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战场形势还很不明朗的时候，前苏联的对外情报工作范围很广泛，而对英国的情报渗透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怎么才能在英国建立一个高效的情报网呢？
英国也有共产党的组织，作为相同的意识形态，如果招募党员很便利，但是，他们往往行动太激进，容易引起英国情报部门和政府的注意。况且，他们大多出身于工人家庭，打进英国上流社会的机会也很少。
最后，苏联情报部门有了一个绝妙的、堪称完美的计划：
找几个出身高贵、前途光明的大学生，组织一个工作小组，想方设法把这些人安插到英国的各个国家机关去，最好安插到英国情报部门中去。
在维也纳，地下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菲尔比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出生于印度的安巴拉，父母都是英国人，他的父亲哈里.菲尔比是英国派驻印度殖民地的一位高官，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家。
父母为了让菲尔比受到更好的教育，当到了上学的年龄，菲尔比就被送回英国的学校读书。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历史系。受新思潮的影响，进校后他很快就加入了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并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
他接触到批评工党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除大量阅读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外，他还参加学会组织的各种气氛热烈的讨论会。
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菲尔比确立了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1932年，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满腔热情只身前往，经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他在维也纳参加了一个地下共产主义小组。
当时，克格勃正在为建立情报网挑选合适的人选，出身高贵、热情活跃的菲尔比立即受到邀请，加入情报机构，为苏联这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工作。
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渴望的菲尔比，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1933年5月，菲尔比带着新婚的妻子利兹回到了英国，回来后，他和往日的政治朋友断绝了来往，不再谈共产主义，经常出入德国大使馆。
不久，他加入了纳粹阵线组织英德联谊会，并在其中担任了不少职务，他想搞到一笔纳粹的经费，创办一家旨在促进英德关系的商业刊物。
为商谈此事，他曾几次到柏林找德国宣传部洽谈，与戈培尔会晤，此时，他的正式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
业余时间，他花在追逐女人身上，给人的印象俨然是个沉迷风月的花花公子。
1937年2月，菲尔比持英国护照，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西班牙。
当时，由苏联支持的左派“共和军”与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的军队正打得不可开交。
在这里，菲尔比的任务是以随军记者的身份跟随佛朗哥的军队作战，深入到佛朗哥法西斯占领区，在重要的地方潜伏下来，搜集有关佛朗哥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手资料。
菲尔比完成得非常出色，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
一次，他和另外3名记者乘车在路上行驶，突然遭到炮击，小车被一发炮弹击中，他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其他3人全部被打死了。
为表扬他的勇敢精神，以及他出色的报道和时政分析，1938年，菲尔比获得了由佛朗哥将军亲自授予的十字军功勋章。
因此，菲尔比也成为佛朗哥指挥部的官方记者，并且有机会接触机密情报，当然，这些机密情报，他无一例外的迅速报告给了莫斯科。
但是，更重要、更大的任务在等着菲尔比，一天，他接到新的指示，苏联情报机关要他想方设法打入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获取第一手资料。
这也就是文章开头克格勃的计划，在英国建立情报小组的最终目的。
1939年10月以后，德军攻击法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法国上空战争风云迅速聚集，《泰晤士报》要菲尔比从西班牙撤回英国，菲尔比顺水推舟地同意了，随后，他被派往西线英国部队做随军记者。
1940年夏天，机会来了，一天，《泰晤士报》国外新闻编辑告诉菲尔比，英国国防部的一位上尉托他问菲尔比是否“可以做些有关国际方面的工作”，菲尔比立即表示愿意。
经过与几位身份不明，显得很有权威的人会谈后，菲尔比被通知到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五处报到。
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各个部门都在招兵买马，检查制度也比较混乱，对菲尔比的历史调查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下军情六处，对方查了一下档案后回答说：“没有问题。”
苏联情报部门得知这一消息，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时，苏联最担心的是英国与德国法西斯单独媾和，以及改变战争方向把火引向苏联，因此，指示菲尔比汇报这些情况，并尽量设法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1940年到1944年，菲尔比和“剑桥五杰”中的其他人都归安纳托利.鲍里索维奇.戈尔斯基（安纳托利·格罗莫夫）领导。
戈尔斯基1907年出生，1936年被派往伦敦任苏联大使馆一个小小的非外交职位的技术人员。1937～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伦敦间谍机构的清洗给了他完成任务的机会，他因此也升了官。
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训，接着就晋了职，最后以负有外交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身份被派到伦敦。
这时，菲尔比进入英国情报机构不到一年，就从破坏活动科调到特别行动执行处，最后又调到从事反谍报活动的第五科担任伊比利亚组组长，而第五科科长考吉尔是菲尔比剑桥大学时的好友。
第五科的基本任务是获取国外有关针对英国的谍报活动情报。
一个偶然的机会，菲尔比发现军情六处的档案室就在第五科隔壁，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第五科除了窃取无线电通讯情报外，还使用相当复杂的技术偷拆外交邮袋。
当时欧洲大陆烽火连天，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被切断，所有的外交邮袋均需空运，飞机误点的情况经常发生。
各国信使抵达机场后，经常会听到飞机因气候恶劣或发生技术故障而误点的通知。于是，信使们只好坐在候机室里守候他们的邮袋。
这时，机场保安人员会很有礼貌地来帮助那些信使：“老兄，你看我亲自把它锁起来，在你回来前保准不会出事。”信使们大多非常乐意接受机场的帮助，如释重负地出去游山玩水。
信使离开后，保安人员就会立即通知早在等候的第五科专家们，他们开始解开邮袋的绳结，启下封条，取出里面的东西进行拍照。
最后，也是最难的工作，是把邮袋里的东西一丝不差地放回原处，并且极其精确地照原样重新系好绳结、贴上封条。
菲尔比不错的学历，加之做记者丰富的社会阅历，使得他所具备的能力明显比一般人强，特别是在邮袋最难的一丝不差放回原处这一点显得特别突出。
