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禾青
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1925 年参加革命，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秋上井冈山，先后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红四军二纵队党代表等职。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抗战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第二师政委、中共淮南区党委书记。1945 年 6 月，当选为党的“七大”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建国后，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 年调中共中央任副秘书长。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受迫害。1974 年重新出来工作，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 9 月 30 日在北京逝世。
1939 年春，周恩来副主席视察抗日前线，专程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周恩来此行是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传达和敦促执行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的。临走前，周恩来又为干部的婚姻之事说了情。这是因为项英副军长在男女问题上始终抓得很紧，军部一度提出“枪毙恋爱”的口号。对于敢破坏规定者，轻则撤职开除党籍，重则可能军法从事。周恩来不赞成如此“一刀切”，对男女恋爱卡得过死，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258 团”的原则。这就是，年龄超过 25 岁，参加革命满 8 年，团级以上干部，可以恋爱、结婚。正是周恩来带来的这股春风，解决了许多老同志的“个人问题”。
那一年，谭震林 37 岁，正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这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将，多年来驰骋疆场，全身心地投入到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去，但还是单身一人，倒也来去无牵挂。
谭震林从小在湘东边陲长大。他出生时，父亲为他取名喜起，是盼望喜事降临的意思。但在民族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喜事是不会降临到贫困的市民家庭的。他 12 岁时，开始了艰辛的学徒生活。书纸店的活累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却意外地获得了晚上偷看书的机会，明白了不少道理。他曾这样说：“中国的历史，我是怎样了解的呢？我是从书店里了解的。因为小说《水浒传》是讲造反的。历史书上的陈胜、吴广，那是搞农民起义的。读了，就晓得革命。”他还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谈到从《水浒传》等书中所受的教益：“要打倒欺侮穷人的坏蛋，光靠英雄豪杰一个人的力量不行，还要靠一伙肝胆相照，利害一致的人一块去造反，就像书中说的'聚众起事’。
攸县有句俗语也这么说：'一堵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一个道理。”读书促使谭震林的头脑开了窍，不平的世态唤起他的反抗精神。他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学徒，而是 20 来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工人，投身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6 年 10 月 12 日，谭震林由余来、戴述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志向，他要求改名“谭虎”。余林觉得这个名字太露，说：“云从龙，风从虎，虎啸生风撼山林，还是叫'震林’好！”谭震林高兴地说：“这个名字好，我就叫谭震林。”
