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相文引兵入陕，其本部人马一个师，另有吴新田部一个师，以及先前奉命讨伐陕西靖国军、时任潼关镇守使的张锡元所部一个混成旅，另外还有驻扎河南信阳的冯玉祥部第一个混成旅，其中以冯玉祥部作战能力最强，阎相文倚重冯玉祥部，行军时常以冯部为先头部队，张部、吴部居中，阎部则殿后。当时陕西省长刘镇华两面三刀，表面投靠直系欢迎新督军，暗地里支持陈树藩拒不接纳，陈树藩拥兵三个师，刘镇华“镇嵩军”亦扩充至三个师，加上地方军足有十几万，故陈树藩自认有实力阻止阎相文督陕。
北洋军
前文提到冯玉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其所部被调往四川镇压护国军，何以又驻扎于河南信阳？原来冯玉祥因反对帝制被北洋老派视为异类，于1916年排挤出陕赴四川镇压护国军，不久袁世凯病死，段祺瑞吩咐冯部移驻剑阁控制四川，随后冯玉祥以“回京就医”为由率部违令移驻廊坊，因而受段祺瑞冷遇弃之不用，至1917年张勋复辟赶走段祺瑞，随后段祺瑞倚重冯玉祥部打败“辫子军”，故冯玉祥又受到重用。事后段祺瑞自认“再造共和”有功，大肆包揽北洋政府大权，欲破坏《临时约法》禁止重开国会，故而国会议员纷纷南下与孙中山会合，于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发起“护法战争”。
护法运动南北情势
1918年段祺瑞命令冯玉祥进剿，冯部行至湖北武穴驻扎，通电要求和平恢复国会，段祺瑞吩咐直系曹锟查办，曹锟拉拢冯玉祥使其免职留任，从此冯玉祥倒向直系。1918年3月冯玉祥部移驻湘西站住脚跟，至1920年6月直皖战争爆发后，湖南皖系田应诏部、湘军赵恒惕部进攻冯玉祥部，迫使其北撤移驻河南信阳。驻军河南期间，北洋政府经常拖欠冯玉祥部军饷，官兵每日两餐仅以杂粮及盐水混食，冯玉祥不得已铤而走险，先是拦截火车劫去北洋政府铁路收入10万元（占总收入的1/3），后又截留河南税款3万元，因而与北洋政府关系日趋僵硬，且一度与河南督军赵倜所部交战，所部人马境遇十分狼狈窘迫，因而急于寻找稳固的落脚之处，恰值阎相文引兵督陕，据说阎相文、冯玉祥为连襟关系，故冯玉祥随同入陕寻找一处稳当落脚之地。
赵倜（1871—1933）
直军自潼关入陕大举进攻，冯玉祥一马当先，又暗中联络胡景翼夹击陈树藩，使陈部众叛亲离仓皇逃出西安，期间刘镇华观望倒戈缴械陈部手枪队和重炮营，事后凭此微功继续留任省长，而冯玉祥于阎相文麾下处置公私事务甚为融洽，尤其攻克西安战功第一，故阎电请北洋政府将冯玉祥部扩编成师，总统曹锟复电同意，吴佩孚却故意压下不准。经过阎相文多次催促，吴佩孚同意将混成旅扩编为师，但只更改番号却不增加军饷，使冯玉祥对吴佩孚怨望不已，而对阎相文则十分感激。
吴佩孚（1874—1939）
起初直军初攻西安，陕西北有于右任靖国军，南有郭坚组建的民军，直系仅占据西安一地，阴险狡诈的刘镇华则占有省内富庶地方，且不向省府纳分毫赋税，地方上仍有胡景翼一个师及井岳秀等四个旅，全省十多万军队称霸地方各自为政。阎相文督陕改编胡景翼部为陕军第1师，又使冯玉祥、吴新田等分驻要地，故陕省大局稍稍安定，然陕军各部以郭坚部人马出身刀客者居多，往来倏忽滋扰地方颇为严重，阎相文命令冯玉祥摆“鸿门宴”除之，席间郭坚发现情况异常欲逃离，冯玉祥麾下“武林高手”赵登禹徒手杀死郭坚，此举使陕军颇感胆寒，致使郭坚旧部党玉琨等人始终与冯玉祥为敌，直至后来被宋哲元攻灭为止。
赵登禹（1898—1937）
郭坚之死还招致另一个恶果，就是陕督阎相文的自杀。当时吴佩孚预备武统四川，欲借重驻军陕南的郭坚部牵制川军，然而事先并未告知阎、冯等人，故阎、冯诱杀郭坚使吴佩孚十分错愕，随即对阎相文严加斥责，阎相文原本就无独当一面才干心量，此时自揣初担封疆之任便得罪吴佩孚，又思及先前要求冯部扩编即遭重重阻挠，心想既失直系吴佩孚支持，又以直系“客军”督陕人心未附，日后治理省务必将举步维艰，竟留下遗书于8月23日在督署自杀。此时直军入陕仅两月余，冯玉祥、吴新田急忙从驻地赶往督署，两人惊诧之余相顾无言，北洋政府曹锟、吴佩孚闻讯亦感震惊，只得任命冯玉祥接任陕督，处置尚未了结的陕西乱局。
冯玉祥（1882—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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