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变革思潮引起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又一个异常繁荣阶段，大批文学、思想、学术领域人物层出不穷。
梁漱溟（1893年—1988年），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梁漱溟是一个怪人，敢于在会上与毛主席“硬刚”，他文革时期“只批林不批孔”，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他曾幽默地自称一生有四个“没想到”：最讨厌哲学，没想到教了哲学；没学过孔子，没想到讲了孔子；没读过大学，没想到教了大学；标准的京城人，没想到致力于乡村工作。
一 青年经历
梁漱溟的先祖为元世祖五子忽哥赤。1893年生于北京官宦之家。梁漱溟自幼瘦弱多病，喜思考而拙于动手。6岁，入中西小学堂，13岁，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
中学时，别的同学打篮球，他只能旁观。等没人时，他自顾自地拍球上篮，有同学逗他说：“小老头，当心球爆炸了。”
中学毕业时，成绩一直很优秀的他，报考北京大学却未能被录取，深感不服气的梁漱溟曾经公开宣称：“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去当教授。”
年轻时的梁漱溟
1911年，18岁的梁焕鼎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并在机关报当编辑及外勤记者。总编辑很喜爱他，有次为他写了一幅扇面，上书“漱溟”二字。后来，他就以此为笔名发表文章。
1912年，母亲去世后， 梁漱溟潜心研究佛学三年多，立誓“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其间，曾欲往湖南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
此后的七十多年，梁漱溟坚持食素，除了鸡蛋与牛奶，其他荤腥一律不碰。而且，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看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吃力异常，使他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1916年，梁漱溟曾任内阁司法总长秘书，其间不堪官场的尔虞我诈，曾数度想自杀。
第二年，由于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研究佛学的文章，在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下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和佛教哲学。仅仅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可见二十四岁梁漱溟的实力和蔡元培的魄力。
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对世界彻底绝望后，跳湖自杀。自杀前他曾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这件事对梁漱溟的打击很大，由于父亲是前清四品文官，曾多次劝导儿子读儒学，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梁漱溟从此开始研习儒学，以期完成父亲的遗愿。
在北大，梁漱溟的课非常受欢迎，注册的听课生有八十人，结果一来就是二百多学生，不得不移到大讲堂授课。这样的火爆程度，在当时，也只有蔡元培和胡适的课能与之相提并论。
梁漱溟的说话特点是慢吞吞，但直击要害，有着子弹一样的穿透力。那时北大的教员休息室群贤毕至，梁漱溟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放在休息室里，辜鸿铭走过来翻了翻说：“有心人哉。”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梁漱溟还常去同事杨昌济家里探讨哲学问题，总有一位高大青年为他开门，这是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初次相识，虽然两人同岁，但那时的毛泽东还只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二 投身乡村建设
1924年，31岁的梁漱溟从北大离职，随即前往山东，实现他一生最大的理想——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华民族自救的根本出路。之前，在北京南苑给冯玉祥部队讲课时，他就打动了韩复榘。老韩有求必应，在省政府大会上宣称：“我就是迷信梁先生。”
此后许多年，梁漱溟奔波于南北，著文建校，曾到访陶行知所办的南京晓庄师范，考察广东、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等。被外国人多次称赞为“中国的甘地”，他只是礼貌地回了句：“愧不敢当。”
然而，日本人的炮火打碎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梦想。抗战时期，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亲自践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三 民主救国
1937年底，国共关系刚刚有所缓和，梁漱溟就先于其他民主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考察西北的要求。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经国共双方协调，1938年初，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的梁漱溟访问延安，为期18天。他此行带有两个动机，即实地考察和意见交换。
梁漱溟与毛泽东主席畅谈甚欢，共长谈了八次，有两次还是通宵达旦。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拿月薪八块大洋的毛泽东风趣地说：“我和梁漱溟先生早就认识了。”
延安时的毛泽东和梁漱溟
交谈过程中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1940年，梁漱溟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任常务委员。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并出任社长。
1946年3月，梁漱溟以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身份再赴延安，多次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长谈。
几十年后，梁漱溟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同毛泽东交谈的情景：“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1946年5月，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的“第三方面”人士身份参与国共和谈。同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梁漱溟在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体现出强烈的救国热情。
和谈破裂后，内战不可避免的爆发了，最终，更得民心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四 大会堂“直言相谏”
1950年1月，应毛主席、周总理邀请，梁漱溟来到北京。3月12日晚，主席专门派车接他到中南海颐年堂的住处餐叙。由于梁漱溟是素食者，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当主席得知他寄居在亲戚家时，马上派人安排他住进颐和园内一处环境幽雅的小院里。
梁漱溟一时成为主席的座上宾，交流颇多。主席常就一些国家大事征询他的意见。双方可谓坦诚相见、肝胆相照，时而不谋而合、兴高采烈，时而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梁漱溟与儿子合影
也许正是这种“君子之交”，才使敢言直谏、固执己见的梁漱溟惹出了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轩然大波。
梁漱溟认为：解放后，工作重点都转移到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城里的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依然很苦，形成的矛盾比较尖锐。有人形容，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而农民却生活在九地，城乡差距被拉大。
梁漱溟政协会议发言
对梁漱溟的这番“逆耳忠言”，尤其是“九天九地”之说，主席极为不满，对他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不理解我们的“大仁政小仁政”（主席认为此时对付美帝国主义是大仁政，乡村建设暂时是小仁政）。
梁漱溟听了之后，知道是在批评他，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予以申辩。之后，主席邀梁漱溟去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开演前，梁漱溟要求主席解除误会，谈话不欢而散。梁漱溟一气之下中途退场回家。此后几天，梁漱溟连续遭到批驳。
感到委屈的梁漱溟在答辩发言中，与毛主席爆发了一场面对面的激烈论争，还再三向毛主席“要雅量”，要求主席不要“拒谏饰非”，主席也怒冲冲地厉声回击，酿成了前所未有的“廷争面折”的僵局。
毛主席最后说：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梁漱溟仍然不依不饶，直到有人连续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激烈争吵才草草收场。
后来，毛主席依然对这位北大老师很宽容、很尊重，对他所定的基调是：虽“思想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并保留了他的政协委员职务和人身自由和与言论自由。
之后，梁漱溟向政协请了长假，闭门思过。政协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也未给他什么处分，只是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持续的批判。
梁漱溟渐渐地退出了政治舞台，他重新专注于学问研究。此事在文革期间自然就成了梁漱溟挨批斗的最大证据。
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提并论。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表现了其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五 “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1976年9月，毛泽东病逝后，销声匿迹20余年的梁漱溟驱车前往参加追悼会，之后暗自为其诵经。他说：毛主席是我结识的并世人物中最衷心折服的三个人之一。其他二人，一位是周恩来，一位是陶行知。
1978年“两会”，梁漱溟在政协发言，公然否定“文革”，他是举国第一人。后来落实政策，梁漱溟没有申报损失，只说了一句：“我所受的损失，不是多少金钱所能补偿的。”
1985年12月，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参加，被他以“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为由拒绝了。
事后，梁漱溟写信解释说：“北大旧人现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其秉直性格一如既往。
1987年，94岁高龄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自己向毛泽东“要雅量”而酿成“廷争面折”僵局的论争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
“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逝世，享年九十五岁。
弥留之际，这个“怪老头”留给这个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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