二战后期，菲尔比的表现越来越好，因此，他被调到反间谍处。
随着战局的明朗，菲尔比接受了克格勃新的任务：搜集英国秘密情报局情报处第九科的所有情报。
1941年，两名苏联特工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和奥尔曼.乌兰暴露之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为了研究有关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专门成立了第九科。
此时，战争即将结束，西方国家与苏联的摩擦和冲突日益明显，英国政府确定苏联是未来的假想敌，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开始把他们的工作重点转向了苏联。
第九科专门负责刺探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情报，进行对苏联的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
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是严格保密的，菲尔比根本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
于是，菲尔比同苏联情报人员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战争结束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军情六处的规模将会急剧缩减，第九科和第五科都是反间谍部门，极有可能合并，而新合并的单位在军情六处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莫斯科中心通过菲尔比的上司对他下达命令：“不惜一切手段谋到第九科科长职位……”
要想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进而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
菲尔比思考一番后，开始行动，他觉得应该先寻找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与第五科科长考吉尔有矛盾的人。
考吉尔是一个居功自傲的人，树敌不少，与考吉尔作对的同盟者不难找。
菲尔比首先想到维维安上校，此人负责军情六处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也是考吉尔的顶头上司，但考吉尔根本瞧不起他，经常把他甩在一边，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考吉尔的做法十分不满。
结果，菲尔比第一次与维维安上校交谈，就达到相当满意的效果，以至于维维安主动地问他：“现在，该怎么对付考吉尔？”
菲尔比知道自己不适合讲得太多，但他巧妙地暗示维维安上校，可以去找高官告考吉尔的状，败坏考吉尔的名声。
菲尔比还想到了一个可以制约考吉尔的人，那就是军情六处首席参谋官。
此人头脑清醒，思路缜密，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具备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菲尔比非常敬佩他，认为是他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
当时，考吉尔同军情五处关系搞得很僵，互相老是作对。但在战争的压力下，为了更大的共同目标，短时期内彼此还可以容忍，可是，这种局面不可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如果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对考吉尔施加压力。
所以，当维维安再次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故意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建议维维安最好去问问首席参谋官，把考吉尔的情况顺便说说。
菲尔比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见的面，也不知道是怎么说的，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觉得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
首席参谋官主动打电话给菲尔比，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他。
菲尔比和他愉快地见了面，首席参谋官显然是在考察菲尔比，而菲尔比也尽可能地做出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恰好这个时候，考吉尔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件事帮了菲尔比的大忙。
考吉尔曾以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名义起草签发了一封信，是写给美国中情局局长胡佛的。他在信中措辞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情报工作的做法。
当然，考吉尔说的有许多是事实，但是这类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的。
审查信件的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很不满意，在信上写了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成为取笑的对象。”
他们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信，维维安把这份差事交给了菲尔比。信写好后，维维安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他们没做任何修改，便把菲尔比写的文稿交给了局长的秘书，信件很快发了出去。
第二天，维维安告诉菲尔比，他跟外交部的官员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
军情五处的人和考吉尔的矛盾日益加深，他们把考吉尔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几乎是公开与他抗衡。
这还不算，考吉尔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矛盾也公开化了。
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部下亲信也相互攻击。
对方怕闹大了影响不好，暂时妥协作一些退让，但考吉尔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使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
菲尔比巧妙地通过局长老部下的关系，将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强烈不满告诉了秘密情报局局长。
维维安召见菲尔比，让他看了自己写给局长的报告，里面详细叙述了维维安与考吉尔争吵的整个经过，同时主张战争结束后，在和平时期必须对反间谍机构进行根本的改革。
维维安在报告中提名菲尔比为第九科科长居里的继承人，还特别详细地对菲尔比的能力进行了一番赞赏，说菲尔比是担任这个职务的最佳人选。
几天后，秘书打电话通知菲尔比说局长要见他。
他走进了局长的办公室，当听到局长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知道自己的好运降临了。
局长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并告诉他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他接替居里，担任第九科科长。
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居里做了第九科的科长。
菲尔比积极利用“技巧高超的打击”为英国情报小组带来了各种机会，终于成了克格勃“五杰”中杰出的一个间谍。
联系客服