从此，谭震林踏上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新的征程。从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战斗在赣南、闽西、参加三次反“围剿”战争、保卫和发展福建革命根据地、坚持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战斗在铜（陵）繁（昌）前线，他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但是，县政府早已从县城搬到了乡镇。三支队开抵铜繁前线以后，川军也趁势退出了防线。于是，谭震林带着三支队司令部移驻繁昌县中分村，担负起了保卫繁昌防线，阻击日军“扫荡”的作战任务。新四军不设政治委员，三支队司令员是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的，因此，谭震林实际上主持着三支队的工作。艰苦的斗争生活，加上身患多种疾病，使谭震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而敌情严重、戎马倥偬的紧张战斗，使他的婚姻问题总摆不上议事日程。如果不是周恩来的到来和同志们的热心帮助，谭震林与葛慧敏这对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也许成为陌路人。
葛慧敏，原名田秉秀，安徽蒙城人。1920 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她从小在蚌埠长大，后入南京汇文中学读书。毕业后，来到了上海，在仁济医院雷斯脱实验室学内科。由于受到我地下党的影响，她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到工人夜校上课，讲授抢救伤员的知识，教唱革命歌曲。
1936 年，经赵伯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潘汉年的帮助下，化装成医务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辗转香港、广州、汉口、郑州到达西安。她弃学从军，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处，在第五区队接受训练。训练结束后，被派往江西南昌新囚军战地服务团。
1938 年 4 月，随军到了皖南，在军部驻地泾县云岭附近的汀潭开展民运工作，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同年 8 月，重新入党。1939 年 2 月，她由汀潭临时调回军部，参加战地服务团第二工作队。不久，调至第三支队。当时，新四军第三支队已经由原来所在的南陵县的南四区沙滩脚，向前方移到繁昌县的繁一区赤吉乡中分村。
19 岁的田秉秀身材修长，五官端正，留着齐耳的乌黑短发，微笑时面颊上还现出两个笑靥，显得格外秀丽俊悄。平时总是穿着灰色军服，打着绑腿，戴着军帽，腰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黑布鞋，出门工作时总是夹着一把伞，肩上挂着一个草绿色布包，包口上缠着一条白色毛巾，要是夏天，还要戴顶小斗笠。这一身戎装打扮，给这位文雅端庄的少女增添了几分飒爽英姿，显出一副威严气概。当她脱下军装，赤着双脚，卷起裤管，同妇抗会员们一起，站在村头溪水中为战士们洗衣裳时，宛然是一位村姑。说起话来操一口普通话，看上去这位在南方长大的少女，倒像是北方的姑娘。由于她待人和气，村民们都愿接近她；由于她英武不凡，大家又非常敬畏她。她布置的工作，人们都乐意接受并积极地完成。人们欢喜她、敬重她，随之用多种称呼来称呼她。青年人称她“田大姐”，老年人称她“田同志”，与她同公屋住的徐崇辉及其老伴张氏，则亲切地称她“秉秀”。
谭震林与田秉秀几乎是同时来到中分村。村南有个绰号“老光蛋”的，
名叫徐崇道，谭震林就住在他家。田秉秀住在村东的“三公所”。“三公所”是徐姓三个小公堂合建的公屋，前后两进共 8 间，中间有个大天井。后进两侧房间是公堂仓屋，前进两侧房间是看仓屋的贫苦农民徐崇辉一家 7 口住着，天井左侧厢房便是田秉秀的住处。
最初，谭震林对田秉秀并不了解。在后来的工作接触中，谭震林很快喜欢上了这位稳重而又能干的姑娘。
那是铜（陵）南（陵）繁（昌）三县妇女救亡训练班在中分村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这个训练班是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筹办的，校长是由县委妇女部长田文兼任，田秉秀任副校长兼负教学事务。会前，经田秉秀争取，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张孟陶决定到会并亲自给妇训班赠送锦旗。但这位县长又担心自己压不住阵脚，故特地邀请了谭震林参加开学仪式。
会上，陶县长双手提着一面绣有“妇女先锋”四字的红绸锦旗走到台上，这时，田秉秀和另一位女民运队员迎面走了过来，不卑不亢地接过了县长的颁发的奖旗。
。从那次会后，他开始打听她的名字，他想更多地见到她。
一天，谭震林正在司令部小憩，突然，门外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谭震林正想站起，门却被推开了，进来的正是田秉秀。谭震林倒了一杯开水递到她的面前：“田秉秀，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
“谭司令，中分村妇抗会抓到两个尼姑。”
“你们抓尼姑干什么？”谭震林没等田秉秀把话说完，就奇怪地抢问一句。紧接着说：“只要爱国，共产党对和尚尼姑还是保护的呀！”
“经过审问，她们招供是芜湖日军派来的间谍，刺探军情的。”田秉秀讲出了事情的真相。
谭震林默默地点头，他为田秉秀敏锐的眼睛、高度的警觉而感到满意。
在一番对话之后的静寂时刻里，谭震林这才发现田秉秀那副戎装仪容——灰色的军帽，宽大的军衣，密匝的绑腿，佩上腰间一条宽实的皮带，还有那白皙的脸膛上两颗秋水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使这位秀丽的姑娘显得格外威武、俊俏……
