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死到临头了，王治馨还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梦。实际上，这位47岁的中年人正是在睡梦中被绑赴法场的。从1914年6月27日被捕，到大理院审判、宣判，直至10月23日半夜执行，只有短短4个月不到，这可不就像是一场噩梦！
按说王治馨也是死过一次的人，他在前清时就曾因贪污案发被上司下令斩首，经人多方说情方始幸免。其后，王攀附上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追随其投身警界，一路官运亨通，直至成为首任京兆府尹，也就是第一任北京市长。不曾想德胜门外刑场的一声枪响，宣告他又荣膺一个“第一”——第一个因贪腐被处决的民国省部级高官。据说王死后，袁世凯特批给其家属治丧银1000两，表示不忘旧情。因此坊间纷传袁氏借王的脑袋，为他整顿吏治祭旗。袁大总统一出手，曾经逃脱砍头的王市长再怎么“狡甚，行隐迹晦”，也终于逃不过那颗迟来的子弹了！
只是，这颗子弹是不是像它表面看起来那样正义呢？
要想解开这桩民国反腐第一案的谜底，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1912年3月，北方大地乍暖还寒，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史称民国北京政府或北洋政府。这个政府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虽说开始向西方转型，但尚不完善。各级官吏违法渎职的情况日益增多，利用职权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各种丑行屡见不鲜。深谙封建官场旧习的袁世凯这样形容当时的大小官吏，“或偷懒旷官，或瞻循误事，或奢靡害俗，或嬉游耗时”，如不及时整治，危害甚烈。
于是，一个专用于反贪的机构——肃政厅（平政院下设）应运而生了。从1914 年3 月成立至1916 年6 月裁撤，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头目被尊为“都老爷”的机关，查办了400多个大案。其中影响较大的便是文首提及的京兆尹王治馨纳贿贪赃案。该案办理速度之快，涉及关系之广，成为民初的奇案大案，却也依稀可辨幕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前文说到，王治馨原本就有贪赃受贿的恶习，并没有因为到了民国就有所改观。在京畿最高长官——京兆府尹任上，他越发地肆无忌惮了。京兆府当时所辖24县，除一个县令因有强大后台未向王行贿，其余23个县的县官每人都向其“孝敬”，每笔都在几千两，其赃款共达5万两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受贿，即使在清朝200余年间也是鲜有所闻。此外他又买卖官职，明码定价，第一等县为5千两，二等3千两，三等2千两，影响恶劣。
据说王治馨贪得无厌，且生性狂妄，在一次宴会之上，和一名肃政史官员聊天，谈兴所至，竟然逞一时之快谈及自己贪赃纳贿的各种情由，丝毫没有顾虑对方的身份。然而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位肃政史官员随即展开调查，并对王进行弹劾。王治馨闻其恶行败露，迅速将有关证据毁灭殆尽，导致此案久悬不结。后来经肃政史调查簿记，又查出王治馨委托一家商号代办税款等违法事实，于是又提出纠弹，此案后交司法部，终于水落石出，王无从解释，锒铛入狱。
北洋政府档案里有关京兆府尹（即顺天府尹）王治馨被法办的记载
由于王治馨在警界的广泛人脉以及与赵秉钧的密切关系，在他被捕之后，许多人为之求情，请求袁世凯“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贪赃纳贿，本是晚清和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但对于惩办王治馨一案，袁世凯却很有决心。在外界看来，他是要拿王治馨开刀，祭奠其为整饬吏治而打出的反腐大旗，其实内幕真相远不止如此，中间还掺杂了王治馨与袁世凯的私人过节。
那是1913年3月20日，国会中反对党领袖宋教仁倒在上海火车站月台的血泊中，一时舆论哗然，指斥袁世凯、赵秉钧为幕后元凶。袁世凯自然加以撇清，真假莫辨之际，王治馨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谈话，声称宋教仁之死，赵秉钧不应该负责，应另有其人。此言一出，好像是为赵辩解，但实质却是将嫌疑指向了袁。王治馨竟敢怀疑袁大总统，他也真是活腻了。
于是，袁世凯收到肃政史呈上的王治馨贪渎报告后，如获至宝。马上批复，由大理院开庭判决，处以死刑。从判决到执行，没超过24小时，办理之神速，前所未有。
民国警察执行枪决
从民国反腐第一案我们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反贪腐的制度、措施和实际行动中，确有一些作为。但是，在这个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民国总统的独裁权力却不断增强。虽有国会的存在，但自袁世凯起，面对历任军阀总统刻意构架的体制所形成的绝对权力，却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对其有所约束。这注定了自袁以降，整个民国的反贪污腐败都患上了“重症肌无力症”——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开始还想重拳整治，接下来也还有那么一些力度，直到渐渐疲软，任由中西腐败手段相融合，无能为力也。其关键一点，还在于这些军阀头目自身不“硬”，又如何能担当起“打铁”的角色呢？
本文为转载，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原文《民国反腐第一案》，文亚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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