与毫无节制地榨取财富变成了决定权势大小和职位高低的手段，那么这个社会迟早必然会耗尽经济资源。”
北洋时期知识分子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始终强调武力胜负对中国政治事件的决定性影响，不仅虚耗国家财富，而且自甘堕落与列强狼狈为奸，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1922年5月29日《申报》刊载时评《北洋正统》：“曰直皖战争，曰直奉战争，皆北洋正统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之历史。”显然，不得人心的军阀战争遭到国人唾弃，勾结外国荼毒同胞致使国事日衰的军阀割据为人不齿，如此北洋军阀离彻底覆灭亦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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