谭震林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口琴，闲着就吹一吹。政治部几个年轻人也来凑热闹，先后找到四五把口琴。于是乎，一把口琴队组成了。琴声经常招惹得那些爱唱爱跳的姑娘们前来观看。
谭震林经常抽空去看望妇训班的学员们。一天，太阳快要落山了，刚从前线归来的谭震林跳下马背，来到了妇训班，还掏出口琴为她们吹奏一曲《采茶扑蝶舞》，归去时已经日落西山了。
又是一个晴天的傍晚，太阳西沉群山，天色却还明亮。谭震林晚饭后来到涧溪边散步，一眼瞥见田秉秀正在溪边浣洗衣裳，这就使他猛想起田秉秀平时常在青年人中教唱的那只皖南民谣《洗衣曲》，于是掏出口琴吹奏起来。
那美妙动人的琴声，随着清澈的溪水荡漾，流进了洗衣少女的心房。
田秉秀情不自禁地伴和着琴声唱了起来：
一根棒儿两尺长，
姐在溪边洗衣裳。
红叶子落在溪水里，
咿得儿哟得儿哟，
不知飘落到何方？
哎呀咿得儿哟，
哎呀咿得儿哟。
这歌谣抒发了“洗衣姐”对远方情人的思念之情。也许是田秉秀被这种
真情实意所打动，仿佛她自己也成了歌中人，唱得是那样情真意切。
叶啊叶，你别忙，
奴家有话托你寄情郎，
收拾行李早还乡，
咿得儿哟得儿哟，
大家一起赶豺狼。
哎呀咿得儿哟，
哎呀咿得儿哟。
……
唱歌的倒是无意，吹琴的却是有情。田秉秀刚唱完歌词的一半，谭震林已经走近她的身旁。这时的她，不由得脸刷的绊红，心里“通通”直跳，只得拎起水淋淋的衣裳，扭头往“三公所”跑去。
谭震林对田秉秀的好感被同志们觉察了。当地的特委书记问谭震林：“谭司令，她怎么样？”
“不错。”谭震林爽快表明自己的看法。
“看中了！”特委书记兴奋了：“我们找她谈话。”
“别胡来！”谭震林严肃起来：“婚姻不能一厢情愿，要双方都同意才行，莽撞不得！”
然而，偏偏出了莽撞之人。
一天，谭震林请服务团的同志吃饭，男女各一桌，田秉秀自然也来了。
宴会是在晚上举行的。当两杯饶酒下肚以后，男同志们话语多起来，姑娘们不管那么多，只是一个劲地吃。
忽然，一位男士举起酒杯，说：“女同胞们，你们只知道吃，只知道喝，晓不晓得今天喝的是什么酒？”
“谭司令请的酒啊！”女同胞们回答。
男同志说：“这是什么酒？”
“这是谭司令和田秉秀的定婚酒！”
“哈哈哈哈……”
人们的笑声，惊起了落在院中树上的飞鸟。
谭震林没想到他们会如此恶作剧，赶忙说：“你们不要胡来嘛！”
“谭司令不要不好意思嘛！”
田秉秀顿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她看到女伴们正惊讶地望着自己，看到男同伴们得意的笑声，忍不住把筷子一放，只身跑出院子，到村外的田野里，哭了起来。
同伴们把她找回来。
“你要和司令员结了婚，我们还可以沾点光！”
“哈哈，我们这里要出一位司令夫人！”
同伴们的吵吵闹闹，搅得田秉秀心绪更加不安。本来，她是敬重谭震林的，但是今晚之事，令人有被捉弄的感觉，谭司令是以权势压人！
年长一点的章蕴大姐说：“田秉秀同志你不要误会，谭司令请客不是那个意思。即使他看上你了，也得征得你的同意才行啊！”
“你们合计好了，背后算计人。”田秉秀的气还没有消。
“这怎么是算计你呢？是关心你！”
田秉秀和衣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想起了曾经像哥哥一样关心她的未婚夫。
那是在大上海的日子里。他是复旦大学的学生，英俊、蔚洒。他带她去租界看苏联电影，他带她去公园，他和她一起看进步小说，他曾想带她一起去投奔八路军、共产党！由于她再过几个月就大学毕业了，结果他先行一步，她追随而来，但他们失去了联系。后来，她才知道，他离开上海时，泅渡苏州河呛了水，坏了肺，大口吐血，壮志未酬身先死。她惊呆了！在月升中天、夜深人静之时，她只有凝望着未婚夫送她的订婚戒指，默默垂泪。
谭震林突然叩开他的心扉，她心慌意乱。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是首长，他是领导；他风度翩翩，气字轩昂；他已是中年，老练成熟，豁达乐观；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而她自己，只是一个还未成熟的新兵！他正是自己所需要的良师益友，而要结为终身伴侣，这从未想过！她心里矛盾极了！此后几天，她没搭理谭震林。
“我不去，你们愿意你们去。”田秉秀生气了。
“你不去，不更叫他们说你了。你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你才大大方方地去看他呢！”章大姐劝导她，“越是不去，别人越说。你想嘛，是不是这个道理？”
田秉秀想想，也是这个理儿，去就去吧。姑娘们说说笑笑，走进了谭震林的住所，七嘴八舌，与谭震林打着招呼。
突然，又有人使“坏主意”，在窗外叫道：“你们都出来，帮帮忙好吧！”
田秉秀还未明白过来，女伴们忽拉一下子全冲出屋，把房门立即锁上。
谭震林急忙喊道：“都回来，不要再恶作剧！”
呼喊也无济于事，门外一片嘻笑声。他和她被反锁在屋里。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田秉秀默不作声，谭震林先开了口：“这些人，尽胡闹，净帮倒忙！”
略停顿了一会儿，谭震林继续说道：“秉秀同志，这件事弄成这样，让你受委屈，我很是不安。当然，同志们并无恶意。我对你是有好感，可这要征得你同意，你不同意，我决不会用强迫命令的。”
经他这么一说，田秉秀的心放下来了。
谭震林用感伤的话语说道：“看到你，使我想到了我牺牲的妻子。”
“牺牲的妻子？”田秉秀感到意外。
