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介绍明朝中期的政治军事情况。本期主要介绍明英宗至明孝宗时期的内容，下一期介绍明武宗至明神宗初年的内容。
正统初年，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内阁大学士执政，宦官尚未控制内阁。后来“三杨”年老，或死或退，司礼监太监王振（？—1449年）权势逐渐膨胀。王振本来是儒士，做过小的官职，后来被贬谪，正逢明廷下令有子之人允许净身入宫，他就自宫进入宫廷，教授宫人读书，被称为“王先生”。王振由于具有比普通宦官较好的文化修养，因此得到宣宗的信任，被派遣侍奉当时的太子朱祁镇（1427—1464年）读书。宣宗死后，已经即位的英宗仍然年幼，称王振为“先生”。张太后（仁宗皇后）死后，三杨仅剩杨溥一人，年老而势单力孤，王振便除去明太祖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任命他的侄子们把持锦衣卫官职，敢于触犯他的都遭到构陷，而公卿百官大多都阿谀奉承，甚至有认他作干爹的。王振还广修寺庙，劳民伤财；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王振用敛来的钱在北京内外修建了多处豪宅，豪华程度堪比皇帝的宫殿。
这时，边疆地区的一个突发事件给明朝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正统二年（1437年）十月，云南麓川宣慰使（宣慰司在今云南瑞丽一带，与缅甸相接）思任发（1387—1446年）反叛，三年后被明军镇服。正统五年（1439年）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致书云南总兵，奏请明朝皇帝，表示愿意进贡谢罪。当时大学士杨士奇等人都建议不要派兵征讨，而要用政治影响来羁縻麓川，侍讲刘球（1392—1443年）还认为明朝主要的边患在于瓦剌，而应当将防御重点放到西北。王振则为了邀功，力主用兵，最终导致麓川之役的爆发。
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明廷下令征讨麓川，征发四川、贵州、湖广等省十五万军队，耗费大量财力物力，结果用兵一年没有任何效果；次年十月，明军再次出兵，深入高黎贡山，大破叛军，思任发逃走，明军班师。思任发后被缅甸人所擒，正统十一年（1446）被缅甸人献于明军。思任发的儿子思机发多次派使者向明廷请罪，而当时内外都希望罢兵休战，王振却非要灭思任发一族，因此在正统十三年（1448）再次派兵十三万征讨麓川。麓川之役给各族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严重消耗了明朝的国力。
就在明朝陷于麓川之役泥潭的同时，漠北草原上蒙古部落的形势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明成祖时击败蒙古各部，维持了北方的暂时稳定，但也造成瓦剌部阿鲁台一系势力的壮大。阿鲁台死后，其子阿剌为知院，权势煊赫；阿剌死后，其子也先（1407—1454年）继任，更进封为太师淮王，而由他所立的大汗脱脱不花形同傀儡。也先的野心逐渐膨胀，对明朝的宣、大地区发动连续侵袭。这时明朝北方边防在成祖死后二十余年废弛已久，又放弃了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南）等地，力量大不如前。这时，在朝中操持权柄的王振便怂恿英宗亲政瓦剌，实则欲为自己增加军功以巩固权位。正统十四年（1449年）夏，明英宗率五十万军队（p.s目前多认为实际人数约在二十万左右）西北出居庸关征瓦剌部，因王振在途中临时改变计划，导致明军被瓦剌军队围于土木堡。土木堡其地缺水，明军被围后苦不堪言，也先假意提出放明军取水，导致明军大溃，瓦剌军趁机进击，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振在混乱中被禁卫军将领樊忠杀死，明英宗与几个随侍宦官被俘虏。这一次惨败是明蒙战争中的重要转折点，明朝的精锐军队京营几乎丧失殆尽，英国公张辅等大将战死，明朝统治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也先俘虏明英宗后，派人挟持明英宗到长城各关隘，逼迫守关将领开关，给明军造成重创。此时败报传回北京，朝中也慌作一团。兵部侍郎于谦（1398—1457年）提出请英宗弟郕王朱祁钰（1428—1457年）监国，并请追查阿附王振的文官党羽，得到了孙太后（宣宗皇后）与部分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于谦又在北京做好防御瓦剌军入侵的准备。同年十月，瓦剌军攻入居庸关，长驱至于北京城下。于谦率军出城迎敌，北京西郊百姓登上房屋投掷砖瓦助战，喊声震地。在北京军民的积极抵抗下，瓦剌军遭到惨败，不得不退回长城以外，被迫与明朝议和。事后，郕王被立为帝，因改元景泰，史称景泰帝。在于谦的策划下，明朝积极布置边防，并将北京的三大营改为团营，集中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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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看到明朝已立新帝，遂于次年将英宗放归。也先之后不久借故杀脱脱不花，自称大元天盛可汗，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出自黄金家族的蒙古大汗。1454年，也先被杀，随后蒙古鞑靼、瓦剌等部再次发生一系列内讧，暂时未再对明朝发动大规模的侵袭。
英宗放归后，形势已今非昔比。英宗的太子朱见深（1447—1487年）被景泰帝废为沂王，英宗自己虽然被尊为“太上皇”，实际上被囚禁在南宫。景泰帝立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为太子，但仅一年朱见济就病死。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重，而未有皇太子，内外人心不稳。
就在景泰帝弥留之际，石亨、徐有贞勾结宦官曹吉祥等人派兵毁南宫墙而入，奉英宗复位，是为夺门之变。事变发生后，于谦等人因刚正不阿，得罪了石亨、徐有贞等一批官僚，又对英宗复位的统治合法性构成了威胁，很快被捕遇害。于谦被害后被收葬于杭州西湖边，时人对于谦之死表示悲愤。景泰帝被废为郕王，不久死去，葬于今北京市玉泉山北。南明时追尊景泰帝为代宗。
英宗复位，改年号曰天顺，当年十月恢复王振被追夺的官位，还为其立祠祭祀。徐有贞（1407—1472年）、石亨（？—1460年）、曹吉祥（？—1461年）等都得到升任与封赏，对异己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不久，徐有贞为了邀买人心，揭露石亨、曹吉祥不法之事，遭到石、曹二人的打击，被流放到边疆。在沉重打击内阁之后，石亨、曹吉祥在内外更恣意妄为，如石亨公开卖官鬻爵，曹吉祥的养子、侄子及其党羽多至前人取得爵位或官职。然而，曹、石等人的行径也日渐遭到英宗的忌惮。英宗在李贤的建议下，逐渐疏远曹、石等人，先于天顺三年（1459年）处理了掌握兵权的石亨一党。曹吉祥与曹钦于是在天顺四年（1460年）七月铤而走险，发动政变。达官（蒙古族官员）马亮到皇宫告发曹钦将要谋反，导致曹钦一党很快被击溃，曹钦自杀，曹吉祥后被凌迟处死，史称“曹石之变”。
曹石之变后，朝臣多有建议给于谦平反之人。但英宗由于为于谦平反会给自己夺门复位带来不利影响，把这件事留给了自己的继承人朱见深去办。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死，朱见深继位，次年改元成化（1465—1487年），史称明宪宗。
北京智化寺，图片来自网络。智化寺本是王振所修的家庙，英宗复位后在寺中设“旌忠祠”祭祀王振，此祠后于清代被毁。
宪宗即位后的外部环境相对缓和，蒙古各部陷入内讧之中；他又为于谦平反，力图缓和先前英宗与景泰帝时期派系势力之间的矛盾。但宪宗时期宦官势力在他的支持下不断发展，朝政便日渐昏暗。成化年间，宦官继续利用司礼监干预国家大政，而依靠厂卫机构监视社会，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或守备全国各地，这时又逐渐操持任免官员的权力。
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宪宗在旧有锦衣卫、东厂的基础上，又增设西厂。此前，宪宗因内官勾结“妖人”窥伺大内的事件而感到不安，命受他宠信的宦官汪直（明朝有两个叫汪直的著名人物，后一个是嘉靖年间倭寇首领）便服带人暗访。汪直是广西大藤峡瑶族人，在西厂设立之初把持着西厂的大权。西厂权势远超过东厂与锦衣卫，逮捕大臣竟然可以不奏请皇帝，还有抓了又放不经奏请的情况。西厂成立后残害官吏百姓，屡兴大狱，到这年五月，大学士商辂急切进谏，宪宗才不得已暂时停罢西厂，但不久又很快恢复。而汪直所提拔的宦官与官吏之间因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引起了宪宗的不满。成化十八年（1482年）宪宗再罢西厂，次年将汪直及其党羽贬黜。
成化年间宦官权势很大，除了汪直还有若干其他宦官，也较为出名，原因在于宪宗本身耽于享乐而不问政事。尽管宪宗并非最爱玩乐的皇帝，但也未励精图治。宪宗怠政，使得大臣难以见到皇帝，朝政便逐渐由宦官所把持。宪宗沉溺女色也是宪宗时宦官专权的原因之一。明宪宗年幼时因土木之变导致英宗失势，因此渡过了不安的生活，他便宠爱比他年长近二十岁的万贵妃。汪直最初就在万贵妃宫中侍从，也是汪直能够飞黄腾达的一个原因。而宦官势力的膨胀，也激化了宦官与朝臣间的矛盾。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去世，其子朱佑樘（音 撑，1470—1505年）即位，史称明孝宗。
孝宗在位十八年间，古代史籍对他颇有赞誉，甚至称他为中兴之主。当他即位时，由于宪宗重用宦官与奸佞，朝政糜烂，孝宗便在用人方面进行整顿，排斥奸邪，任用贤能。孝宗将太监梁芳、内阁万安（约1417—1488年）等人罢黜，刷新吏治，任用了王恕（1416—1508年）、刘大夏（1437—1516年）、刘健（1433—1526年）、谢迁（1450—1531年）、李东阳（1447—1516年）等名臣。孝宗还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得以集思广益。孝宗在政治上的改良包括他个人的勤政、节俭，以及抑制勋贵、宦官的发展，还减轻剥削，救济灾民以缓和社会矛盾。由于孝宗的各种措施，弘治年间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统治集团内部未发生大的纷争，弘治年间也是明朝中期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尽管如此，孝宗对于政治的改良仍是有限的，他本人也难以做到始终的勤勉执政，宦官也仍有宠信，他对于税赋等制度也没有进行大的改革与变动，因此普通百姓的生活仍未能得到较大的改善。《明史》称弘治年间“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比作太平盛世，也过于夸张。但就明中期而言，弘治年间的政治较为清明，这是孝宗不可否定的功绩。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在弥留之际召来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将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1491—1521年）托付给他们，说太子年幼而好玩乐，命他们教他读书，辅导成材。次日孝宗去世，不久朱厚照即位，史称明武宗。
明孝宗朱佑樘像，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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