“是的。当时，她的年纪与你现在差不多，我们志同道合参加革命，感情很好。一次，我打仗归来，有人告诉我，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被人诬蔑为'社会民主党’，趁我不在的时候，把她秘密处决了！我最了解她，她是一清二白的共产党员，怎么会是什么'社会民主党’。她的死，我很伤心，我没有保护她，没能尽到丈夫的责任……”
田秉秀又一次感到意外：这位外貌刚强、脾气爽直的将军内心却另有一番强烈的儿女柔情。二人心理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谭震林从感伤的情绪中回转过来，用一种诚恳和期待的口气说道：“秉秀同志，如果你愿意，我请你嫁给我。我们奋斗目标一致，感情上能互相体谅、理解，生活上能互相照顾。如果你不愿意，也希望你直接给我答复。我现在不会对你不礼貌，将来也不会勉强你，不会让你为难。请相信我的诚意。”
田秉秀垂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轻问道：“能让我再考虑几天吗？”
“当然可以！”谭震林爽朗而高兴地答应。
田秉秀站起身来，红着脸说：“我现在想走。”
“门锁了，怎么走？”
“我从窗子跳出去。”
“那你就走吧。”
田秉秀一纵身，真的就从窗户跳出去了……
谭震林谈恋爱，像他指挥打仗一样，很有点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不急不恼，他相信自己的魅力。他又吹起了那把心爱的口琴。
悠扬的琴声，牵动着田秉秀的心。以前听他吹琴好像没觉察出什么，而现在这“琴”外之音却声声打动着她，吸引着她。一次又一次，这口琴简直成了他们的联络暗号。
好事多磨。1939 年 6 月，谭震林和田秉秀在中分村结婚了。婚礼极为简单，结婚那天，略备几碟菜，几位支队领导在一起小酌一餐，两个人的铺盖合在一起，就算办了婚事。
在人们看来，他们俩婚事从相恋到结合，乃至婚后，都处在十分神秘之中。极少数知情者严守秘密，对谁也不说；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不得而知，最多也不过猜测而已；至于全村那些憨厚的村民，其茫然状态就更不用说了。
这年腊月，那时已住在中分村北面谢村的田秉秀，有一次回到中分村来，人们发现谭震林经常穿的那件黑色皮夹克，而今穿在田秉秀的身上，晚间在栗树园看演出时，又发现谭震林与田秉秀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从这些过去从未看到的现象中，人们断定他俩已经结婚了。
至于他俩婚后为什么还这样神秘？原来在结婚时，田秉秀就向谭震林明确表示过：第一，不愿让群众知道我们的关系；第二，要照顾政治影响。正因为要做到这两点，所以他俩婚后长期分居两地，从来不在一处共餐。
婚后不久，曾发生过以下一段小插曲。
有一次，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来检查工作，有人向他反映，谭震林强行和田秉秀结婚。这怎么得了！支队的主要领导人带头这么干，还怎么管别人！
他找谭震林谈话。谭说：“要说一开始，她不愿意是对的，可跟我结婚，她是自愿的。不信可以找她来问问嘛！”
项英说：“你让她写个材料来。如果她不肯写，就是强迫。”
田秉秀痛痛快快地写了，而且还赘了一句：“我已经怀孕了。”
此事只好作罢。
谭震林和田秉秀在中分村神秘地共同度过了 10 个月的时光。用田秉秀自己的话来说：“我不嫌他年龄大，也不是要做'首长夫人’。我把震林同志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我们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结成了患难与共的终生伴侣。”
她晚年曾回忆过中分村的这段峥嵘岁月，记叙了谭震林的战斗生活和他们间同生死、共患难的高尚情谊：
“震林带着四种疾病参加每次战役，一副黄瘦的身躯，谁也难以保证他的寿命能维持到八十一岁又七个月。每当我驻地离他近的时候，我就设法医治他的遍体疥疮和腹泻，直到治好为止。我看他吐黄黑痰时，心里多么不安啊！可是，他打起仗来忘记一切，勇往直前。他为党、为人民、为军队，是那样忘我的搏斗，根本不顾个人安危。”
“当繁昌战役紧张时，尤其是峨山头搏斗，塘口坝血战时，我带着后勤骡子、担子，还带着当地群众和三县妇女训练班的同志，在敌人飞机扫射、轰炸下转移。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指挥所，用小钢炮三次对准目标，震林同志用滚地的方法躲开敌人的炮弹，衣服只剩下里子，鞋子只剩下鞋口。我真担心，他却说：'打仗哪有不牺牲的。’他为党、为人民，置生死于度外。”
“震林同志个人学习非常努力，对我的学习也非常关切，我想自己是个新兵，多么渴望他能帮助我解答问题。我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他总是启发我独立思考，常对我说，'你应该由你所在的组织上帮助你。’”
“他对三支队的上下级干部、战士、官兵、马夫都一视同仁，同命运，共呼吸。过组织生活时，他自己只当一个普通党员，对党小组长非常尊重。
不论是勤务兵还是马夫，都那么尊重。这些对我教育很深。”
“他想吃泥鳅、小鱼，稍有空时，他就拿起脸盆，和勤务兵一起捡泥鳅、抓小鱼，每次还留些给我吃。可惜因工作两地，无法同他一起吃饭，每次我都向他道歉，想起这些情景使我难以忘怀。”
转眼间，中分村的岁月过去了 20 多年。田秉秀早已改名葛慧敏，她和谭震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共和国的土地上突然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乱，谭震林和葛慧敏的夫妻深情又一次经受了时代风雨的洗礼和考验。
1967 年 2 月，面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胡作非为，谭震林忍无可忍，带头“大闹怀仁堂”。在被诬为“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和其他老同志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12 月，江青一伙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大大叛徒”的首都工人体育场大会几天之后，清早开来了一辆大卡车，一伙人冲进谭家，一边搜查抄家，一边把所有子女押上卡车，逐出了家门。
随即，又开来一辆小吉普，连拖带拉，把葛慧敏单独押走了。从这天起，中南海原来的家里，只剩下谭震林。他在所谓“专案组”派来的警卫人员监管下单独
生活，葛慧敏不知去向。举家星散，天各一方。
在极其严酷的迫害中，谭震林坚定而乐观，对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1969 年 11 月，他孤身被安置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办公厅所属的一个保密住处。他特别不放心的是跟随自己数十年的“老太”葛慧敏。其实，那时葛慧敏才 50 来岁，说不上老。但是，在单独监禁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脸色灰涩，满头白发。由于病势日渐严重，她被送进北治疗。直到病情有所好转，这才被允许带了两个有病的小儿女，前往桂林，来到谭震林住处。
这又是一个新的年头。1970 年 2 月 5 日，农历除夕之夜，谭震林亲手烧了年夜饭，迎接失散了近两年的老伴和子女。他所居住的 5 号楼，位于小山上，坐北向南，一排四间平房。那时，谭震林属“全军管”，不仅不能走出住地，就连一家四口，谁住哪一间，都由监管人员指定。他们老两口连个名字都没有，分别叫作“5 号老头”和“5 号老太”，子女都用了化名。所以，直到他们离开，那一带的人谁也不知道这里住着的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
在桂林团聚以后，葛慧敏继续养病，谭震林带着两个小儿女，在后山坡开荒种地，过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葛慧敏回顾在桂林的这段生活，曾说：“老头”也是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人。不过，不论压力有多大，处境有多难，他始终有信心，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最后一定能弄清问题。这是他所以能在逆境中保持坚定和乐观的原因。
冬去春来，1971 年的春节到了。除夕之夜，这座孤单地坐落在山坡上的5 号楼里，虽然没有一个亲友上门，谭震林却像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深山密林里过年一样，想方设法要让身边的家人过好新年。除夕怎么过呢？他同葛慧敏合唱了《新四军军歌》、《繁昌之战》等战歌，他还独唱了京剧《沙家浜》里郭建光的“阳澄湖畔，芦花放，稻谷香”的唱段；然后，葛慧敏唱了青年时代投奔革命之际的《游击队员之歌》。歌声把他们的记忆带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带到了昔日中分村相恋相爱的岁月，同时，更坚定了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
1972 年 12 月 26 日，谭震林特意选定了这一天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返京治病。毛泽东作了批示。随后，迎来了又一个新年。1973 年 2 月，谭震林同家人在那幢 5 号楼里度过了第三个春节。年后，从北京发来一节“公务车”，把他和葛慧敏及子女接回北京。至此，隐姓埋名三年多的“5 号老头”才公开了自己是谭震林。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了。消息传来，谭震林夫妇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兴奋得彻夜未眠的谭震林，快天亮时才睡着了，睡得那样香甜。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未有过的，以至从床上掉在地板上也没有醒。
当他被葛慧敏扶上床后，连自己都惊讶他说：“怎么睡到地板上来了！”接着，是一阵爽朗的大笑。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此时竟兴奋到失态的程度。看着谭震林笑得那样开心、豪迈，葛慧敏也笑了。
这笑声是对跳梁小丑终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嘲弄，也意味着对新的历史时期到来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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